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帅请让

　　军衔是军事级别标志，是军人荣誉与责任的象征。共和国的首次评衔，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革命军人的历史性评价，不但事关此后的待遇，更是对既往贡献的认可。1954年就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协助时任部长的罗荣桓主持工作，主抓评衔评勋，他曾对夫人说:想不到几十年南征北战，最难干的却是这两项任务。

　　为了肩上的星星，摆资格、列战功、闹情绪，甚至哭鼻子的，都有。面对此情此景，毛主席说了那句名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打仗时连命都不要，现在为肩上一颗星，硬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其中缘由也不难理解：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少打仗，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

　　不过，更多军人面对荣誉淡然处之，不为名利争短长——让衔的故事一再上演。

　　著名军史专家、军旅作家董保存确认：有三位元帅都提出了让衔。

　　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掌管全军的军衔评定工作，得知元帅的提名名单中有自己，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比其他几位拟授元帅军衔的同志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请求不要授予他这么高的军衔。

　　给毛主席写信的还有徐向前。徐帅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徐向前是黄埔第一期的毕业生，性格内向，从不夸夸其谈，蒋介石给他的评语是资质平平。蒋校长哪里想到，这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学生在后来的作战中，把那些深得校长器重的爱将打得满地找牙。从参加广州起义，到拿着地下党的小纸条去找毛泽东；从鄂豫皖击破“会剿”，到长征三过草地，血战河西走廊……徐帅不止一次说过：“许多同志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

　　叶剑英则直接请求只要大将军衔，他在元帅拟定名单相关报告上写道：“我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叶帅的二女儿叶向真60年后才第一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看到这份报告，她后来回忆说，父亲当年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辽东演习上，几乎没有参与授衔工作。但在饭桌上听父亲说起，自己作为总参谋长，多是在后方，应该把荣誉让给其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是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把天下打下来的。

　　将军们也不乏主动请求降衔者。

　　十位大将中惟一没能出席中南海授衔典礼的是有“中国的夏伯阳”之称的虎将徐海东，他一直在大连养病。得知自己被提名大将时，适逢周恩来总理前去看望，徐海东向总理提出：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窑工出身的徐海东久病缠身是真，九死一生、屡立奇功也是实打实的：他九次负伤，身上战创17处，最重的一次是在长征途中的庾家河战斗中，一颗子弹从其左眼下钻入，从颈后穿出，喉咙被瘀血堵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紧急关头，护士周少兰伏下身子，一口一口将其喉咙里的瘀血吸出，并昼夜寸步不离地悉心照顾。在昏迷4天4夜后，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且在醒后第五日即由四人抬着指挥作战，且屡战屡胜。而那位救命的护士后来成为他妻子，并改名周东屏，意为“徐海东之屏障”，成就了一段军中佳话。

　　闻战则喜的徐海东自谓“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是没官瘾”，被蒋介石视为“文明一大害”，国民党用飞机撒传单，上写“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当赏洋十万！”和悬赏彭德怀金额一样，可见徐海东的分量。后来阎锡山也发通缉，悬赏五万，徐海东还“抱怨”阎锡山太小气了。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从大别山打到陕甘,连战连捷，入陕时兵强马壮、军容威武，是第一支完成长征的红军队伍。1935年冬，毛泽东派人向徐海东借2500块钱，以解决中央红军的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问供给部部长：家底有多少？答曰：7000块。徐毫不犹豫命令：留2000块，拿出5000块送中央。同时复信一封，表示红25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这笔钱和这份忠诚帮助中央红军度过了到达陕北后最艰难的第一个冬天，毛泽东赞其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整整20年后，在病榻前，周总理紧紧握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做了很大贡献。我认为，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

　　“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毛泽东的这番话让许光达成了1955年让衔群英中最耀眼的大将。

　　1927年许光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去南昌参加起义，跋山涉水到达时，南昌起义已经失败。他仍南下追赶起义部队。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追败军之师？他答：“虽败犹荣。”又问：这不是去送死吗？他答：“虽死犹生。”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中央机关撤至黄河边，东西两侧大河滔滔，南北敌军步步逼近，危急中，许光达奉令驰援。他率部冒雨到达乌龙镇，一沟之隔，中央机关的队伍隐约可见。许光达召各旅旅长登高而望，指着对面下令：“看到了没有，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前面。哪怕敌人的炮弹落在我们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激战一昼夜，挡住了敌三个旅的轮番进攻，护中央机关安然转移。

　　得知自己在拟授大将的名单上，这位19岁就当上“娃儿连长”、身经百战、遇险十余次屡屡大难不死的装甲兵司令员，竟然一连几天“惶惶难安”，他对妻子说：我这顶乌纱帽是建立在多少战友、下级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他们长眠在我们战斗过的地方，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得此荣誉，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几经思考，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回顾自身历史， 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大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而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喝牛奶，吃面包。自苏联返国后，这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和人民做了些什么呢？

　　……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的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拿着这份许光达的申请说：“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一面很好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