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根据地” | 缪荣株
我1968年大学毕业，同学视农村户口为洪水猛兽，几乎没有敢找农村姑娘的。也许是缘分吧，几个女同学从我身边擦过，我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农村户口的妻结了缘。朋友为我担心，再生下几个小农村户口来，这日子怎么过呀？更有那新华社记者和我同行采访，得知我娶了个农村媳妇儿，不无揶揄地说我和传统观念决裂。不能怪大家，在那温饱没有解决的年代里，只要你是个农村户口，纵然有浑身的本事也挣脱不了贫穷桎梏，终年为“二寸半”（嘴）忙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队里夏收后“打一箩，分一瓢”，每人口粮3个月只有40斤原粮。
母亲泪汪汪地说：“这粮食穿在针上怎吃呀！”妻是公社党委委员，去公社开会时，带几个山芋当中饭。妻由于生孩子后缺少营养，两颊留下了铜钱般大的山芋干儿黑斑。后来，妻当了公社团委书记和儿子住在机关。儿子老是喝稀粥，有一次竟拖着妻去公社党委书记那儿说理：“天天喝粥，天天喝粥，吃不饱！”大人摸摸他鼓起的小肚子问：“你喝了几碗？”儿子委屈地说：“喝了五大碗！”每当儿子到县城来玩时，最后总赖着不走。母亲怕“多个青虫吃个菜”，多个人在城里多张嘴负担，怎么哄儿子也不走。儿子索性躲到铺底下，千呼万唤不出来。有一年凭定量户口本购买春节供应物资，小妹和女儿天不亮赶去排队，买回了我这个城市户口供应的半斤鲢鱼、半只猪肚、一只猪蹄。我家8口人，7个农村户口，称盐，买火油，机粮等用钱全通在我这儿。
每逢月底，我要悄悄地偷偷地恭恭敬敬地站在行政科经费会计那儿，忍受着那张冷峻的脸预借工资。这样寅吃卯粮，月月恶性循环。当时我的理想是按月拿足全工资就满意了。我们家有个拿工资的尚且如此，那些纯农户的日子更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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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的农村户口带来的种种酸楚，请不得医生告不得郎中。所以，当初公社要妻参加贫下中农宣传队，我们心中都盼望妻早日脱离农村的苦海。妻不得不将未满10个月的儿子在冬天断奶。76岁的老祖母捣着拐杖说：“秀芹，你的心怎么这样狠的，我家已经四代单传，这蛋黄大的孩子，才10个月，你一走没奶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母亲也跟着说：“她要走，把孩子带走，没得哪个找麻烦。”过了这座山，就没有这座庙。妻开始还犹豫，我却当机立断领着妻背着背包去公社报名。妻怀着矛盾的心情，流着眼泪，带着痛苦，带着希望参加了公社贫下中农宣传队。后来，我们担心冬天儿子夜里断奶啼哭，有一天夜里相约回家作了“侦察”，儿子一夜哭闹了十几次，哭一次，我们的心揪一次。母亲为了让妻安心工作，儿子一醒就用瘪奶头让他吮着，吮得奶奶的奶头生疼生疼。白天儿子哭了，奶奶抱着去喝千家奶。
后来妻通过考试录用为国家干部，半天之内风驰电掣般骑车办妥了所有转户口的手续。全家人那个高兴啊。户口迁到城里，那是扔掉苦难，扔掉贫困，扔掉嘲笑，扔掉屈辱……妻拿到了硬本本以后，两个小农村户口也有了转的希望。我们对两个小农村户口威胁说：“谁不好好学，就不转谁的户口！”10岁的儿子说：“爸爸，我是缪家的香火先转我吧!”6岁的小女儿抱着我的膝盖哀求说：“爸爸，我好好学习，你先转我吧！”
如今，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趋于等值，城市户口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农村户口某些方面还要优于城市户口。我家西边是二里长的招商街，开店的是清一色的农民，过的日子比城里人更富有，更潇洒，更神气。变成了城市户口的人有的倒愿意种上一点田，可是失去了的东西要想得到它谈何容易！再回味过去的农村生活，倒体会到妻的农村户口也有农村户口的好处：它让我在贫困中自强不息，热爱到手的这份“饭碗”，拼命工作，努力改变命运的安排：它让我经常听到乡亲们的声音，为官时廉政勤政，退下来后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点滴受益容易满足，知足常乐；它让我磨炼了意志，增强了毅力，在后来的人生的道路上，遇到风风雨雨时能够坦然度过……
母亲临终嘱咐我说：“把老家那三间草屋烧掉”，母亲是希望儿孙远离贫困窝。我没有听母亲的。老家依然保留了两间空屋，假日和家人到农村去。它是我和农村保持联系的根据地，永远不断这个根。
缪荣株简介：1944年1月生，泰州市姜堰区人，1968年12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泰州市海陵区华港镇下溪村荣誉村民。江苏省作协会员，姜堰区作协副主席。加拿大《大中报》《泰州晚报》专栏作家，《姜堰名人》主编。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报告文学》《中华散文》《雨花》《福建文学》《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等中央、省市报刊发表文学作品700多篇，出版小说、散文集5本。60万字纪实文学胡氏家族史《胡锦涛和姜堰》，在加拿大多伦多《大中报》周五读书栏目发表，至 2021 年 8月 20日，已发表 18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