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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金棠扮演的雷锋
人们如此爱戴的他悄无声息地走了
——真实的雷锋与董金棠的真实
岩 波
8月28日凌晨4点，经典电影《雷锋》的主人公扮演者董金棠，我们亦师亦友的尊敬长者，于天津总医院因病逝世。闻听消息，极度悲伤，我老半天回不过神来。待之清醒后，写下如是文字。
人生苦短，六十岁以后的人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是握手言欢还是阴阳两隔。儿时学校组织大家集体观看电影《雷锋》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扮演者也一度与我们畅谈人生与艺术。倏忽间连招呼都来不及打就永不再见。怎能让人不感怀悲伤！
《雷锋》成就了董金棠。董金棠一生在维护雷锋的声誉，以自己的方式和微薄的力量。他一生没接拍过商业性广告，不是没人请他，而是他担心这会损害了雷锋的名誉。开价最多的一位企业家曾要付他三百万，请代言产品广告，被婉拒了。他在菜市场会因为听到贬损雷锋的声音而与对方发生争执，老伴硬生生将他拉走。他爱雷锋，是出于真心。他在天津电视台工作期间，拍过一系列有影响的电视剧，如《杨三姐告状》、《在房间的另一头》、《中学生梦幻曲》等；后期当过广告公司经理，其间很多业务不请自到，起初他会窃喜，但很快就明白，人们是冲着“雷锋”来的。于是，他即刻退出广告公司，他不想赚这种钱，虽然他的生活并不富裕。他深深觉知：雷锋不属于这个“领域”。
我与董金棠交好，缘自一位叫徐万祥的朋友，他曾经照顾瘫痪妻子22年，直到为妻子送终。后来热心公益事业，被街道居委会和新闻媒体推举为天津市“365身边好人”。在雷锋逝世53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他决定和有关方面一起举办纪念雷锋和优秀电影《雷锋》展映会活动，于是想请扮演雷锋的董金棠老师出面助阵。谁知，遭到了董老师的婉言谢绝。但徐万祥坚持想要请董老师出面，于是，通过其他朋友协调，硬是把董老师请到一家咖啡店面谈。因为我曾与董老师有过交集，同来做“说客”，见了面便和董老师进行寒暄。
20多年前，董老师因为执导电视剧《中学生梦幻曲》（由作家肖复兴小说改编），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我也因为看了这部电视剧而深受感动，忆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于是，按捺不住给天津电视台的董老师书信一封，对他执导如此出色的电视剧表示感谢和祝贺。谁知，董老师竟然回信了，十分谦逊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有关问题。此时有人问我这封信还在吗？我深深遗憾，因为几次搬家，很多书信都遗落了，包括这封信。董老师此时看着我惊诧不已，意想不到我们早已有过交集，说这件事他早已忘却了。于是，我们由此延展开了话题。
董金棠是在天津第四十三中学上高一的时候，被部队总政治部领导选去读军艺的。前来天津选人的同志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那时候董金棠年岁小，不谙世事，不愿意去，是学校领导和老师反复做工作，指导他如何应考。于是，他被顺利选中。
上军艺的时候，因为年龄偏小，他非常想家，可是，年底的时候因为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不允许部队人员探家，以免给国家增加负担。董金棠非常想不通。他已经花了16元给母亲买了两盒点心：一盒蛋糕，一盒八件，上世纪60年代初，16元可算是大钱了。他是个大孝子，多年来与母亲感情甚深。不让回去，买的点心怎么办？于是班里开会的时候，大家纷纷表态年底都不回家，唯有他站起来说：“我想不通！”过后班干部说：“小董啊，你可给我们丢了脸了。”于是，很多同学来到宿舍给他做工作。董金棠眼泪汪汪。他带大家爬上了楼顶，把给母亲买的两盒点心分给大家吃了。他“想通了”。
他在军艺上大三的时候，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电影《雷锋》，工作人员四处挑选演员，已经物色了300多人，但一时没有最合适的。导演董兆琪急切非常。来军艺选演员时，很多同学向前挤，希望被董导相中，董金棠却自知自己各方面不够条件，远远地躲着。那天，他正在擦楼道的墙壁（墙壁是用油漆所刷的墙裙，学生们做好事，用抹布擦拭干净），恰巧董兆琪导演从厕所出来看到了他。董金棠不认识董导，只顾埋头干手里的活儿，董导却突然停住脚步问他：“小战士，你叫什么？”董金棠一下子脸就红了，说：“首长好，我叫董金棠，表演系大三学生。”因为董导戴着大校军衔，董金棠急忙立正，向董导敬了礼。董导盯住董金棠的眼神看了又看，让董金棠不明就里，十分紧张。
这一面之缘，让董导立即下定决心：“你应该入围试镜头”。结果是那么多人试镜头都不甚理想，唯独董金棠试镜头的效果最好，于是，董兆琪立即拍板定案。此时，我抬头注意观察了董老师一下，发现他的眼神果然与众不同，单纯、清澈、热情、深邃乃至还带有些许锐利，而说话间嘴唇的每一次翕动，都透着丰富的表情，极富表现力。我想这是与生俱来的禀赋，不是课堂上教出来的。
他还告诉我，拍摄中，因为是夏天，周围的人们都穿得很少，女孩都穿着裙装，而他却按照导演的要求在单裤里面套了棉裤，这是缘于他身材过于瘦削。大汗淋漓是必然的。后来他不慎患得肺炎，高烧39度多，但仍坚持把所有的镜头拍摄完整。电影《雷锋》上映后，在社会各界获得极大反响，董金棠即刻成了名人。但他说：“在看样片时，我对自己的表演并不满意，我曾要求董导重拍一些镜头。但董导说，已经不错了。而且，那时候国家经济困难，每一寸电影胶片皆来之不易。”不满意之处在哪呢？在于舞台表演的痕迹很重，就是后来人们皆知的那种“拿架子”、“讲造型”、“亮相”等舞台剧的特点。为此，他和在《地道战》里扮演高传宝的朱龙广曾经深刻地互相检讨自己。
为拍好这部电影，董金棠曾在雷锋班生活了五个多月。对雷锋其人其事的方方面面和细枝末节，了如指掌。他说，雷锋的所有事迹，都是真实的。并不像后来人们诟病他“作假”那样。雷锋曾经在大雨中将一位抱孩子的大娘送回家，然后在日记里写到，自己做了这件助人为乐的事以后感觉心情很愉快。董金棠采访了这位大娘，大娘绘声绘色地讲了事情全过程。类似事情很多。董金棠看过雷锋的全部四本日记，那种斜体字，非常漂亮，雷锋爱好文学，写过短篇小说和诗歌，文笔很流畅。董金棠说，雷锋之死是因为那天刚刚下完雨，地面很泥泞（那时候部队训练的地方，没有水泥地），雷锋怕战友踩两脚泥，才让战友坐上汽车（苏联嘎斯），而他自己站在泥地里指挥战友倒车。而雷锋身边不远处就是战士们晾衣服的拴铁丝的立柱。因为战友是新兵，技术不熟练，汽车倒车时挂到了铁丝，绷断了，立柱猛地弹在雷锋头上，当时就把雷锋击昏了。战士们吓坏了，急忙把雷锋抬上车，往医院赶。那时候雷锋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军区典型，出了这种突发事件，人人心里紧张。偏偏路上汽车熄火了，发动老半天仍不行，于是又抢修汽车。时间就这样被耽搁了。后来把雷锋送到医院以后，雷锋已经完全停止呼吸了。讲到这里，董金棠热泪盈眶。
关于后来很多人诟病雷锋的照片“有假”的问题，董金棠说，雷锋去世的前一年，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先进典型，部队有个专门写通讯报道的宣传干事，一直在跟踪报道雷锋，是他“补拍”了很多雷锋做好事的照片。既然是补拍，肯定会留有痕迹。现在遭到人们诟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以此推论雷锋做好事是假的，则属于吹毛求疵。人们应该更多地问问自己：不论雷锋身上有什么缺点，为什么他经常在做助人为乐的事，而我们没有？唯这一点，足以让我们自愧不如。再说了，我们要求雷锋十全十美，世界上有十全十美的人吗？雷锋不过一个20出头的小战士，还没有完全成熟，我们有什么理由求全责备呢？至于雷锋一度被某些人利用，宣扬什么雷锋也爱“时髦”，什么皮夹克呀，手表呀之类，似乎雷锋只是个爱赶时髦的极普通年轻人；而将雷锋时时刻刻想着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遮盖了。
某部门曾成立“雷锋精神研究委员会”，邀请董金棠参加，他也婉拒了。他认为，雷锋精神并不是多么高深莫测，根本用不着搞这么神秘，要学雷锋，就坚持助人为乐、做好事、做好人就行了。他认为，这两种倾向对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都不会产生正面促进作用。
在拍完《雷锋》的这些岁月里，他为部队、学校和机关事业单位做过很多场报告，讲解和介绍雷锋的先进事迹。多年来，他自己亦是按照雷锋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不务虚名，不求功利。做事坚持原则，一身正气。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但他矢志不渝。
周围的人们都在千方百计赚钱时，董金棠没有进入商圈，他不想巧借“雷锋”的名义赚钱。他至今不接拍广告，不为企业代言。多年来，他谨言慎行。他明了他人找自己是为了什么。他清楚，一旦发生什么闪失，他将对不起雷锋，也对不起《雷锋》这部电影。
现在他也基本不再出面做报告，不接受采访。他有自己的理由。一次某媒体一干人马来家里找他，敲了40分钟的门，他竟然没给开门。他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包括王心刚、王晓棠等人与他关系都非常好，他们做事都非常低调，本份，自谦自重。所以，自己也应该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再愿意作报告了呢？他说，现在社会风气与过去不一样了，人人都在想方设法赚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我却出来讲雷锋事迹，鼓动大家去助人为乐，谁会信我的话？只会让人见笑。不仅如此，每当要出门的时候，老伴都会对他叮嘱再三：“在外面不要乱讲话，闭住嘴！”因为董金棠性格直爽，免不了会因为一些事和旁人犯嚼清，何必呢？
我对董老师的做事、为人和性格特征十分赞佩。但我也和他讲了我的想法，我说，只要国家按照现在的方式继续紧抓下去，再有十年八年，一定会有根本转变，雷锋精神再过一百年也不过时，因为雷锋精神是我们社会和时代所需要的，现在需要，若干年后仍然需要，而且并不是高不可攀，只在于我们做与不做的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如果领导干部带头学雷锋，社会风气还怕扭转不了吗？董老师对我的话表示同意。加之徐万祥自身的事迹，对董老师很有触动，他这次终于决定出山，说：“你们都是学雷锋的好人，这次邀请，我答应了。”
此后，我受市作协安排到霍元甲家乡精武镇挂职体验生活，帮助镇里特别邀请董老师为一百多位党员和申请人讲授党课，又一次见证了董老师受欢迎的程度：大家争相与他合影，请他签名留念，簇拥着他久久不肯离去。
那个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董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简介：岩波，男，1955年出生。原名李重远，笔名岩波、孟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加拿大加中笔会会员。
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风雨毛乌素》、中短篇小说集《翡翠扳指》、《多伦多华人》等，逾600万字。歌词《握住母亲的手》获全国大赛银奖，《天津民谣》获全国大赛金奖。入选“新华文献”丛书《让历史告诉未来》。现长驻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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