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死而无愧

　　在狱中斗争氛围的感染下，在江姐、胡其芬等革命者的影响下，罗广斌变得越来越坚强。1941年1月，地下党员齐亮被捕关押到渣滓洞，罗广斌因为写条子给齐亮讲狱中情况被特务发现，又被加了一副脚镣。随后，他从渣滓洞被转移到关押重犯的白公馆。也正因为罗广斌的转移，白公馆中革命者的斗争情况也得以记录下来。

　　进了白公馆，罗广斌最先见到的就是室友刘国鋕，一位有名的“富家少爷”。因为长期的监禁和胃病的折磨，当时的刘国鋕苍白消瘦，羸弱不堪。终年被关在一间不见阳光的牢房，在难得的放风时刻，他体力不支，只能坐在院坝檐沟边的石头上，享受那一点可贵的阳光。



　　刘国鋕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大富豪家庭，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备受娇宠的幺儿。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书籍中寻找救国思想，最终决心走革命的道路，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4年大学毕业后，刘国鋕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云南陆良县一所中学任教，参加那里的党组织发展工作。

　　1945年，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到重庆工作，1947年担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公开身份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后到《商务日报》做记者。在此期间，国民党在昆明杀害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的血案发生后，他成功组织了重庆各学校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抗战的活动，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论闻一多先生》的文章。

　　194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室里，保存着一份描述审讯刘国鋕情况的材料。根据材料记载，徐远举问刘国鋕，“你这万贯家财的少爷，家里有财有势，你有吃有喝，你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是闹不得的，要坐班房、挨杀头的。”

　　刘国鋕冷冷地看了特务一眼，没有吭声。徐远举又说，你的上级已经供出你了。刘国鋕冷笑着回答：“既然我的上级已将我出卖，你们什么都知道，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动用酷刑，但刘国鋕仍然不屈服，敌人只好将他带上脚镣投入监狱。

　　很可能就连刘国鋕的家人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革命？刘国鋕在给五姐的信中，专门阐释了自己对家和对革命的理解：“这个家是在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的一个烂疮，它已经完全是一块脓血和腐肉，旧社会的整个身躯都要死亡，看不出有希望，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

　　刘国鋕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动员方方面面关系向军统局施加压力要求放人。最后还是刘家的族亲，国民党经济部部长刘航琛密电何应钦，务请刀下留人，刘国鋕的生命才暂时得到了保全。

　　在香港做生意的五哥刘国錤，重金贿赂特务机关里里外外的人，徐远举终于同意放人，前提是刘国鋕在报上声明退党。刘国鋕却坚决拒绝，“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背叛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已越过长江向华南、西南进军，重庆也即将解放。刘国鋕的家人再一次为他奔走，刘国錤这次拿出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

　　徐远举抵抗不了这样的重金诱惑，告诉刘国鋕，不发声明可以，只要认错，写一份悔过书。刘国鋕不答应。徐远举看在钱的分上，再次妥协，找人代写了一份悔过书，只要刘国鋕签上名字。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

　　徐远举为了钱，恨不得求着刘国鋕出狱，刘国鋕的态度却没有变化。五哥刘国錤伤心地一再哭劝，甚至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儿，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也泪流满面，但还是摇了摇头。

　　1949年8月，蒋介石带着军统头子毛人凤到了重庆，“清理积案”，实际是布置屠杀。

　　根据徐远举的交待，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

　　“刘国鋕！”1949年11月27日晚餐后，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喊的就是刘国鋕。

　　刘国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平静地说：“不要慌，等老子把诗写完以后，再跟你们一块走。”可刽子手不容分说，将他架出了牢房推向刑场。

　　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

　　“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这是一个年仅28岁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发出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