谨以此文献给妈妈八十四岁生日

                文／余兴喜

       题目原来想写作《母亲》，但总觉得还是“妈妈”两个字最习惯，最亲切。我有两个姐姐、四个弟弟。我们姐弟七人从小到现在，不论是当面称呼还是相互间交谈，对母亲的称呼从来都是“妈妈”两个字，甚至从来都没用过“妈”这个单字。                                      

         2021年6月29日，贺杨畔村党支部书记贺虎林来到县城妈妈的家里，给妈妈送来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妈妈是老党员了，1960年入的党。妈妈叫刘崇秀，1938年农历十一月初十生于陕西省靖边县黄蒿界乡前河庄的一个农民家里（我老家一般把“村”称作“庄”），1955年春与也是农民的我的父亲结婚，来到了相距十多里地的同一个乡的周圪崂庄。1955年冬农业合作化，周圪崂庄成立周圪崂农业合作社。1958年成立黄蒿界人民公社，周圪崂农业合作社变为黄蒿界公社大界大队周圪崂生产队。1983年“包产到户”，1984年周圪崂生产队变为黄蒿界乡贺杨畔村周圪崂小组。妈妈在周圪崂农业合作社和周圪崂生产队集体中劳动了二十七年多。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党员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道德模范。按照那个时候农村人的观念，共产党员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大公无私、办事公道。如果有哪个党员做事不符合这个观念，人们往往会说：“那还是一个党员？”按照一般的理解，政党是政治组织，加入某个政党是一种参与政治的行为。但是在中国，往往不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大力吸收有较高群众威望的优秀分子入党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举措，这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甚至可以说这也构成了党的执政基础。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合作化，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老百姓从党在这些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中吃了不少苦，但他们对共产党仍然充满信心，共产党拥有这样一大批具有道德楷模作用的普通党员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党员往往很单纯，认为比他们职务高的人一定比他们的觉悟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不懂政治，其中有些人被政治所利用，但这些人在原基层单位一直都有很高的群众威望。合作化后，妈妈在合作社劳动吃苦，不偷懒耍滑，活儿又做得闩整；不传闲话，不嚼舌头，没有是非；为人厚道，肯帮助人；与合作社里的人相处也很融洽，没和谁红过脸；遇事讲道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敢说公道话。因此，合作化不久，她就当上了妇女队长，一当就是二十多年。由于她的群众威信高，1959年，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许广明多次劝她入党。一开始妈妈说她没文化，什么都不懂，她不入党。这位书记反复给妈妈讲:“你也是穷苦出身，共产党就是穷苦人的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你入党后不要你多做什么，只要保持现在这样就行。保持现在这样就是为党做贡献，为党争光了。再说，入党以后大队党支部开会你也可以参加了，对你们周圪崂也好。”那时候周圪崂唯一的党员张子秀也多次劝她入党。最后，妈妈觉得再不入党就就对不起那些信任她、抬举她的人了，入党也是为了生产队好，为了大家好。这样，她就于1960年入党了。妈妈入党不久，就被选为大队支部委员会委员。此后，她担任过大队妇女主任、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妇女副主任、县贫协委员以及县、地区、省三级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妈妈多次参加过各种先进代表大会。1975年，我还和妈妈还一起参加了靖边县妇女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

                        （二）

        妈妈小时候很苦。外婆一共生了十一个子女，先是生了六个小子，后又生了五个女子，妈妈是外婆的第四个女子。外爷外婆家的光景本来很好，有不少田地和牲口。但外爷好赌，卖完了田地、牲口就卖儿子。我的六个舅舅中只留下大舅、二舅，就是他们俩也都出去要过饭。三舅、四舅被卖到了蒙地（内蒙），五舅被卖到山西。六舅生下就被遗弃了，被别的人家捡回去，但最终没有养活。也许是小时候贫苦的生活，也许还有先天的因素，赋予了妈妈能吃苦、不怕苦的坚韧性格，以及同情别人、乐于助人的善良品格。在“改革开放”前，农村整体上一直都很贫困，很多地方吃不饱饭。尽管黄蒿界公社在靖边县算比较好的公社，我们周圪崂生产队在黄蒿界公社又算比较好的生产队，我们家的光景在周圪崂生产队也还算比较好的，但仍然与绝大部分农村家庭一样，每天早饭的主食是一种叫做“窝窝”的食品。每天晚上把窝窝面和好发酵，第二天早晨做早饭时像蒸馒头一样放锅里蒸，只是不用加碱一类的东西，吃起来有一股酸味儿。窝窝面可以用很多种材料来磨制，虽然名字都叫窝窝，但材料不同它的营养和口感也大不相同。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窝窝是软糜子窝窝，它的窝窝面就是纯软糜子磨的。平时吃的窝窝面的材料有高粱、秕糜子、秕谷子（秕糜子、秕谷子是不能碾成米的糜子和谷子）、稗子（一种湿地生长的野草籽）,再加上糠，当然还可以加上各式各样的不好单独吃的东西，例如野草沙蓬籽、绵蓬籽。我们家的窝窝在周圪崂算不错的，但也是要加糠的。糠是穈子碾成黄米、谷子碾成谷米（即小米）时脱下来的壳。那个年代在农村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都是不能浪费的。光景好的，粗糠（碾第一遍脱下来的壳）喂猪，细糠（碾第二遍以后脱下来的壳）人吃；光景不好的，粗糠、细糠都人吃了。我们家的窝窝，少数几次加了点粗糠，大部分时候只加细糠。尽管这样，加了较多秕糜子、秕谷子又加了糠的窝窝还是不好下咽，一般要和洋芋一起吃。那时候农民的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以春夏秋三季为例）：早上天麻麻亮(农忙时更早)，人们就去地里干活儿，干两个小时左右回家吃早饭。早饭一般是窝窝、洋芋，还有稀谷米米汤（稀饭）。吃了窝窝、洋芋后，再喝两三碗谷米米汤，立马就有了很饱的感觉。早饭后出去干活儿到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回家吃午饭，如果路途较远则需要带饭或送饭。午饭我们家通常是黄米饭（有时也吃高粱米米饭）、洋芋熬白菜（没有新鲜白菜的时候就是熬酸白菜）。由于洋芋、白菜相对充裕，大人会鼓励娃娃们多吃菜，大人们自不必说。晚上天黑得看不见干活儿了收工回家。晚饭一般是谷米米汤，再热上早上剩的窝窝，有时也还有中午剩的东西，如果觉得没吃饱就多喝两碗米汤。尽管自己家里面也比较困难，但我们家帮助别人都是很慷慨的。记得小时候讨吃要饭的特别多，特别是到了冬季农闲的时节和春季青黄不接的时节，平均三四天就有一个。尽管这样，凡是上门的，妈妈都会给小半碗米。庄里的人说起来，说那些讨吃的老爱说大榆树那家人给了什么、给了多少，以此希望别的人家也按这个标准给(小时候我们家门口有两棵大榆树，1973年伐了)。妈妈常对我们说:“除了个别二流子，出来讨吃的都是没有办法了，但凡有一点办法谁愿意舍出脸皮低三下四地讨吃要饭。人都有落难的时候，我们是不宽裕，但这些人比我们更不容易。”有时候天黑了，这些讨吃的也在家里过夜。我们姐弟们特别是对家里住个讨吃的有意见，嫌这些人脏。妈妈会说：“咱们家嫌人家脏不让住，别人家也嫌脏不让住，那你们说这些人晚上住哪里？就让他们冻死不成？”那时候农村普遍粮食不够吃，好多生产队每人每年只有几十斤口粮，每年都有一些亲戚甚至是很远的亲戚来求助。不论亲戚远近，我们家都会尽力帮助。对于一些有困难但又不好意思开口的亲戚，妈妈也会主动给。记得经常有亲戚在走的时候和妈妈互相拉扯推让，妈妈要他们把东西拿上，亲戚会推辞道：“你看我空手来，又吃又拿，我怎么好意思。”妈妈都会劝说：“你们不是今年不好么，谁都有遇到灾遇到难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年你们那里好了，我们这里不好，我还会找你要了。”经过多番推让，亲戚最后把东西拿上了，一般都会说：“哎，谁知道哪年哪月才能把你们的恩情还上。”我远房的四哥那年刚刚分家自立门户，搬到离我们家几十步路的新窑住。妈妈觉得他们家娃娃多，生活困难，就送过去两块腌猪肉。四哥特地上家里来道谢，说他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腌猪肉。不只是亲戚，对于庄里个别困难的家庭，妈妈也会资助。为了让对方好接受，妈妈有时会说：“说起来咱们也是亲戚。”然后，会说怎么怎么个亲戚关系。农村人谁家和谁家都可以攀上亲戚关系，比如张某的两姨妹子是王某的妗子，王某又是李某的叔伯妻哥等等。有时甚至附近别的生产队的人也来借粮。开口了，我们家都会借给他们。借粮的说：“知道你们家人好心善，才来你家借。有些人家光景比你们家好，可我就是不敢开口。”

                     （三）

      妈妈能吃苦，年轻时也有力气，很多农活胜过一般的男人。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担任妇女队长等职务比别人少干活，或者拣轻活干。整地，推土，挖壕，抓粪，背背子，铡柠条，这些重活在妇女中她干得最多。从大西梁背柠条到大沟的前沟，约十里沙路，她一次背两百多斤。她不但干重活，而且干活儿快，出活儿。说起有什么诀窍，妈妈说：“哪有什么诀窍，还不是不惜力？”周圪崂很多人都说，男人里边余治江，女人里边刘崇秀，是周圪崂吃苦最多的两个人。妈妈生了我们弟兄五个，从来没有在生产前请过一天假。1969年4月生产老五那天，妈妈天黑后收工回家，一路上肚子疼得特别厉害，出汗出得感觉衣服都湿透了，实在不行就在路边坐一会。就这样坐一会儿，走一会儿，挪到家不久，孩子就出生了。妈妈他们的吃苦，换来了周圪崂面貌的大改变。陕北十年九旱，加上土地沙化严重，单位产量很低。周圪崂在合作化的时候和公社化的前几年几乎没有水地，基本上靠天吃饭，是黄蒿界乡、黄蒿界公社中的穷社、穷队。经过大家十多年的艰苦奋斗，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74年，尽管人口比合作化初期增长了差不多两倍，但人均水地面积达到了两亩多。即使遇到大旱之年，也能保证基本的口粮。周圪崂在1970年成为公社和县里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一直保持到不再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从1965年起，周圪崂人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特别是1970年以后，方圆几十里各个庄有女子的人家，不少都打听看周圪崂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周圪崂后生们问婆姨找对象，明显比很多生产队的容易。尽管周圪崂的生活水平明显比很多生产队好，但与现在相比，那个时候总体上还是比较苦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一是那十多年正是大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每年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工是花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还要买柴油机、水泵等机器，抽水拉沙造田还要烧柴油。二是国家的征购粮任务很重，差不多需要拿走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征粮是农业税，无偿的；购粮政府给钱，但每斤粮食只有几分钱。三是各种出劳力的任务比较多。县、公社、大队每年都有很多要生产队无偿出劳力的任务，比如修公路、修水利、搞建设、民兵训练等。四是化肥、柴油、柴油机、水泵等农机的价格与粮食价格相比就显得非常贵。如果用柴油机抽水灌溉种粮食，再把粮食卖给国家，卖粮食所得的钱不够柴油钱，更别说买机器的钱和肥料、人力、畜力了。而且，化肥定量供应，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五是农业科技落后，单位产量低。且不说这些年有了极大进步的农业机械化，就说种子，同一种作物，现在种的品种与过去种的品种相比，很多作物的单位产量现在是过去的两三倍。六是当时的政策把所有的人都绑在土地上，农民没有其他来钱的路。七是集体的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端。比如“大锅饭”、集体决策难度大、组织集体生产的成本高（如经常要开会）、整齐划一的劳动不经济、难以满足每个家庭的不同需求等等。话说回来，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如果没有像妈妈这样一批艰苦奋斗的人，农民的生活将会更苦，甚至生存都有问题。

                      （四）

        妈妈办事公道，肯自己吃亏。既有原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又宽宏大度，能理解人，体谅人，处处为别人好。生产队的时候，除了有少量的自留地，人们吃的东西基本上都靠生产队里分。分粮食一般都是男人的事儿。粮食比较好分，因为粮食可以搅拌的很匀称。薯类和蔬菜主要是洋芋、红薯、萝卜、蔓菁、白菜、豆角这些东西，有大有小，时常有人认为分得不公，找负责分的人拌嘴。男人们认为这是婆姨女子的事，分这些东西就让妇女们分，但总是有人认为她自己分到的不好，不时发生争吵的事。后来分这些东西的时候，只要妈妈在就是妈妈的事了。只要是妈妈主持分的，从来没有人认为分得不公，自己吃亏了。前不久与妈妈说起这些事，妈妈说她总是尽量分公平，并且自己的绝对不能比别人的好。有时候分完了，会有人拿他们家那一堆里的大的来换我们家堆里的小的，都被妈妈婉言谢绝了。妈妈说她哪能换，只要人家有这个话，她就心满意足了。一个生产队的人天天在一起打交道，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妈妈碰到了，都会及时地主动劝说他们，他们也都听妈妈劝。有时候他们会主动来找妈妈评理，妈妈会给他们讲清楚是非利害。有两次，因为有人传闲话发生了误会，酝酿着要打架，妈妈知道后都及时制止了。与周围生产队比，周圪崂生产队吵嘴打架的少，风气正。周圪崂余家是我爷爷的父亲带着一家人从榆林那边逃荒迁过来的，我爷爷弟兄三个共生了五个儿子，我父亲排行第五。因此我们这一辈的叔伯哥哥嫂子都叫我父亲为“五大（读二声da）”,叫我妈妈“五妈”。比我们晚一辈的叫妈妈“五奶奶”（当地方言发音为nivo，二声，称奶奶为nivo’nivo)，外姓的按照辈分叫“五嫂子”、“五婶子”、“余五奶”等等。农村的好多家庭，婆媳之间，夫妻之间，妯娌之间，姑嫂之间，晚辈与长辈之间，有时会闹矛盾。这些家庭遇到这些事，往往会有人提议，“找你五奶奶（或五妈、五婶子等）去吧”。他们来找妈妈去给他们评理，或者说合。妈妈会说：“你们要是听我的，我就给你们说说；你们要是不听，我就不说了。”来人会连连答应一定听，并且会说：“在咱们周圪崂，只要是你说的，不管是谁都会听。也就是你说的谁都听，我才来搬动你。”妈妈一般会指出谁错在哪里，本来应该怎样做，该批评的批评，劝他们各自改正自己的错误，好好过日子。妈妈会指出他们吵嘴打架对孩子的影响，对老人的影响，对自己名誉的影响。因为妈妈从不偏向一方，又都是实心实意为他们好，他们都能接受。生产队人多，总是什么样性格的人都有。有些人大家都觉得不好打交道，但他们对妈妈都很好。有一位比妈妈年龄大、也是妈妈长辈的妇女，与全生产队的大部分女人和一些男人都嚷过架，还和几个人打过架，但对妈妈从来都十分尊重。有一位叫妈妈五婶子的晚辈媳妇因为妈妈保护过她，也劝说过她，她对妈妈说“你像我的亲妈一样对我好”。这位妇女不幸早逝，妈妈说起她来就叹息：“命不好，早早的就走了。”她的几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最近还先后来看妈妈，说他们的母亲生前经常给他们说妈妈怎样怎样对她好。妈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老记着别人的好。哪怕是一点小事，都记得十分清楚，往往也让对方十分感动。记得2011年在父亲八十寿辰的庆典上，妈妈的讲话，说了很多人对她的好。我的一位叔伯嫂子对我说：“五妈这个人，别人有一丁点好她都记得。我那点小事，要不是五妈今天说，我早就忘了。”我四大是我父亲的叔伯哥哥，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那些年不管是家里还是公家遇上什么事，四大都习惯来我们家，与妈妈和父亲商量。他特别重视“看他五妈怎么说”。四大前几年去世了，他生前几次给我们兄弟说：“你五妈这个人，虽然是个女人，但看问题做事一般男人赶不上。好多事我想不到的，你五妈人家能想到。你五妈要是个男的，再有点文化，这个人了不得，要比大部分吃公家饭的干部强得多。”

                  （五）

        妈妈没上过学，不识字。然而，不论是和大家小范围谈事、拉家常，还是在公开场合讲话，她说的话大家都爱听，都接受，往往评价很高。她讲话的特点，一是实在。她的每句话都是实话，绝对不会有虚假；对于不懂的，她从不装懂；不知道的，她不会估计着、猜测着说；一是一，二是二，从来不说夸张的话。二是实际。那些年运动多，不管是什么运动，她总能自然而然地联系到怎么把生产队的工作搞好、把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这个实际上，从来不说空话、套话。她说：“咱们是农民，把咱们农民该做的事做好比什么都强，做好了咱们农民的事就是给共产党争光了。”三是讲理。妈妈常说，官大、辈分大、权力大，再大也大不过一个“理”字。要让人家从心理服你，说话、做事你得在理。你说话、做事不在理，即使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服；你说话在理，即使有人受批评心里不高兴，他也说不出来，过后他慢慢想会想明白。四是有情。不论是拉家常还是会议上讲话，妈妈经常说到别人的好。谁吃苦了，谁受累了，谁帮助人了，谁进步了，他都记得，能表扬的她总找机会表扬。她总是把成绩、贡献归于别人，把失误归于自己。五是温和。她有时批评人，也是劝导的语气，但从来不板脸，也不高声，不说伤人的话。记得文化大革命时，公社和大队都组织过对一些人的批斗，要求每个人都发言。妈妈的发言语气就像是劝人，指出他确实存在的问题，帮他分析，说“你这件事确实做得不对，以后要注意。”为此，她还被一些领导和群众认为是斗争性不强，原则性不强。妈妈说：“我这个人就是说不出口那些狠话。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说了。”妈妈私下里也对我们说：“这些人到了这一步也难了，有错误给他们指出来让他们改。墙倒众人推，别人要推咱们没办法，咱们不能推。”妈妈说她有几次大会讲话别人都说好，她自己也觉得满意。有一次是在全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讲话，参加会的差不多有两百人，这也是她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话。一开始有点紧张，当正式开始讲起来后，就把紧张给忘了。讲了大约有二十多分钟。我问妈妈你讲些什么，妈妈说：“还不就是生产队那些事。说我们是怎么做的，有什么经验和教训，以后要怎么做。这些事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是自己心里一直想的，我心里清楚。”1976年秋后，靖边县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指定妈妈大会发言，介绍经验，要到大礼堂的讲台上讲。妈妈说她没文化，怕讲不好，一直推辞。但公社妇女主任李金梅再三鼓励她，说她一定能行。妈妈说她再推辞就觉得对不起李金梅等领导的好意了，就答应了下来。大会发言的共三位，另外两位都有发言稿，大会组织者事先对发言稿都进行了审查。妈妈因为完全不识字，没有发言稿。县妇联主席冯桂莲不放心，反复问过李金梅，在大会发言的头一天下午又特意来和妈妈聊了一会儿，觉得妈妈说话实在，有条理，还不至于出大问。当着这么多代表和领导在台上讲话，妈妈还是有压力，讲话的那天早上都没吃早饭。她上台时觉得很紧张，一开始讲就放松了。讲了四十多分钟，下面听的鸦雀无声。她介绍了周圪崂生产队这些年怎么艰苦奋斗，做了哪些事，取得了哪些成绩，张三李四谁是怎么做贡献的。当讲到李子连时，她说李子连也是这次会议的代表，就坐在下面。主持会议的冯主任插话说：“李子连是哪一位？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由此引来一片掌声。妈妈讲完后，又是长时间的掌声。有很多人问李金梅，也有问妈妈的，问妈妈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什么文化程度。会后，当时的公社书记贺天亮问李金梅：“刘崇秀讲得怎么样？”李金梅说：“这么给你说吧，刘崇秀是这次会议上讲得最好的。刘崇秀讲的那些，我自己肯定讲不出来。”妈妈自己对那次发言也很满意。妈妈说，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说得那么好，没想到会受到那么高的评价。

                     （六）

       妈妈自与父亲结婚以来，在余家家族里深受尊重。说起“五妈”、“五奶奶”、“老五奶”，全都是尊敬和赞扬。按妈妈的话说，“余家人老的小的把我抬举得够数”。在妈妈与父亲结婚之前，父亲已有两个女儿。在二姐一岁多时，大姐、二姐的母亲因病去世了。妈妈进门就当妈，把两个姐姐当作亲生的一样。妈妈后来生了我们弟兄五个，成就了父亲“五男二女”的期望。最近这些年，大姐、二姐经常说起妈妈对她俩的好。妈妈说她自己从感情上觉得两个姐姐与她自己生的是一样的，毕竟从很小就开始抚养，没感到有什么差别。妈妈也注意让两个姐姐感觉到母亲的温暖，穿得上，女子们要穿好点，小子们穿差一点不要紧；吃的上，主要是管好小子们，不能让小子们多吃、先吃。妈妈与前面一个妈妈娘家的关系也很好。为了好区分，我们按照住的地方，把前一个妈妈娘家的外婆叫杨梁外婆，把现在妈妈娘家的外婆叫前河外婆（两边的外爷都去世得早，我都没见过）。相应地，就有杨梁舅舅和前河舅舅（前河大舅舅也去世得早，两边都只有一个舅舅）。可能是由于住的地方相对比较近，大约只有六七里路，当然也有性格上的原因，杨梁外婆和舅舅来我们家的次数要比前河外婆和舅舅多得多。妈妈像对待亲娘一样叫杨梁外婆妈，总是妈长妈短。杨梁外婆非常疼爱我们姐弟，特别是非常疼我。那时候农村缺糖，生产队地里不种瓜果，自留地里也很少舍得用来种瓜果。杨梁外婆每年都在自留地里种一块糖高粱（高粱秆是甜的，可以熬制糖），还种十几棵香瓜。瓜熟了会给我们送来几颗，秋后熬好了糖也会给我们送来一些。去外婆家，她都会从装糖的小罐子里舀几勺给我吃。杨梁舅舅像叫前面的妈妈一样，叫妈妈二姐，丝毫看不出来不是亲姐弟。他遇到什么事，总是先来我们家，听妈妈和父亲的意见。后来我们兄弟因上学、当兵走远了，每次回去，妈妈都是催我们先去看杨梁外婆和杨梁舅舅。杨梁舅舅多次对我们说：“你妈虽然不是我亲姐姐，但感觉跟亲的是一样的。要论对我的帮助，比亲的还强。”有一次杨梁舅舅当着大姐、二姐的面说：“不怕你们俩不高兴，舅舅说句心里话，你们现在的妈不管哪方面，不管是脾气性格，做事为人，还是本事，都比你们的亲妈强。你们的亲妈是我的亲姐姐，我还能说我的亲姐姐不好？”我们兄弟几个在外面的多。就是家在靖边的，也老跑外面。最近这些年妈妈身体不好，除了弟媳、弟弟伺候外，两个姐姐对妈妈伺候、陪伴很多。妈妈对老人也十分孝敬。爷爷、奶奶在的时候，家里吃好吃的，妈妈总是往爷爷、奶奶往碗里按，奶奶也往妈妈碗里按。奶奶也是一个懂道理、明是非、有本事的女人，庄里人和亲戚们对她都十分敬重。凡是家里来人，说起妈妈，奶奶全都是夸奖的话，说妈妈如何如何懂道理，如何如何对人好，如何如何能吃苦，如何如何有本事，如何如何会过日子，如何如何把家里老老小小、上上下下收拾得闩闩整整。记得奶奶经常边说边比划，说妈妈早上很早就去地里劳动，回来吃饭、洗碗、喂猪可麻利了，“这么大一盆猪食，人家一个人就这么端着，走路蹬、蹬、蹬的。”听的人都会说：“你命好，老天爷给了你这么个好儿媳妇。”特别是几个姑姑来的时候，奶奶总是要给他们说妈妈的好，要她们向妈妈多学点。五姑是奶奶最小的女儿，记得有一次五姑来家里，奶奶又对她说：“你要是有你嫂子一半，我就放心了。”五姑不高兴，说“我怎么也是你养的，你对我嫂子比对我还好。”奶奶说：“你看你灰不灰（傻不傻），要是你嫂子怎么也说不出你这种灰话。我要不是你亲妈，我能跟你说这些话？”妈妈也十分善于持家过日子。家里硷畔上干旱种不了庄稼（即使能种，如果种了庄稼就要算自留地），妈妈就撒了些洋灰条（红心灰菜）种子。这种植物耐旱，对土地条件要求低，秋天能收获好几十斤洋灰条籽。洋灰条籽磨的面蒸窝窝很好吃，我们一般是掺在窝窝面里吃，这样可以吃的时间长一些。在周圪崂，我们家算吃的比较好的，这与妈妈善于调剂、粗粮细做是分不开的。妈妈做饭做得很好吃，这是庄里人和亲戚们公认的。我五个姑姑中，大姑做得饭最好吃。她对很多人做的饭都看不上，但她说妈妈做饭比她做得好。

                 （七）

        妈妈在我们子女身上，一直心思很重。对我们每个人，她都有没完没了的牵挂。说起每个子女，差不多都有让她发愁的困难或不幸。而且，老是想着怎么帮助子女们解决问题。子女大了，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最远的二弟在美国，我和五弟在北京，二姐家在一百多里外的内蒙；大姐家虽然较近，也有几十里的路程，在过去全靠步行的时代还是不方便；四弟与父母住在一起，三弟的家也不远，但他们的工作也是老要跑外面。妈妈在北京我家里住的时候，有几次跟我说：“唉，我这个人没出息，见了这个想那个，见了那个又想这个。我也知道子女要有出息就不能窝在家里，这个道理我明白，就是不由地想这个想那个。不由人，娘生下来就是这个这么个没出息的人。”妈妈也时常挂念孙辈们，特别是在她身边长大的三个孙女。老觉得这个难，那个也难，时常念叨“咋办呢？”今年有个孙女生病做手术，妈妈又多次掉眼泪。1993年妈妈和父亲去美国二弟兴中家，帮他们带了一段时间孩子。1995年回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想孙子洋洋。兴中他们有一个邻居，家里有一个小姑娘叫琳达，母亲是越南裔，她家也把琳达送过来让妈妈一并看着。妈妈回来后，有一段时间也想琳达，给我们说琳达的一些趣事，老是念叨“不晓得琳达现在怎么样了”。我1971年暑期初中毕业，那时候高中刚恢复招生一年，初中毕业上高中要推荐和体检。我被推荐上了，但是因为那年春天我咳嗽过一段时间，有人说可能是肺结核，我和父母也有些担心。在等待通知的那段时间里，妈妈担心我想不通，经常开导我。妈妈说：“天下还是受苦人（当地话指农民）多，当干部的有几个？能上（高中）最好，上不了咱也不怕。”话虽这么说，但我知道，妈妈比我更在乎我能不能上高中。到县里体检的结果是身体没问题，这样我就到县城的靖边中学上了两年半高中，1974年1月从高中毕业。那时候高中毕业后统统到农村，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商品粮户口的叫插队知青，农村户口的叫回乡知青。1974年大学已经开始恢复招生，但要推荐，就是所谓工农兵学员，这也是上大学的唯一途径。推荐的一个硬条件是必须在农村劳动锻炼满两年。我1974年1月回乡劳动后，快速成为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各方面表现还算优秀，1974年底被选为队委，担任生产队的保管，1975年4月入党，1975年秋后作为黄蒿界公社的唯一知青代表参加了靖边县妇女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从当时的条件看，1976年劳动锻炼两年期满后，很有希望被推荐上大学。1976年初，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我正好刚够年龄。初审、体检并经来接兵的部队副排长戴志国看过，我被选上去当兵。戴排副还来我们家走访。妈妈知道我的理想是上大学，当兵有些委屈；而且当兵又要去很远的青海，据说又艰苦又危险。我知道妈妈不想让我去当兵。我即将要去当兵，她心情很不好，但她还是劝我：“有志气、能努力的人到哪里都差不了。只要自己好好干，在哪里都会有出息。”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什么事都没有安全重要。1976年2月26日，妈妈和父亲步行八九十里把我送到县城。2月27日换上军装，学习打背包等常识，听首长讲话。28日坐在解放牌卡车的马槽里离开靖边。汽车启动，锣鼓喧天，回头看妈妈站在哪里抹眼泪。到了新兵连后我就及时给家里写信，给家里报平安。之后只要收到家里来信我就及时回信，有一段时间不来信我也会再写一封。我告诉家里我这里一切都好，吃得比家里好多了，也没有家里劳动累，事实上也是这样。家里来信也是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担心，不要挂念，不要想家。1979年初我第一次回去探家，看妈妈的身体体明显不如以前了，得了个胃疼的毛病。妈妈过去身体非常好，印象中从来没有生过病。庄里好多人都给我说，妈妈的身体不好就是想我想的。我当兵走后，妈妈经常哭，就是因为想我。有时和大家一起干活儿，中间地头休息时，总是一个人找个地方坐着抹眼泪，庄里的人都知道那是因为想我。我知道妈妈会想我，但我不知道她会想成那样。老话说“思虑过多伤脾胃”，这样常年的思念，常年的流泪，怎么会不影响身体？妈妈的身体就是从那个时候变差的。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隐隐作痛，忍不住眼睛湿润。今年说起来，我才听二姐说了这么一件事。我当兵走了几个月后，有一次她回周圪崂家里去，帮妈妈做饭时她在柴垛上拿柴，妈妈说那一摞柴不要拿。她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那是兴喜砍的。她问妈妈：“你是舍不得烧，要留着看？”妈妈说：“我就是留着看的。”我那时候年轻，有些事不懂。有一次给父母写信，想起父母的恩情，觉得恩重如山，就信笔抒发了自己的感恩之情。哪知道，这更加重了父母特别是妈妈的思念。后来想起来，追悔莫及。这些年，妈妈尽管身体不好，但还是尽可能地帮助子女们做一些事。妈妈说：“闲着也是闲着，做点营生、活动活动也是锻炼身体。”去年冬天以来，妈妈病情加重。尽管我们到北京等地找了很多顶级的医院和医生诊疗，但疾病仍然让妈妈很痛苦。想起小时候我生病难受，奶奶对我说：“我要是能替你就好了。”我现在深切体会到奶奶那种想替亲人承受病痛的心情。我要是能替妈妈就好了。妈妈是坚强的，她一定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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