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李元洛著《写着写着几千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O二一年八月出版。
代 序
写着写着几千年——花开三朵
自然界之春兰秋菊、冬梅夏荷、翠柏苍松、茂林修竹，它们有各自独异的风姿与气象、色彩与芬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中国诗歌史以时代而冠名的唐诗宋词元曲，它们也有彼此不同的姿彩与风标。我钟爱唐诗与宋词，那盛唐之诗，更能让我在向老之年召回远去的青春与豪气，在夕阳西下之时重温那日之方升；宋词那柔情如水的婉约之辞，使我心中如醉，那慨当以慷的豪放之曲，则令我热血如沸；而元曲呢？元代的“曲”毕竟与“唐诗”“宋词”鼎足而三，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代表而不可替代，向我们演示的是另一番动人的风景。诗词曲，有如花开三朵，有各自的美色，有各自传诸后世的理由。这里，我不能花开三朵，各表一枝，而是将它们采撷在一起做综合的比较，追溯它们所由生长的不同的土壤与气候，欣赏它们怒放后各自的色彩与芬芳。
“黄金时代”，本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人类所经历的第一个时代，即“幸福时代”，后来的引申之义，则是泛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科学技术或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洋为中用，我们也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唐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社会开放、文化繁荣。李渊、李世民父子灭亡了两世而败的短命隋朝，彻底结束了自西晋以来270多年南北对立与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在长安城拉开了唐帝国壮丽的帷幕。经过近百年的“初唐”的积累和准备，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唐王朝已是极一时之盛，达到了一览众山小的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十分繁荣，文化全面发展，民族空前团结，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和谐”的局面，展现的是一派蓬勃向上的景象。国家如此，个人当然也是意兴飞扬，自以为天生我材必有用，以至1000多年后的今日，还有当代人在报刊上撰文，似乎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题目就竟然是《我愿意生活在唐朝》。唐代不仅国力空前强大，“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文化也流光溢彩，书艺、绘画、音乐、杂技、舞蹈，都各自书写了黄金般的篇章，而诗歌尤其大放奇光异彩，被历史冠名美称为“唐诗”。大哉唐诗！唐诗是大时代的产物。如同参天大树之枝繁叶茂，离不开树的本身的质地，也离不开培育它的土壤、雨露和阳光。唐诗的繁荣，外部原因是国力强盛、帝王提倡、科举以诗取士、文艺政策宽松、宗教思想自由、社会风气开放、物质生活丰富；内部原因则是唐之前自《诗经》以来的1600多年的诗歌发展，已经为唐诗的登峰造极铺垫了攀登的石级，而北朝民歌的豪放刚健与南朝民歌的清新柔婉，也为唐诗人提供了最切近的参照系与最活跃的艺术资源，而沈约等人对音韵四声与诗歌格律形式的有益探索，也为唐诗中“绝句”与“律诗”这一近体诗的确立做了充分的准备。如同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厦，施工所必要的部件与蓝图已经先期准备停当了。前人曾经异口同声地赞美唐诗数量之多、杰出的诗人之众、作品品位之高、影响之广阔深远，认为唐诗既是唐代社会的风情画与风俗画，也是唐代社会生活的诗的百科全书，而且唐诗包括了后世除词与曲之外的所有诗歌形式，如果不论词曲，唐以后诗的体制并无新创。直到鲁迅先生，他甚至极而言之：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均已做完。这里，我无意将唐诗与元曲做全面的比较，那是一个全景式的浩大工程，我只拟从“知识分子心态”或者说“文人心态”的角度，从历史的后视镜中，去回顾探视唐诗人与元曲家的主要不同之处。李白之诗，被学者兼诗人林庚教授美称为“盛唐之音”；台湾名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一诗中赞美李白，也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唐诗，尤其是盛唐之诗，感动并撼动我们的，是那种只有大时代的诗人才会有的宏阔的精神视野，那种大有希望的时代才会有的青春意识和生命力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杨炯《从军行》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行路难》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像平野一样开朗，像火焰一样热烈，像岩石一样自信，像飓风一样意兴飞扬，像朝暾一样青春勃发，诗人们都渴望建功立业，以不辜负有为的时代和自己有为的生命。读唐诗特别是盛唐之诗，少年读者会更加少年不识愁滋味，中年读者不会感叹人到中年万事休，而老年读者呢，即使是暮色苍茫，但那无限好的夕阳也仍会令他们追怀飞腾而上的白日。元代的曲家们和元曲呢？人生不满百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本来是马背上的民族，又于马上得天下，他们重新洗牌，把全国之人依次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人）、南人（南方汉人）四等，而且废除科举近80多年，即使偶尔短暂施行，取录的人数也极少，同时仍有许多民族歧视的规定。汉族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的优越地位与往日的进身之阶，一个筋斗从五彩斑斓的天堂跌入了前途无“亮”的地狱，血液都从往昔的沸点降到当下的冰点。于是他们感时伤事，抚今叹古，不满现实，鼓吹隐遁，满肚皮不合时宜：采莲人和采莲歌，柳外兰舟过。不管鸳鸯梦惊破，夜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
——杨果〔越调·小桃红〕
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
——马致远〔双调·拨不断〕
鹏抟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事间关，景阑珊，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白，也是眼；青，也是眼。
——乔吉〔中吕·山坡羊〕《寓兴》
结庐移石动云根，不受红尘。落花流水绕柴门，桃源近，犹有避秦人。〔幺〕草堂时共渔樵论，笑儿曹富贵浮云。椰子瓢，松花酝，山中风韵，乐道岂忧贫？
——任昱〔正宫·小梁州〕《闲居》
唐诗是进取的，元曲是退隐的；唐诗是外向的，元曲是内敛的；唐诗是乐观的，元曲是愤怒的；唐诗是意兴高扬的，元曲是情绪低沉的；唐诗是忧国忧民的，元曲是冷眼旁观的。总而言之，唐诗属于热烈的盛夏，元曲属于萧索的晚秋。如果说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那么，由诗而一变为词，化用一个舶来的名词，宋词就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白银时代”了；诗词双美，诗的黄金与词的白银相映生辉。中国由古及今的文学创作，尽管不乏佳篇胜构，但如果不论个人而论时代，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像唐诗宋词那样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永恒的生命力和深广的影响力，照亮照花后世广大读者的眼睛，成为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文史学家赞唐代为“盛唐”，唐代特别是唐代的全盛时期，确实可以当之无愧；然而，誉宋代为“隆宋”，所谓“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却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宋朝之初以及之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始终没有恢复前期失去的燕云十六州的北方土地，令其重归宋代的版图，而北宋的皇旗被金人的箭弩射落之后，南宋又于元人的马蹄声中覆亡。但是，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虽是赵姓的江山，却毕竟是汉民族生息与心灵之所寄。苏轼早就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高唱过“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了；每当大敌当前，身为汉族的文人们当然会同仇敌忾，他们以笔为旗，也以笔为枪。在他们的诗中与词中，抒写英雄的壮曲、志士的悲歌，特别是在豪放派词家的词中，那慨当以慷的英雄气魄，令我们今日读来依然会为之神往，如果是弱者当可立志，如果是壮士呢，那就会闻声起舞了。且不要说李纲、韩世忠、岳飞那些抗金名将的著名词作了，且听陆游、辛弃疾以及他的字同父的友人陈亮这些文人的歌唱：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宋词中这种爱国忧时的壮士之歌、救亡图存的英雄之曲，在元曲中是绝对不可与闻的。当短命的元朝在红巾起义刮起的“风暴眼”中行将崩盘之时，为它送行的不是挽歌而是葬歌：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无名氏〔正宫·醉太平〕
“哀哉可怜”即“呜呼哀哉”的同义语。作者“无名氏”不知何许人也，而正是这位姓名不传的民间作者，却表达了在异族统治下汉族百姓包括汉族文人的共同心声。较之唐朝，宋代尽管积贫积弱，规模、国力与气派都无法与泱泱大唐相比，就像虽是大户人家却比不上钟鸣鼎食的豪门望族，但是，宋代的经济特别是南宋的经济，依然有长足的发展，大中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艺术的众多门类都趋向繁荣，这就给词人们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但他却明白“可以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立下不可杀戮士大夫与言事者的铁律，定下重文轻武的国策，所以宋代崇文抑武之风甚盛，知识分子受到的优待空前绝后，书生治国典天下的现象为前朝后代所仅见。唐代还有陈子昂的冤死、王昌龄的被杀，而宋代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为优厚、人身最为安全的时代。即使是身陷“乌台诗案”而饱尝牢狱之灾的苏东坡，最后也只是有惊无险，终于全身而退。因此，表现在词的创作中，除了上述国势艰危时企图力挽狂澜的英声壮曲之外，更多的是优游山水俯仰天地的境界开张之作，是从容抒写生之欢愉别之愁苦的儿女情长之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李之仪《卜算子》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李清照《一剪梅》
中国的两条圣水，一条是长江，一条是黄河。余光中早就在《戏李白》一诗的“附记”中说过：“诗赞黄河，太白独步千古；词美长江，东坡凌驾前人，因此就未遑安置屈原和杜甫，就径尊李白为河伯，僭举苏轼作江神。”上引苏轼之《念奴娇·赤壁怀古》即是明证。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呢？那时西方还远远没有发明摄影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照相机迟至1839年才由法国人达盖尔制成。但柳永就以词为绝胜的湖光山色立此存照了。当年“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这种负面作用的“国际影响”，大约是柳永所始料不及或者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时至元代，元曲家们对佳山胜水已经难得有如此审美的豪情与气魄了，山水往往成为他们事实上与精神上的退隐之地、遁世之乡。而宋词人柔肠百转地歌咏爱情，元曲家们也大都没有那种心境与情韵了，他们的有关咏唱更为世俗直接，泼辣清新：朝吟暮醉两相宜，花落花开总不知，虚名嚼破无滋味，比闲人惹是非。淡家私付与山妻。水碓里舂来米，山庄上线了鸡，事事休提。
——孙周卿〔双调·水仙子〕《山居自乐》
想人生最苦离别。唱到阳关，休唱三叠。急煎煎抹泪揉眵；意迟迟揉腮撧耳。呆答孩闭口藏舌。“情儿分儿你心里记者，病儿痛儿我身上添些，家儿活儿既是抛撇，书儿信儿是必休绝。花儿草儿打听的风声，车儿马儿我亲自来也。”
——刘庭信〔双调·折桂令〕《忆别》
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
——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古代的中国盛行隐士之风，但有大隐、中隐、小隐之别，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同时，也还有假隐与真隐之分；然而，却没有哪一个朝代的诗歌中的“隐逸”，能像其在元曲中一样成为重要的旋律。山水已不是直接歌唱的审美对象，而成了许多人肉体与灵魂远避乱世的皈依之所，这正是那个无望的时代知识分子集体意识的表现。元曲中的爱情也不像宋词中那样温文尔雅，情致绵绵，虽然主人公仍多是雅士文人淑女歌伎，但对爱情的抒写却是通俗直露，大胆无忌。如刘庭信之曲，主人公大约是市井女子，对外出远行的男子既有嘱咐，也有叮咛，更有在外不许拈花惹草否则即兴师问罪的警告。唐代的诗人和宋代的词人虽然也颇为风流，在男女关系上相当宽松自由，但如刘庭信这样假托女子声口而颇具雌威的作品，则见所未见。至于关汉卿的名篇《不伏老》中的23字的名句，固然有正话反说的对元代统治者不满的个人反抗，但“铜豌豆”毕竟是元代妓院中称老狎客的切口，关汉卿引之入曲，并以此自居，可见其玩世不恭，真是“帅呆”了而且“酷毙”了。宋代不得志的“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布衣卿相、风流才子柳永，如果知道会有这样的颇具出蓝之胜的后辈，恐怕也会甘拜下风吧？对于读书人，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的元朝，应该属于强权与暴力肆虐的“黑铁时代”。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一统的却相当短命的王朝。蒙古民族的武功罕有其匹，他们的铁骑可以横扫欧亚大陆，兵锋直达北方的莫斯科和西方的蓝色多瑙河，至于今日中东地区正值多事之秋的伊拉克与伊朗，当年也未能阻挡那顺我者不昌逆我者必亡的飓风。时至1271年，忽必烈根据《易经》中“大哉乾元”之语，定国号为“元”。元朝大则大矣，然而大未必久，从建元到朱元璋的部将徐达北伐而追奔逐北，元顺帝马蹄生烟而遁入沙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本来逐水草而居的元朝统治者，只在龙廷上摇摇晃晃地坐了97年，应了汉民族那句“人生不满百年”的老话。这样一个其祚不永的王朝，本来应该来不及在文学上有什么突出的建树，但虽非有如神迹至少却堪称奇迹的是，这个时代竟然出现了一大批剧作家和散曲作家，他们创造的一种新兴的可以清唱的诗歌样式，包括“小令”“带过曲”与“套数”的散曲，和由散套组成曲文而间以对话独白（宾白）与动作（科白）专在舞台演出的杂剧，被后人总称为“元曲”。它居然还与“唐诗”“宋词”并称，鼎足而三，一代学术巨匠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得好，“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像一条浩荡的大江由许多溪河汇聚而成，元曲创作的繁荣，自然也有诸多原因：例如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特别是北方民族刚健清新的乐曲与中原民间小调缔结新缘，使新声新词的新诗体这一宁馨儿得以诞生，取代了已具僵态已趋老化的词的地位；又如元代十分重视商业与海外贸易，海运的创行、大运河的沟通，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不少大中城市纷纷涌现，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市民阶层，提供了元杂剧赖以演出的剧场舞台，催生了继承宋金话本传统以编写剧本谋生的作家，以及购票进场的戏迷“粉丝”和一般观众。然而，除了文学本身和社会经济的因素之外，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却要从元朝统治者与元代文人这两方面去探寻。元朝统治者来自漠北，由蒙古早期的奴隶制进入成熟的中原封建社会，犹如进入速成培训班，短时间就完成了历史的三级跳。他们许多人不识汉字，不习汉文，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相当陌生和隔膜，他们只崇拜“枪杆子”，尚不知“文字狱”为何物，更不像后来的统治者那样对“笔杆子”有近于病态的敏感与恐惧，让文字之狱遍于国中。元朝统治者因为本民族粗豪不文，少受羁勒，因此，他们虽然像暴发户一样定都北京掌握了国家的权柄，但封建传统观念仍然比较淡薄，宗教信仰相当自由，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律平等，并没有强行统一思想定于一尊，而且文化政策相当开明，对于文学创作基本上持不理会、不干预的姿态。这样，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元代人思想也就比较自由开放，不像思想专制文网森严的明清。试想，如果客观上元朝统治者对文学创作不提供宽松的环境，动辄以“斗争”与“帽子”伺候，元代的曲家们即使吃了豹子胆，即使有人说“元曲是愤怒的艺术”，睢景臣也定然不敢去写指桑骂槐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关汉卿也不会去写揭露地方官吏与地痞流氓狼狈为奸的黑暗现实、为草野小民鸣冤叫屈的《窦娥冤》，无名氏也不能去写揭露衙内纵容子婿欺压良善残害无辜的《陈州粜米》，刘时中也不会想写为人民鼓与呼的〔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了……元代从太宗九年（1237）到仁宗延祐二年（1315），近80年间不设科举，即使偶设科举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元朝整整几代读书人不是“偶失龙头望”，而是失去了平步青云的进身之阶。书中已没有黄金屋了，书中已没有千钟粟了，九儒十丐的身份，让他们从幻梦的云霄跌落到平地之上与平民之中。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不甘沦落，不甘才华埋没，不甘虚度仅此一生的生命，同时也是为了谋生，于是在勾栏瓦舍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并成立了历史上最早的作家团体“书会”，而且无须向有关部门申请和注册。如大都就有关汉卿、杨显之等作家为主力的“玉京书会”，以马致远、刘时中等作家为台柱的“元贞书会”；一些人就成了创作剧本与散曲的“书会才人”或“书会先生”，即今日所谓之“作家”或“自由写作者”。而少数有幸为官作宦的汉族读书人，他们的思想观念也仍然会受到社会现实与时代思潮的影响，他们也难免有与元朝统治者同床异梦的潜意识，其作品当然也成了他们抒情寄意的载体。元代曲家与戏剧史家钟嗣成，著有《录鬼簿》二卷，所录杂剧散曲作家152人，杂剧名目400余种，作品有4310首（套），而流传至于今日的杂剧也还有160多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元代知识分子不必再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了，他们断绝了于个人颇为重要于后代无足轻重的仕宦之途，却创造了于时人虽不看重于后世则彪炳千秋的元曲——那永恒的说不尽的文学的瑰宝！花开三朵，各为国色与天香。元曲与唐诗宋词相较，它创造了新的诗体，扩大了题材的领域，增进了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了作品的平民意识和民主色彩，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功能，为戏剧与俗文学开辟了金光大道。那个武功赫赫的朝代早已烟消云散了，连它的缔造者成吉思汗的埋骨之地都成了永远的谜团，众说纷纭，亦真亦幻，不知有谁能够破译？只有用那个朝代冠名的有别于唐诗宋词的诗作，如同开不败的花朵，生气勃勃地繁茂到今天。我们蓦然回首，仍会惊艳于它那丰富的色彩和泼辣的格调，叹赏于它那冷峻的风骨与独异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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