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曾任外贸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
有关作品：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美国动画电影小说《忍者神龟》（Ninja Turtles），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此书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纽约市市立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正式收藏），《东西南北中国人---细谈如何在大陆做生意》、《悠然时光》、《如仲诗语》、《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悠然斋诗文选》《花儿在身边开放》。
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住房与前程的纠结
作者/龚如仲
我这一生恐怕是注定与房子结下了仇，自打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开始，我就为住房问题伤透了脑筋，因为住房不仅关系到我一家老小的基本生计，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事业的选择，甚至还改变了我的前程。等我到了国家外语广播电台工作后，这种住房与前程的纠结竟然达到了顶峰。
大学毕业后，我在军垦农场锻炼了两年，就被分配到了铁道部。在被派往非洲参加坦赞铁路建设前，我的一切都是由铁道部属下一个叫“电总”的单位代为管理的。我就是在这个时刻，决定把与我相恋许久的同班同学娶进门。可是“洞房”设在何处？妻是北京人，但当时的她家人口多、住房小，根本无法腾出任何房间供我们完婚。无奈之下，我只得向“电总”领导提出了要求。
在那个年代，住房问题是全国的老大难，“电总”是不可能为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大学生提供正式住房的。万幸的是，“电总”的领导很是通情达理。经过他们开会研究，决定给我一间临时住房。一听有房住，我和妻自然是高兴万分。
然而等我们到住房一看，不由得心里立马凉了半截。原来这所谓的住房，其实只是一间用薄薄的三合板临时搭建的工棚，而且被隔成四个“房间”，每个房间的面积不足六平方米。房中除了能放一张床，空间就所剩无几了。而且我们在此建筑“爱巢”之前，另外三间房里已经有三对夫妇住下了。所以，每当夜深人静要上床休息时，不要说大声说话，就连咳嗽一声邻居们也会听得一清二楚。这新婚的木板“洞房”头一回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住房实在不是一个小问题”。
在木板房中度过蜜月后不久，我就奔赴非洲工作了，妻子则搬回父母家居住。两年后，我从非洲回国探亲，“电总”的领导再次开恩，给了我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平房。虽然房子不大，地点也不好，做饭用蜂窝煤，用水是几户人家共享的水龙头，厕所也是共享的，但它毕竟是我婚后的第一个家啊。
住进这个家后，接着一个大问题出现了：由于这间房子座落在北京北郊相当偏僻的一角，所以交通非常不便。妻子下班后，要从公共汽车站步行二十分钟才能到家。尤其到了晚间，路上无街灯，四周黑沉沉，路两边是荒芜的野地，野地里还时不时传来一些不知名目的野生动物的嚎叫声，妻自然不敢独自走路回家。于是我只有天天准时到公共汽车站等候妻子一同回家。这间叫做“家”的小平房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个住房纠结点。
苦熬数年后，蒙受妻单位的照顾，我们在北京市区东边叫三里屯的地方分得了一间不错的住房：做饭使用煤气，厕所不仅先进而且卫生。然而，我一生中住房的第三个纠结点也随之来临。为什么呢？由于当时住房状况依然是僧多粥少，“聪明”的单位领导就把本来两房一厅供一家人居住的公寓分给了两户人家。当时我是一家五口，上有老父亲、下有两千金；而与我同住一处的那家人也是五口人，上有老母亲、下有两儿女。这样，一个不大的两居室，同时拥进了十口人，其热闹和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
清晨起床时，你必须双眼紧盯洗手间，一旦发现有人从厕所出来，就得赶紧冲进去使用，否则的话就立即会有别人来占领了。准备一日三餐时也是“气氛紧张”，两家的“大厨”同时在小小厨房中挤挤碰碰地淘米洗菜，挨挨靠靠地煎炒炖煮，共同热闹地鸣奏着“锅碗瓢勺交响曲”。平日里，由于人与人性格各异，秉性不同，所以彼此间小小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
除了两家人之间的纠结，我自己家的内部矛盾也着实让人头疼。试想想：一个十三平方米的小房间，住五口人。白天还好说，可一到晚上睡觉时就犯难了。我的老父亲怎能和儿媳同居一室？可是安排父亲暂时到别处过夜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和妻弟建生君就利用下班和周六、周日的业余时间，骑一辆三轮平板车，在北京城里走街串巷，到处捡破砖、找废料，终于备妥了“建筑材料”（破砖烂瓦、废旧木料），然后在街坊邻居们的帮助下，在紧连着我岳父母住宅的一侧盖起了一间小土屋。于是，我的老父亲也终于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房间”了。
从此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老爷子不得不在每天清晨步行二十多分钟来到我的住处，帮我照料两个女儿；每天晚饭后，老人家再独自从我的住处走回他的小屋。这样的日子，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我们一过就是八年半！直到如今，想起这些，我对我的家人、尤其是对我已逝的父亲还有着深深的歉意和愧疚。
后来，这种长时间的辛苦和煎熬让我的老父亲终于失去了耐心，老人开始抱怨，他很后悔自己为何要放弃上海的自在生活来北京陪我们遭罪？而这时我自己心中也开始动摇了：一个堂堂的国家电台播音员，妻子是外贸部直属大公司的一名业务高手，为什么拥有一个安身之所就这么难？而当时“解决住房问题以男方为主”的政策让我们不可能、也无办法再次向妻子单位提出任何有关住房的要求，所以我只有向国际广播电台当局开口了。
下定决心后，我先向掌管我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生杀大权的徐书记讲了我的情况，徐书记听完我的诉苦，深表同情。然而这样重大的事宜，部里是无权决定的。于是她亲自去找台里的领导。国际台有关部门回答得很直率：“广播事业局是个事业单位，无法像企业单位那样拥有盖房或买房大权，有关住房问题真的爱莫能助。”
最后，我只好直接去找国际台的当家人张台长了。无奈为人开明且通情达理的张台长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对台长大人下了“最后通牒”：“如果电台解决不了我的住房问题，本人只好调离电台，到一个给我房子住的单位去工作”。见我动了真格，老台长就先岔开话题，真诚地邀请我抽空到他家去做客。一个星期日，妻和我就一起到张台长府上拜访。一踏进张台长所居的广播事业局家属宿舍，我们不由得大吃一惊：破旧的大楼，黑黑的楼道，公用的厕所，这那儿像是台长大人的“官邸”？进入台长的住所后，我才发现：一个位高权重的大干部仅仅拥有两间半住房。
双方寒暄之后，坐下来闲聊。从张台长的话里，我这才知道，张台长是新中国问世后第一任驻日本国的首席新闻记者，张夫人是位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夫妇二人育有四个女儿，同时张台长还得赡养年过八旬的老父亲，一家七口人就栖息在这两间半屋的宿舍中。除老父亲占据半间屋、三个大女儿同拥一间房之外，台长夫妇二人每天要和十三岁的幼女共挤一室。试想一下：一位堂堂正局级的高官，一位倘若调到地方即可当上地级市市长大人的大干部，竟然蜗居在如此破旧不堪的小屋里，可见当时中国住房问题是何等地严重。
我明白张台长的本意，他是想通过我的来访，认识到电台住房的艰难，让我萌生退意，不要再为难上司了。可是他没有料到，造访过他“官邸”之后，我离开电台的意志更为坚定了。张台长见我执意要走，随即向我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让我接受新的任命，到联合国总部担当电台派驻的长驻记者，在美国纽约工作四年。我一旦出国，家中拥挤之况便会稍有改善。我一想这也是一个良策，确实值得考虑。不过，我还是坚持让台长承诺：四年之后保证分配我一套两居室的住房。但就是这个极低的要求，也被台长婉言拒绝了，因为他无法保证四年之后台里会有多余的房子分给我。所以，我终于下定决心尽快离开国家广播电台了。
就在这时候，在妻的协助下，外贸部属下的一家专业公司---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他们让我尽快与电台脱离关系，然后到他们那儿工作。他们的先决条件是：到轻工总公司报到后，就会立即分给我一套两卧室、甚至是三卧室的住房。就这样，我离开了我一生中最喜欢的职业---新闻工作，来到轻工总公司开始了我的经商生涯。然而也终于摆脱了住房问题长时间以来带给我的纠结。
轻工总公司并未失言，我一到公司报到后就马上给了我一套小三居的住房。从此以后我的两个女儿有了他们自己的房间，老父亲也告别了天天“上班下班”的艰难日子。我拿到新居钥匙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十岁，小女儿业已六龄。唉，住房呵住房，这真是我那一代人的噩梦啊！
***本文选自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四章“无冕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