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武林笔下的作家们

——叶灵凤的乐趣

(原创 家在山河间）

一个人的爱有多深,情有多重,在常人的眼里是无法度量的。但是,世间万物万事(包括良心和良知)皆可以测量,甚至可以精确到数量的概念。在性情中人那里,这一点更是容易。因为他的爱与情在很多场合中,都是以数量词出现而能被我们轻而易举地把握。叶灵凤是一个海派作家,如不读中文系,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人的小说和散文,也不知道他对现代文学有怎样的贡献。但是,一个喜欢书的人、爱书的人,就不可能不知道叶灵凤的名字。他的爱书、读书、写书、用书的种种乐事和琐事,感悟和体会,都被他如数家珍般写在他的读书随笔和读书小品之中。也许我们会轻笑,这个人是不是有病、有癖?是的,读书和爱书是一种病,古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独有书癖不可医。

喜书和爱书是叶灵凤一生的乐趣,这是一种净洁的爱。先生对孔圣人的“学以致用”,倒是有不同见解。谈到用书,叶灵凤总是有点无奈的微词,好像这亵渎了纯而又纯的爱似的。任何一种爱情,只要落入人间的烟火之中,实用之中,总是有点大煞风景之感。叶灵凤是个爱书家,但他并不像有的爱书家那样“除了妻子和书不外借之外,其余均可借”的小气。在他去香港之前,戈宝权曾经借过他一本茨威格的小书。二十年之后,叶灵凤在整理自己的书时,猛然想起这件事。他想写信询问,但因戈宝权在国外和自己的不好意思而作罢。于是,他写了两篇小文章谈及此事,一篇是《往事——失去的一册茨威格》,另一篇是《失去的书》(提了一笔)。

也不知哪位高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叶灵凤很是感慨,倒有点“黛玉葬花”的悲悯和感伤。因为,这本书被借出去时,茨威格尚健在;二十年后,作家已不在人世,这倒引起了他的一番人生感言。

叶灵凤的文笔简约,书话与小品像是和人聊天一样,绝少修饰。再深的悲痛和愤怒,也是埋在自己的文字的深处,而不愿污染读者的眼睛。这样坦诚和朴素的文字在当下是少见的。在战乱的年代,他曾把一万多册书寄放在上海的一个亲戚那里,结果所有的书不翼而飞。以先生对书的那份挚爱，这与卸掉他一只胳膊有何区别？但是,先生没有捶胸顿足,更没有悲愤的冲动之举。在他的《我的另一份藏书》中,他仅淡淡地说道:“当时得到这消息,真使我忧然若失。”之后,他又说道:“前几年(五十年代)回到上海,特地到亲戚家里去问此事,当时心里颇想就是找回一册也好,可以拿回来做一个纪念,结果竟是一本也没有了。“先生对书的这份痴,这份爱、这份情，除了朋友、亲人和伴侣之外,再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他的依恋程度。

先生读书,杂的可以。我对读杂书的人保持高度的敬意,也是三十岁以后的事。三十岁之前,只读文学书,只读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三十岁后,自觉倒向杂书这一边。读杂书,等于是人吃五谷杂粮一样,他所摄取的营养,总比那些挑食的人要多一些。叶灵凤就是这种类型的读书人。就是那些所谓的禁书,如《肉蒲团》之类的，先生也要兴致勃勃地读它一读。他曾写过一篇《禁书史话》的小文。他说道:“我一向对禁书很感兴趣,无论是借口风化问题的黄色禁书。或是借口政治问题的红色禁书,都使我感兴趣。”这倒不是先生有猎奇的嗜好,而是先生出于对自由的高尚追求才读它们的。人连自由阅读的权利都没有的话,所有的精神和思想都是可疑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等这些人类文化的瑰宝,当我们知道它们都是被禁过的这一荒唐的事实后,就不得不钦佩先生关于禁书的种种思考之中的真知灼见了。

先生的读书趣味,并不是从一而终的。你若问他最喜欢哪一本书,在三十多岁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史蒂文森;在四十岁时,他就得思索半天,没准儿还找不到。这倒不是先生的自傲,而是他的阅历,阅读都在积累和增加。大凡真正的爱书人,一生都会有几次转变。尽管先生很自谦,但他的读书法确实是真正搞学问搞研究的那种读书方法。我打个比方,如果说一本书是一棵大树，先生看到树枝树干,必然要读到它的根须,甚至是每一根须根。比如说,我们对杜甫的诗感兴趣,那么先生会向你建议:我们为了要了解杜甫的作品、思想、生活和时代,必须要读他的传记,读他同时代的诗人的作品,读唐朝的历史。甚至为了要了解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某些特殊事物,我们要读四川的地方志,要读……先生这样的读书方法,在功利甚嚣的环境中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真正爱书的人,读书的人(如先生那样的)有几个几十个几百个,那实在是读书人的自豪和骄傲了。先生早期的小说和散文可以不读,但他的读书随笔和读书小品确实是不可以不读的。因为,他所有的读书文章,就是一个爱书家献给书的火热而又缠绵的情话！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笔名叶林丰、L·F、临风、亚灵、霜崖等。江苏南京人。毕业于上海美专。1925年加入创造社，主编过《洪水》半月刊。1926年与潘汉年合办过《幻洲》。1928年《幻洲》被禁后改出《戈壁》，年底又被禁又改出《现代小说》，1929年创造社被封，一度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救亡日报》工作，后随《救亡日报》到广州。1938年广州失守后到香港。从此在香港定居，1975年病逝，终年70岁。

叶灵凤在香港的三十多年中，太平洋战争前编过《立报》副刊《言林》《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一度被捕。其后编过杂志，写过《甲申三百年祭》和《苏武吞旃》之类的文章，更配合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做过搜集抗战所需的敌情材料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仍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直到晚年退休。长期为《大公报》《新晚报》《文艺世纪》《海洋文艺》等报刊写稿。其间应邀回北京观礼、参加招待会及到各地旅行访问数次。遗言以所藏孤本清嘉庆《新安县志》献与国家（生前曾拒外人收购）。死后家属按照他的意愿，送广州中山图书馆，其余藏书尽献香港中文大学（他藏书甚丰，是香港有名的藏书家之一）。

主要作品有：小说《菊子夫人》《女娲氏的遗孽》《鸠绿媚》《处女的梦》《红的天使》《我的生活》《穷愁的自传》《时代的姑娘》《永久的女性》《未完成的忏悔录》《美的讲座》等；散文、随笔《天竹》《白叶什记》《忘忧草》《读书随笔》《文艺随笔》《晚晴什记》《北窗读书录》《花木虫鱼丛谈》《世界性俗什谈》等；有关香港的著述《香港方物志》《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香港的失落》《香岛沧桑录》《香海浮现录》等；翻译《新俄罗斯小说集》、罗曼·罗兰《白利与露西》、显克·微支《蒙地加罗》以及《故事的花束》《九月的玫瑰》和纪伯伦的散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