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何许人也？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当代华人世界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余英时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他著作等身，凡数十种，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2021年8月1日早间余英时在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

         如果从研究中国国学，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余英时是披着中国国学历史文华华丽外衣的学者，这张皮是厚实的，见解独到，学养深邃，著作等身，且底蕴丰厚，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向全球推介的影响力很大，也让世界从一个美籍华人的视角了解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灿烂历史文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世界华人历史学家。

        余英时教授是享誉国际的史学大师，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他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        

       余英时著作等身，从1953年开始发表著作以来，六十年间，余先生出版中英文著作五十九本，论文四百余篇。举其重要著作有《历史与思想》《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史学与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等书。二十一世纪后，大陆亦陆续出版《余英时作品系列》《余英时文集》《余英时英文汉译论著集》《余英时作品系列》使余先生的学术影响遍及学界。在庞大的著述中，余先生的贡献与学术特色，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首先，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涵括了上起三代，下至明清，甚至当代的各个时段，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

二、余先生以其深厚学养，关注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中最具关键性的理念涵意，及其历史起源与发展等问题。

三、余先生于普林斯顿大学荣退后，发表千余页巨着《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是国际汉学界的一大事件。

四、余先生研究思想史，虽然对宋明理学十分重视，但基于史学立场，并不接受理学家或新儒家的道统观──把宋明理学当做儒家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清代以下的发展只有学术史意义，在思想史上无足轻重。

五、余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但由于他对于传统与近现代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具有同等深厚的理解与掌握，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领域的著作，因此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可以说，余英时是一位笔耕不辍，学富五车，有思考有真知的学者。一生勤勉著述，弟子如云，拥趸者众。如果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切合时势的发展脉络，怀着向前看的执着，而不是向后看的固执，他将站得更高，流播更远。可惜的是他除了身披华丽厚重的历史国学文化之皮外，还有着从思想和灵魂深处透露出的另一层画皮。让他的地位打了折扣。

       他当年十三岁，随父离开大陆又辗转到美国，成了华裔美国人。他是幸运的，本来坐第三架飞机，他父亲叫他坐第一架，他身边有个空位，而恰好第三架飞机失事了。才有了著作等身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

      他曾说:因为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且不时出入于中、西两个文化之间，这个问题对我已经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经过初期的心理调适，我早已对美国生活方式乐在其中，但同时仍保留我的中国文化认同。然而关于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兼容，最好途径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中去寻找。儒家认为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这样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国基督教徒宣扬一种基督教与儒家的合成体，等于让中国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进去。19世纪晚期，一些心胸同样开明的儒家热心接受在西方当道的价值和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个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权。当他们之中有人前往欧洲与美国，并停留足够时间去做第一手观察时，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理想与制度。

       他还说:如果我们同意，“人权”这个观念正如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我们也大可宣称，虽无西方的术语，儒家思想已有“人权”的概念。在《论语》、《孟子》和其他儒家经典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遍人道和尊重人类尊严。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纪，帝王谕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对人类尊严的观念作为禁止买卖或杀戮奴隶的理由。在这两份年代分别为公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谕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儒家从未接受奴隶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义之赐，晚清的儒学者才会欣然领会西方有关人权的理论和做法。

        在上述两段话中，一是表达了他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在人屋檐下，那能不唱歌，这可理解为贯穿余英时历史研究的思想基础。可以说他是在西方思想熏陶下，用美国视角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当然，民主自由人权是全人类的价值理想，但凡是人，都向往民主自由，都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尊重，在社会主义中国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当作推行霸权，玩双重标准的工具，把它当作大棒抡向世界时，便变味了，比如借民主自由人权之名，对中国进行系列的抹黑诋毁造谣诬蔑，这就把民主自由人权当作霸权的武器了。而余英时是不明白这个事实的。另外，他在寻找中国道统与西方价值观的一致性方面也是作了很大努力的，极力寻找到儒家思想中也具有的人权观念，试图找到中西文化合流相融的依据，这个初心是好的，如果中西文化互相平等尊重，合作共存共赢，当然皆大欢喜。可现实往往并不令人满意，而很大原因并不在中方，而在美方提着那根价值观大棒不肯放下。

      1980年代起，余英时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颇获政府当局的重视。尽管其思想与北京官方思想不一致，但他的著作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教授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但在立场和站位上仍然是西方视角和西方理念影响下的中国研究。

        在获得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余英时在答词中说：“生活在美国长达半世纪，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除了初期需要一些心理调适外，我早已能享受美国生活方式，而同时保有我的中国文化认同。”有人试图转达希望他回国走走的愿望，还组织了一个19人的安徽代表团赴美沟通。不料，余英时先生回答了一句“我没有乡愁”，代表团只得打道回府。实际上，余英时先生早在1978年已随同美国史学家访问团回到过他阔别29年的中国大陆。他在1985年写成了《我的中国情怀》一文予以纪念。那一次，他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代表团在中国先后旅行了整整一个月，任务是访问汉代遗迹，在洛阳、西安、兰州、敦煌、昆明、成都等地各停留了两三天。从敦煌回来，余英时先生曾做诗：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离开北京的前夕，因为没有安排江南之行，余英时先生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这是余英时最后一次回到大陆。他透露，使领馆曾通过各种渠道传话，欢迎他到大陆走走，可以是学术交流，也可以是私人性质的访问，甚至承诺可以归还并修缮他在安徽的祖屋。但余英时还是拒绝了。从这些叙述来看，余英时仍然沉浸在西方文化的熏染下，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旧识中，不能自拔。从而对振兴崛起的中国无法生出他认为的“道统”认同感，他仍然活在前朝的光影里，怀旧如斯，无法走出，可以说，他仍然是一个怀着前朝遗梦不肯醒来的历史研究学者。有人说他是还乡团总是未能实现还乡梦者的代表性人物，这可能有点言重了。

       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切认同。但是，余英时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曾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为什么非要到一块土地才叫中国？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与大陆的隔阂与疏离，靠着五十年西方文化的浸润，片面地看待中国是不现实的，靠着片面的传播而没有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是很难听得清楚中华民族复兴前进的脚步声的。

       活在现在与过去，活在历史与现实，活在旧时代的梦中不醒是痛苦的。余英时说没有乡愁是虚假的，只不过他浓重的乡愁只属于过去，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个民族的崛起与辉煌已可期待，只不过无意去洗去一个对旧时代的乡愁式沉浸了，余英时先生已经逝去，就让他平静地逝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