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和今年夏，我们两次来到一代宗师傅斯年的故里聊城。
鲁西聊城，历史悠久的文化福地，远古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蚩尤冢等考古发现及丰富的文化传说，历史上有商朝名相伊尹、战国兵神孙膑、三国东阿王曹植等名人故事及其悠久的天地回声，更有脍炙人口的景阳冈武松打虎，荣冠南北的运河古都，清末还有义学先师武训等。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人杰地灵的聊城，出了一位被毛泽东赞之“学问自立”、陈寅恪称其“天下英雄”的一代宗师傅斯年，他所领导的史语所从无到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硬是将一片荒芜的考古学办成了世界顶尖的一流学科，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断、传承光大、浴火重生的优秀代表。
继去年驱车探访后，今年初夏，在聊城台办的周到安排和陪同下，我们先后探访了傅斯年陈列馆、傅状元坟，以及山陕会馆、东阿阿胶城、景阳冈、蚩尤陵、临清钞关等。
谨以《周易》之巽卦的象辞和复卦的卦辞为题（“君子以申命行事”、“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整理探访心得，以表达我们对一代宗师傅斯年的深切缅怀，以及对傅家故里聊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及乡土人情的敬畏、感恩与体悟。
（一）
聊城是傅斯年的故里，傅家乃名门望族，聊城之有傅家，傅家之有斯年，乃文明之传承，天下之大义也。
傅斯年祖上并非聊城人。据传，傅的远祖中一位叫傅回的，原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明朝中期（宪宗成化年间）出任山东冠县县令，后来其三个儿子随母定居山东，其中之一名傅祥，定居聊城，即是聊城傅家的源头。
聊城，早在傅家到来之前就已是华北平原上经济贸易的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了，这里更是华夏始祖蚩尤的原乡。到访期间，我们首先拜谒蚩尤陵，感受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
明清时期，因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并与黄河交汇，遂成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天下豪商大贾云集，“往来船舶，络绎不绝”，以致城内“贾寓旅舍，几不能容”。各地商人竞相兴建会馆公所，使之成为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
我们顺访了有270多年历史的山陕会馆。
繁荣的经济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亦使得聊城成为发达的教育之乡和文明传承之邦，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傅家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世家之一。
聊城傅家传至第五代傅以渐，以满清开国状元，官至英武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成为权倾朝野的宰相，亦是学识广博、精通经史、德被四方的知名学人。
傅以渐后人中举人、进士，为庠生、太学生者多达百余人，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也几代不绝。
聊城有一个傅坟村，傅家祖坟在此。我们来到傅家祖坟，敬谒这个书香世家，感受其绵延不断的传承薪火。
传至傅斯年祖父傅淦，家道中落，其父傅旭安又中年而逝，留下9岁的傅斯年和不满1岁的弟弟。因此，傅斯年虽出身世家，却家境贫寒。幸运的是，他有一位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督责慈育的祖父。
傅斯年的祖父傅淦虽学识渊博，却终生不仕。他从傅斯年幼年起即每日督导其学问，令其熟记大量儒家典籍，并从6岁入当地最好的私塾，系统接受了传统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家学功底。4年塾学生活后转入东昌府小学堂。
1908年，13岁的傅斯年离开聊城赴天津求学。傅的父亲早年担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时结下的一段善缘开启了他赴津读书之门，从此他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大舞台。时任清廷刑部主事的侯延塽，因傅父之恩从聊城一个商店的学徒经苦读乡试中举、会试中进士，并朝考成为朝廷命官，回乡省亲得知恩师已过世，在恩师墓前祭拜发誓，以培养斯年、斯岩兄弟为己任。他资助并托友人照料，将傅斯年安顿下来并补习功课，次年春，傅斯年考入了天津府立第一中学堂，接受了系统的近代新式中等教育。1913年夏，傅斯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
（二）
后来的故事，皆发生在傅离开聊城之后。
我们来到傅斯年陈列馆前，循着历史脉络探询一代宗师的足迹：
在北大，傅斯年先追随章太炎学派，成为国门科众口皆碑的优等生；随后，他受蔡元培特别是胡适思想的影响转向新文化运动并创办《新潮》杂志；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傅斯年担任五四运动总指挥，率领爱国学生举行学界大示威，但在学生运动转向火烧赵家楼等更加激烈的活动之际，他急流勇退；五四运动后，他毕业并考取山东官费留学赴欧，先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三年半，后在德国柏林大学求学近四年；回国后任教中山大学；不久即在胡适支持下创设了近代中国以来最具学术影响力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
从1928年10月14日史语所在广州正式成立起，满打满算20年，傅斯年硬是将一个“无中生有”的官办研究机构，办成了世界顶级的研究所，将一个“无中生有的志业”的语言与考古学，办成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一流大学问。
这里陈列的是傅斯年一生的故事，讲述着他显赫的家世，艰难的童年，奋斗的少年，激荡的青春，探索的留欧岁月，以及回国后从教、创业、志业、兴业的辉煌，更有伴随民族危亡的颠沛流离，报国救民的四处奔波，救难济困的尽心尽德，参政议政的大智大勇，抗战后整顿北大的大刀阔斧，主政台大的日理万机和卓然成效，以及最后岁月的以身殉教，等等。
去秋和今春我们两度拜谒两次探访，深深感受到聊城之有傅家、傅家之有斯年之荣，更深刻体会到傅斯年之于中国学术研究的巨大贡献。
（三）
从学术视角看，傅斯年的最大成就，是用20年时间成就了一个世界顶级的科研机构和一流的学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建立了“科学的东方学”。
谨以《周易》之复卦的卦辞（“七日来复，利有攸往”）为训，从如下七个方面简要梳理一代宗师及他治下史语所创设“科学的东方学”之不朽功德：
㈠ 用科学方法
1928年5月，傅斯年为筹备中的史语所专门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确提出史语所的指导思想、学术宗旨和工作目标。其中最著名的是提出了判定学术进步与否的三大标准，傅斯年后来引白居易《长恨歌》中一名句加上他自己的另一句，将这标准概括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史语所科学方法之要旨。这套方法被后人概括为“史料学派”，一方面继承了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的历史考证学、历史地理学与辨伪学以至王国维的近代实证史学，另一方面追随德国兰克学派的历史语言考据学，呼吁“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任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工作是整理史料，从而为史语所开展现代考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㈡ 集一流英才
史语所从筹备期就开始网罗天下英才。傅斯年首先瞄准清华，趁着清华国学研究院遭遇王国维自沉的重大打击之际，向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发出盛邀，请他们分别出任史语所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的主任。史语所给出了当时堪称最为优厚的待遇和科研条件，建立和完善了比大学更专业更有效率的集众式研究体制，又先后聘请了史禄国、罗常培、丁山、李方桂、董作宾、梁思永等顶级学者担任研究员，后又陆续引进和培养出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学术栋梁，以及后起之秀所谓考古“十大金刚”，形成了史语所人才济济且不断后继有人的一流研究团队，为艰难困苦条件下的一流学术研究打好了基础。
㈢ 做中国学问
傅斯年在留欧期间恶补自然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从物理学、化学、数学、地质地理学，到相对论、实验心理学、经济学、比较语言学，直到实证主义哲学和历史语言考据学，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方法，用来发掘、搜集、整理和使用新材料，研究中国的历史，建立“科学的东方学”，“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里的科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用于史学研究，解决历史问题；二是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史学方法。而所谓东方学，在本质上指的是“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之问题。”换言之，傅斯年和史语所的研究真正关切的是：以科学的知识、思维、方法和手段，通过史料的发掘和探究，从根本上解释“中国民族文化的原始阶段及其形成的主动力量。”
㈣ 下田野功夫
以殷墟发掘为核心的田野考古工作，是史语所成立后最为艰苦繁重、也硕果累累的研究工作。从史语所筹备期始，傅斯年就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开展殷墟考察和搜集甲骨的工作，并于10月组织开展了董作宾率队的第1次安阳田野考古发掘；随后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1931年春季，先后组织了以李济为队长的第2次、第3次和第4次安阳发掘；1931年秋和1932年春，科班出身的梁思永率队开展了第5次、第6次安阳发掘；随后直到1937年6月，主要由梁、李、董率队先后开展了15次安阳发掘，累积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发掘规模之大，参与人员之多，收获之巨大，在世界考古史上极为罕见。安阳殷墟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除安阳外，史语所在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山东城子崖龙山遗址的第1次、第2次发掘，东北昂昂溪史前遗址发掘。抗战开始后，在吴金鼎、曾昭燏、夏鼐主持下，组织了“苍洱古迹考察团”和“彭山汉墓考察发掘团”，得到了重大收获。
㈤ 借国力兴学
傅斯年非常清楚：在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国难当头之际，要想做一流的学问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他回国不久即在中山大学设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但在得知胡适正在筹备中央研究院的消息后，他极力说服胡适等人，果断将已启动的语言历史研究所转至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虽只是名称略改，体制则完全不同。从此，傅斯年凭借国力大张旗鼓地罗织人才，凭借国力名正言顺地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凭借国力抢救性收购和整理大内档案，凭借国力开展全国性的语言和方言调查并积累了重要的一手材料，凭借国力在动乱年代运送和保护国宝，凭借国力开展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发表和出版学术成果，也凭借国力和国家的名义救助挣扎在贫病危难之中的学者，为一流的学术研究保存了有生力量。
㈥ 写天下文章
史语所一成立，即发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至1950年累计出刊22卷计46期，刊发了大批优秀论文，其中有陈寅恪论文26篇。傅斯年在领导史语所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的同时，第一时间展开考古研究并陆续发表震惊世界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国近代第一个考古学刊物《安阳发掘报告》自1929年12月至1933年6月先后出刊四卷，共刊近30篇论文。同时，一部部具重大学术影响的专著相继问世，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8），董作宾的《商代龟卜之推测》（1929）、《大龟四版考释》（1931）和《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傅斯年的《东北史纲》（1932）和《性命古训辨证》（1938），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等共同主编的《城子崖》（1934），吴金鼎的《中国史前的陶器》（1937，英文），董作宾的《殷墟文字甲编》（1937）、《殷历谱》（1943），吴金鼎、曾昭燏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2）等等相继出版并产生重大影响。后续值得提及的是，史语所到台湾后，董作宾的《西周年历谱》（1951）、《殷墟文字乙编》(1951)，李济的《小屯第三本 殷墟器物甲编》（1953），董作宾的《中国年历总谱》（1956）和《中国上古史年代》(1957)，李济和万家保的《殷墟出土青铜器之研究》（1964-1972，共六卷），以及李济去世后先后以日文、英文、中文出版的划时代巨著《安阳》等，都是围绕安阳殷墟发掘的重大研究成果。此外，基于大内档案整理的《明清史料》自1935年开始刊行，至1990年先后出版288册计6千万字。
㈦ 成一件大事
上述这些，或许只是史语所科研成果中有限的一部分，但已足够呈现这个成立仅20年且偏逢国难的科研机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了！这20年间，史语所有3年流离失所，7年躲在李庄，剩下的10年几乎都在发掘安阳殷墟。就是这样的20年，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他们做成了一件大事，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从而使整个人类历史向前延伸了数百年。就是这一件大事，足以证明中国人行！李济后来评价说：“安阳发掘所获得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的中国有史以来首届院士中，史语所有8位专任研究员、2位兼职研究员、5位通讯研究员当选，占到整个人文组院士的半壁江山。
上述者七，以成历史之丰碑。
尽管后来史语所各奔东西，留在大陆的如曾昭燏、夏鼐、郭宝钧等人，虽曾继续考古发掘研究但遭遇“文革”迫害也命运多舛；前往台湾的如李济、董作宾、石璋如等人，虽一直致力于古器物整理及研究但无法回到现场再续田野考古之梦也令人扼腕。而傅斯年则英年早逝，正值人生最辉煌的顶峰却以身殉教。
傅斯年和史语所不再，但他们留下的不朽功德，值得景仰！
（四）
在傅斯年纪念馆结识了一位从事傅斯年研究的林虎先生，他曾长期担任傅斯年陈列馆馆长。我特意叫上正在从事傅斯年研究的两位学生赶来面见请教。
多年前，林虎先生曾撰写傅斯年传记，因种种原因至今未能面世。他推荐聊城大学马亮宽所著《傅斯年评传》一书，另有台湾中研院王汎森等人整理的《傅斯年札记》等。
傅斯年1950年12月在台大校长任上猝逝，清贫如洗。他未成年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后因缺乏教养学业荒废。但傅的五位侄子女，都先后追随伯父研读历史并有所成，算得上子承父业。傅斯年陆续把侄子傅乐成、傅乐德，堂侄傅乐焕、女侄傅乐淑等接到北平，送进学堂读书，或令其半工半读，在生活上接济照料。后来他们相继考取北大和西南联大，学有所成，所学专业皆为历史学，且多成为相关领域的历史学家。年龄最小的傅乐治后来在台湾也读历史并成为历史学教授，他曾于2019年7月携家人赴聊城傅家坟祭祖。
一代宗师傅斯年治史，其子和之。我眼前浮现出《周易·中孚卦》九二爻的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这当是最好的传承。
清华大学教授王名于2021年8月7日于双清园
（编辑 柴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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