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炊烟 

作者/洪炳君 

早晨，天是湿漉漉的，地是湿漉漉的，就连雄鸡叫醒睡梦人的打鸣声也是湿漉漉的。鸡鸣此起彼伏，叫醒了村庄，家家户户的开门声吱吱扭扭的响起了。村子中间大水坑边上那户蓝砖白灰顶上的烟囱最先冒起了青灰色的炊烟。依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青色的白色的房顶上，高高矮矮的烟囱分别升起了炊烟。那炊烟在风中打着旋儿，袅袅升腾，不一会整个村庄的上空就被一层青色的炊烟笼罩了起来，如同硕大的青色伞盖，如同漂浮的青色绸缎。

这情景，是我昨天夜里梦到的情景。这情景是我儿时故乡早晨的情景。人老了，离乡久了，乡愁越发浓烈了。于是，儿时的故乡常常占去了睡梦的大半。儿时的故乡是个很小的村落，五十来户，二百来人。耕地倒是不少，将近七百亩。

故乡与邻村的地界有一条长长的沟壑，沟边种植着两行茂盛的柳树、一簇簇的紫穗槐。每到四、五月间，白色的柳絮漫天飞舞，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紫色槐花，一串串把槐条儿压弯了腰，因此，故乡素有绿色长城的美誉。而村庄的四周则是高高的土壕，土壕东西南北的中央有四个出口。土壕上种满了枣树，七月十五枣儿红圈，八月十五枣儿落干儿。枣儿熟了，男人们拿着长长的竹竿，女人们挎着竹篮、背着柳条筐，端着簸箕，孩子们戏耍着跟在大人们身后，在村女书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始收获枣儿了。满树红透了的枣儿在竹竿的啪啪声中掉在了地上，顿时树下的枣儿厚厚一层，红彤彤的象一堆堆红玛瑙。装满枣儿的麻袋鼓涨涨，一排排，一堆堆，那喜获丰收的场面既热烈又壮观。孩子们嬉笑着、追逐着，吃着脆甜甜的枣儿，个个肚皮撑得如同鼓鼓的小西瓜，还不忘往各自衣兜里揣上一把。好像怎么也吃不饱，吃不够似的。家家户户按人口多少分到了满满一麻袋或半麻袋枣儿，男女老少乐的合不拢嘴儿，脸上流露着喜气洋洋的笑容，争先恐后把分得的枣儿搬回家，收获的喜悦如同过节一般。

村女书记，是我没出五服的大妈。大妈就住在村子中间大水坑边上那户蓝砖白灰顶的房子里。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大妈家最先开门，最先升起炊烟，最先做饭吃饭。等到乡亲们生火做饭吃饭时，大妈早已把家里拾掇完毕，开始转村里的地边了。快到上工时间了，大妈浑身湿漉漉的回到了村里，来到了大水坑边那棵歪脖子老柳树下，敲响了树上系着的那口铁钟。人们陆陆续续聚集钟下，有说有笑，等待分配活计，每天的日出而作就开始了。大妈出身雇农，十六岁那年嫁到了我村家境贫寒的大伯家，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后来靠着勤劳，跟着共产党翻了身。她积极响应党“组织起来”的号召，带头办起了互助组，合作社。为了投身事业，她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村妇联主任、生产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村党支部书记。由一个足不出户的普通妇女，转变为带领社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她起早贪黑，带领乡亲们建排子房，打井办电，多种经营。把村里坑洼不平的土地全部进行了平整，使靠天吃饭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粮食年年大丰收，交售公粮人均数量在全县总是拔得头筹。村里沟沟坎坎，地边地界，广植树木，站在村外看村庄只见树木不见房。大妈把一个不起眼的小小村落建设成了闻名全县的红旗村。县长来到村上了解了大妈的事迹后，赞颂大妈为“二号李双双”，县政府多次组织全县干部到村里参观学习，召开现场会。大妈光荣参加了省农业劳模大会，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受到省委书记、省长的亲切接见。县委、县政府把大妈的事迹拍成图片在全县展出。大妈一生养育了六个儿女，因每天起早贪黑，一心想着集体，惦念社员，根本没有太多精力照顾自己儿女，致使大女儿因外伤双目失明，二儿子和小女儿因病没有及时治疗落下了“罗锅”和小儿麻痹症的终身残疾。

大妈为村里父老乡亲奋斗了一生，活了七十二岁。那个年代大妈成了全县的传奇女官，二十年后，我担任县志主编，把大妈的事迹写在了县志里。

我家紧挨着大妈家。我的母亲与大妈说的来，情同亲姐妹。母亲很是敬佩大妈，唯大妈马首是瞻。母亲自从嫁到我家，总是身体瘦弱多病，但她心气很高，很是要强。大妈心疼母亲瘦弱多病，在队里安排农活时总想给她安排些省力气的，但母亲坚持和其他妇女一样到最脏最累的地方去。母亲手工活很巧，纤纤细手白如笋，飞龙走凤做得一手好针线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上学的书包都是母亲亲手缝制。姐姐的书包上边绣着荷花粉蝶，我的书包则绣着武松打虎。每个书包样式图案很是别致，如同艺术品一般。就连我们穿的衣服上的补丁让别人看来也是很美的。大妈家的六个孩子的冬衣夏装很多也是母亲帮忙缝制。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吃过晚饭就上炕睡觉了，一觉睡到了大天亮，没有烦恼，没有压力，醒来又是快乐的一天。而母亲为了穷苦的日子，却天天晚上在煤油灯下缝缝连连，总是深更半夜才能入睡。每天早晨，大妈家的门一响，母亲就赶紧穿衣，她总想赶在大妈家之前生火做饭，可我家的烟囱总也赶不上大妈家的烟囱冒烟早。母亲做饭，父亲就起来去村外拾柴活，等到父亲背着满满一筐柴活回来，母亲才叫醒我们起来吃饭准备上学。

九月捂山黄，一连几天大雾，树叶子就全黄了。夜里起了大风，树叶子纷纷扬扬刮落的满地都是，那时我们就不能再睡懒觉了。风停了，母亲就急忙叫起我们，背上大筐，拿上耙子，摸着黑，搂树叶去了。通常我们抱上一捆玉米秸秆，跑马占圈，撒在树叶上，表示这一片已经有人占上了，别人就不能再搂了。早上搂不完，下午放学我们再去搂。家家搂的树叶堆积的如同小山，一个冬天也烧不完。那时农村盖房子都是秋后农闲时，哪家盖房全村出动，乡亲们都是白帮工。

我十二岁那年秋后家里盖房子，大妈就带上我们村的能工巧匠全来了。每天中午不在我家吃饭，只是满足帮工人大碗茶水，叶子烟就行了。只有上巴泥那天，中午才管乡亲们一顿饭。上巴泥那天来了二十多人。母亲最拿手的饭菜是粉条白菜炖猪肉和熬粉条白菜汤。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猪肉，只能给乡亲们做上一顿贴饼子粉条熬白菜。我负责烧火，两只小手不停地往灶坑里添柴活，灶火不时喷出灶口，火苗夹带的灶烟时而向我扑来，呛得我直流眼泪。母亲贴的两大锅玉米面饼子率先出锅，饼子黄灿灿的，薄薄一层咯炸。熬的两锅粉条白菜汤热气腾腾冒着泡，上面浮着绿葱花、花椒油。真是饼子香、白菜香、院子香啊。乡亲们蜂拥而至，拿饼子舀白菜汤，吃的狼吞虎咽，满头大汗，每个人能吃两根大饼子和两大碗粉条白菜汤。我流着口水只能看着乡亲们吃完才能吃。

我们最爱吃烧玉米、烧红薯。每年玉米、红薯快成熟时，我们都要从自家地里弄回青玉米和红薯。晚上做饭时一边给母亲烧火，一边用火筷子串上玉米放到灶火上，一直烧到那黄珍珠似的玉米粒开了花儿，满屋子飘满了香味，我们就开始吃了。等到做熟饭，就在灶灰里埋上几块红薯，红薯烧的焦黄甜软，吃的我们小嘴上沾满了灰渣渣，吃的我们打起了饱哏。

一九八零年改革开放了，我家分得了二十亩责任田，种了六亩棉花。母亲没黑没白，整天长在地里，累弯了腰，可脸上总是挂着笑。

那年秋后，棉花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大丰收，棉田远远望去，上边仿佛飘浮着雪白雪白的云，母亲双手捡拾棉花，上下翻飞，一天下来拾了三大筐。一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母亲突然倒在了棉花地里，鼻子流了好多血，染红了那白花花的棉花。我们央求母亲去医院诊治，母亲说“累的上了火，不碍事。”

十几天之后的晚上，母亲生火做饭，想给我们做一顿最爱吃的白菜炖猪肉，饭没有做熟，却倒在了锅台旁边，灶口还放着三块红薯。母亲脸色蜡黄，鼻子血流不止，喘着粗气对我们说：“你们吃不上白菜炖猪肉了，也吃不上烧红薯了-----”

我们紧急带母亲去了县医院，没有结果。又去了北京医院，母亲被确诊为上鼻窦癌晚期。一年后的初冬，母亲因病去世，年仅五十三岁，我和弟弟都没有成家。

今年，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七月十五中元节前夕，我给母亲祭祀回到了久违的故乡。

村里的大瓦房一家比一家气派，一家比一家高大，有的占了街道，有的把胡同挤得窄窄的，没有了整齐划一排房子的格局，好像都在各自为政，攀比炫富。街上空空荡荡，形只影单的老人在街上逡巡，少了孩子们相互追逐打闹的欢悦情景。虽然家家户户早已用上了天然气，可再也看不到儿时的炊烟，闻不到儿时的烟火味了。

小时候总觉得一天好长，一学期好长，总盼着快点长大。长大后又觉得一年好短，一辈子好短。转眼已过花甲，恬淡快乐的儿时再也回不去了。我在想：短短的一生，人们追求的最终也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暖，心里有牵挂，藏着无尽欢喜的简简单单的日子。

如今，我们总是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疲于奔命，但却淡漠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似乎缺少了柴米油盐的充实，月儿高挂，房舍炊烟，朴素人家的祥和与宁静。

终于来到了父母的坟墓，卸下大包小包祭品：烧纸、元宝、烟酒茶糖、鸡鸭鱼肉，一一摆放整齐。我跪在了父母的坟前，点燃了烧给父母的纸钱。看着红红的火苗，徐徐的青烟，我在烟雾缭绕中，仿佛看到了一个浮动的幻影，是父母欢喜的前来受用贡品了。母亲脸色红润，挥着白皙如笋的纤手，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在那边可好了，儿子放心吧！”我顺着声音寻找着，竭力地寻找着，竟什么也找不到了。我想对母亲呼喊、诉说，可我哽噎着，什么话也说不出，任凭如注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只有站立起来，敞开怀抱，张大嘴巴，贪婪地吮吸着，忘情地吮吸着那升腾的青烟，那弥漫的青烟。我确信父母在那没有贫穷、烦恼、忧伤、疾病的天国一定生活的好好的。

哦，这坟前的青烟，不正是故乡的炊烟，母亲的炊烟，永续不断的炊烟么？我怀恋故乡的炊烟，我怀恋母亲的炊烟，那炊烟透着绵延不断的乡情，含着永永远远的香甜。那炊烟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我的心里，我的骨髓里了。

写于2021年9月，母亲辞世40周年前夕 

作者简介

河北固安人，河北师范学院中文本科毕业，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固安县志》《固安年鉴》主编，著有多部文学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