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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风采
冒芝桦，诗人，世界汉学会终身会员，祖籍江苏如皋，冒氏第二十一世孙。一位以文字为笔、以音符为墨、以摄影绘画为色盘、以佛法为圭臬的学者。
《红楼梦研究》闲笔（十二）
—— 冒芝桦笔记
为什么“冒襄研究”能够克服“曹寅家事”研究那样的“忘月之手”缺陷呢？
1.冒氏文化深厚，其家族“耕读文化”的形成与传承，在当时就已经具有二百多年的官宦世家历史，横跨整个明朝朝代直至冒襄所处的清朝，其缘源应当从元末时代算起。
而曹寅出身“包衣世家”，其家族的兴起也只是随着清朝的兴起而兴起，到雍正年间也就没落了。
所以说在家族文化底蕴上，冒家世代的耕耘和积累，冒襄自然胜出很多。
2.在文化界、文艺界方面，无论其影响力、社交所及的范围、以及作品的存世量上，冒襄都表现出更胜一筹。撇开《红楼梦》这部巨著，各自其它作品的深度、作品内容的涵盖面上都是有据可查的。
3.虽然曹寅、曹寅孙也是一位诗人。但在人生经历的丰富程度上，没有冒襄那样的切身体验以及所经历的巨大动荡。曹家被抄时，曹寅已经去世，曹寅孙还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冒襄亲身经历明末清初整个社会大的动荡，亲身体会过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与政府无能，早年就卷入社会政治斗争之中，对政治与社会矛盾、社会关系必然有自己深刻的认识。
再加之，在改朝换代的大变革中，冒襄以及冒家族人所经历的劫难都是刻骨铭心的；一句“生死线上走过来的人”，说明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宝贵精神财富”。没有自身经历的这样的“精神财富”，要创作《红楼梦》这样的巨著，至少在思想储备上是“力不从心”的。
4.在官场的“涉猎”范围上，冒襄也不在曹寅之下。曹寅因大家知道的原因，与康熙的关系自不便说。但冒襄方面，无论是在明朝、还是后来的清朝，冒家从宰相、尚书大臣到都察巡抚，到县令均有不凡的交往、甚至是莫逆之交。姑且不论目前有学者认为“康熙是冒襄之子”这一观点是否真假，冒家在官场涉交的程度之深，也是相当突出的，而且可以考证，至少横跨了明、清两个朝代。这又为冒襄会更富有政治思考的立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5.学界明确的“冒襄是我国忆语体文学鼻祖”，充分说明了冒襄文学创作的自身功力。在谁是《红楼梦》作者的排查中，冒襄在文学、文笔功力上更具可能。
6.冒襄本人终身未仕清，战胜了物质与地位权力的诱惑，表现了一位“士大夫”的忠贞气节。在这个方面的表现，还得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肯定。这是曹寅、曹寅孙也好，还是当时明清时期的“二臣们”都没有或都无法具备的。
7.冒襄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这个故事为什么那么动人？因为在那个封建年代，她们的爱情克服了“地位上的悬殊、年龄上的悬殊”，经历了“战争与病痛的考验、人生观与政治观的考验”达到才情上的一致，显得珍贵与可歌可泣。而其它疑似作者都没有这样酷似林黛玉式的“爱情原型”。
8.当清朝政权趋于稳定，国家急需统一时。
冒襄义无反顾亲送孙子冒浑参军，在统一台湾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从一品。冒襄重孙冒重光曾任雍正贴身侍卫，后牺牲在统一新疆的前线指挥部，为祖国的统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家国情怀方面的表现充分说明，冒襄的民族观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冒襄的人生观不是僵化的、功利的，冒襄的世界观是超脱的，他具有政治家的眼光。所有这些又与《红楼梦》所隐藏的主旨是十分贴切一致的。
如果一定要说“石头中长出树”是木石情缘的文学笔法的原型，那么在如皋水绘园里也有一个奇观，那就是在古水绘园的迎宾位置一座小石山中生长着一棵数百年的古松。石抱树、树缠石中 ，树与石浑然一体。小时候，每年春节逛水绘园都必从这“石中松”旁经过。古松纯粹长在石头缝里，有灵性！数百年了，越长越茁壮，真奇观。
乾隆年间《红楼梦》一书已经在市面大量流传了，所以《红楼梦》的创作必是在乾隆年代之前。1700年的庚辰本里说的“30年前”的事，就是指发生在1670年的事。这与《红楼梦》古本脱稿于1694年，不矛盾。也不是说《红楼梦》的创作是1670年开始的；而是说书中某一描述是指1670年发生的某件事。
《红楼梦》的创作年限跨度大，《红楼梦》中所隐写的内容也是年代跨度很大。用“贾府的没落”来隐喻“明朝的消亡”，也是吻合得上的。毛泽东主席称《红楼梦》是一本政治书，应该道理就在其中。《红楼梦》作者的主旨，就是假借一个家族的兴衰，来充分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层集团兴衰荣辱的深刻道理。而绝不是仅仅写“你恩我爱”、一个家庭的聚散离合那样肤浅！作者笔下的“贾家”仅仅是一个文学艺术的表现（笔法）载体而已！
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忘月之手”。真正研究佛学的人可能会理解这个词的含义。而现在仍然陷于类似“曹寅家世”研究的学者们，就是犯了“忘月之手”的错误。(有的书中写“望月之手”，也有的书写“忘月之手”，同属一个典故。) 为什么“冒襄研究”能够克服“曹寅家事”研究那样的“忘月之手”缺陷呢？ 冒襄对政治、社会各阶层的深度卷入，以及冒氏家族所体现的文化深度、冒襄思想与其作品的文学精髓，足以能使冒襄成为《红楼梦》研究的真正“月亮”。脂砚斋的批语也可以拿来我用，然而“脂砚斋”的具体身份，人们同样还是一头的雾水。因为《红楼梦》作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必然造成“脂砚斋”身份的扑朔迷离。在这个问题上，“曹学之说”者同样是、也自然是陷于困惑、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目前“曹学之说”者就“脂砚斋”批语的解读都是碎片、不全面、牵强的。有怎样的“曹雪芹”，就会有怎样的“脂砚斋”，甚至确定“脂砚斋”身份的难度一点不亚于研究作者“曹雪芹”的身份。而这二者身份的研究，对弄清作品的来龙去脉、对弄清作品流传过程中的“异同现象”是十分必要的。这同样成为了“红学”研究中的一道风景线。
很多朋友对《红楼梦》很感兴趣、很爱这部文学巨著。自古至今，也有很多朋友没有能读懂她。我们能否看到那巨幕后面透着历史真相的微弱的光，虽然她很微弱，可她终究还是透出来了。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不论官阶、不看头衔，我们只谈文学。相信中国人对中国自己的巨著是有能力全方位解读的，只要我们不放弃。
在研究“脂砚斋”的思考上，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点：
1.书中未见“脂砚斋”自称老朽，若有朋友说她自称老朽，那必是一长寿者。
2.“脂砚斋”未必是女性，不能一看见“脂”就判断是位女性。“脂砚”是一个固定的词，脂是修饰“砚”的，“脂砚”是指一种极其珍贵的“砚台”，这种砚台平日表面如脂，所磨之墨如“珠”。但目前的研究水平，不排除“脂砚斋”是一位女性。
3.“脂砚斋”所命的“芹溪”之人，不是作者“曹雪芹”，而仅仅是《红楼梦》文章的后来整理者。笔名“曹雪芹”的作者与“芹溪”是二个不同的人！
4.脂砚斋批语中写到“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请问，这里的“一芹一脂”到底是谁？“脂”是指自己吗？完全不可能，因为后面的一句“余二人……于九泉矣”否定了这种可能。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眼见真实名的曹雪芹不存在、找不出了，现在捧出“脂砚斋”来做作者，就更加说不通了。
民间的“红学”研究现象存在与官方“红学家”的研究差异，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是文学研究精神包容健康的体现，有几个原因：1.民红中，确实有人素质不高、文学水平不高、意淫成分多。经过时间的推移，不正确的东西自然站不住脚、自然不攻自破。2.文学研究，尤其古典文学研究要平民化，是文学研究本身该走的路、也是文学研究本身发展的路。3.过去有的“红学家”，困顿于研究资料的偏缺，研究不深刻，功名意识重、定论草率，引得很多惜爱《红楼梦》的后来者不断争鸣。问题的关键，如皋的冒著红学有更多更细节的人物原型、故事情节原型、作品主旨深度的体现！应该这样说：“曹学”是当时清朝以来的部分文人为了混淆《红楼梦》主旨，掩盖《红楼梦》革命性色彩，将“曹寅、曹寅子、曹寅孙”与《红楼梦》扯到一处，以达到削弱《红楼梦》这部巨著政治性的目的，而自然遗留下来的“红学烟雾”；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敦诚、敦敏、明义、永忠、裕锐、墨香等明确知晓《红楼梦》作者身份，袁枚迫于当时“环境压力氛围”无意识或有意识参与《红楼梦》作者的“论证”，其语言不详，可贵的是袁枚无奈用“练文”（瞎说）进行了揭露，还说曹雪芹相隔已百年矣（意思是曹雪芹比曹寅还要大）。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学者的研究，在现在的红学圈中，大家也是通彻明了啦；不管对错，前人的研究为我们奠定了基础，他们都是“红学”史上有贡献的大文人。用辨证的观点看，清朝政府内部在文学文化观点上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不能用“满清”一词将清朝的文化现象进行全盘否定，否则就是我们犯了错误。一部分清廷元老或文人，对当时的新兴文化现象进行绞杀或篡改，也属于社会人文立场的自然反映。可贵的是，从清朝的整个历史长河看，在汉文化保存和传承上还是接受与发展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政治觉悟去要求、或去审视康熙、乾隆年间的先人。他们从《红楼梦》中某些词汇或某些情节，认为《红楼梦》有怀明憎清的色彩，也不足为奇。那是当时的人们、至少一部分人不能深刻领会到《红楼梦》的真实含义，不具有《红楼梦》所要表达的“生命平等、贫富易幻”的认识境界。直至清朝末年出现“政权腐败无能、社会一盘散沙、外来列强霸凌”的可悲局面，这些充分说明人们没有读懂《红楼梦》，当时人们对《红楼梦》及其作者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形成其普遍的认识，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也就会出现相应的历史结果。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就是在今天，还有朋友读《红楼梦》，还仅仅读出来的是“反清悼明”的味道。《红楼梦》咏叹一人，不是整本书去写一个人，也不是用几个人物去写一个人。而是作者“咏叹一个大写的人”、咏叹如何做好一个大写的“人”！ 比如古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里的“为”是“作为、做好”的意思，而决不是“为了”的意思！有人文学底蕴不敢恭维、思想素质又低；把“人不能做好自己，就会天诛地灭”的意思完全解释反了，就出现了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恶行找理论依据的现象，真是曲解了古人！在我写的《红楼梦研讨》第六辑里后半部分，我对“薛蟠个人及其小团队”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从我对《红楼梦》中“薛蟠利益集团”的分析，或许能看到2021年3月间披露的江苏灌南县女辅警许某案件的影子。理性分析，女辅警有过错。不过，女辅警存在的过错，整个社会应该去思考： 为什么女辅警会用肉体去换位置？去换金钱？为什么女辅警能用肉体去换位置？去换金钱？ 当教育的缺失、价值观的缺失，遇到权势的淫威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社会现象。这是很危险的信号，好在社会的良知很警醒。对权势的淫威，我们应该是监督、抗争，而不是屈从，甚至做淫威的帮凶。 以一个工科生的角度问一个问题，其实红楼梦的主题、朝代、地域的描写很浅白的，贾府的行为目的，甄士隐和贾雨村的原型在那段历史过去以后也很容易理解。可是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很模糊或装着模糊？ 从清朝起，无论社会还是朝廷都在故意模糊《红楼梦》的来历与作者身份。这与书本身的政治性有关系，首先在清朝时就有人故意搅浑水了，那后人就更搞不清了。袁枚涉红的几句话就充分暴露了这一点。胡适是位知名教授，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自觉掉进去了，所以说《红楼梦》的水很深 。还有说元妃省亲是董小宛省亲，如果是一个平常百姓能省什么亲啊。康熙1684年9、10、11月第一次南巡，1689年正月、2月第二次南巡这就对了，第一次与第二次，冒襄都在世，而且还见面了。《红楼梦》作者的高妙之处，就是他始终没有在书中去启发式地“教育”读者，他总是原原本本地讲故事；但在他的故事里，却藏着不同的深意，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品味。当贾宝玉躺在秦可卿床上时，他是自由、放任的；他的自由放任与秦可卿是一个方向的。在贾宝玉躺到秦可卿床上之前，或之后，贾宝玉又是压抑和理性的。秦可卿的一句话“他才多大，跟我弟弟一般，我弟弟个儿可能比他还高出一头呐”，是秦可卿为他解开了“放任”的最后一个纽扣。
贾宝玉起床后，袭人服伺他的一般描写，让贾宝玉又回到了理性压抑的现实生活，贾宝玉慌张地让袭人不要声张。至于贾宝玉梦境的内容、秦可卿房内的陈设等等，又都有另外诸多深意！
本文也是一篇探讨文章，在《红楼梦》的真正作者问题，确实应该表现出谨慎的态度。这是一个试金石，在这个试金石面前，人们不能功利、不能草率，可以尽抒己见，但不应有狭窄与片面。无论是《红楼梦》本身、还是众多红学文章，读者是不会被强制性解读的，这也正是红学百年之后依然正盛的道理。看不到这个道理，就会显出性格与学术的肤浅性。一部有着历史影响力的巨著，是无法利用地位、权威来压制对她的研究的。搞文学研究需要一颗真诚与谦虚的心，如果你方向选错了，你路走得再远，都是一种错误！会有俞伯平老先生晚年式的感慨。功利确实会给一个人带来利益与愉悦感，但不要忘记，良心同样会决定一个人的利益与愉悦感。除非你不是真正的学者。历史最终会站在事实与智慧的双肩上，愚钝与阿谀终会被逐步消失。《红楼梦》研究一百多年来，一直具有很广的空间与深度，我们为什么要禁锢她？要去扭曲她？
应该还她以文学的美、还她历史的卓然姿态！
应该用更宽大的胸怀、用乐见其成的美好愿望来拥抱《红楼梦》研究所带给人们的启迪、智慧和哲理，这是社会进步、文学灿烂的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