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故事

                   帝力于我何(作者)

那时候有些事，虽说事过境迁，想想很有趣。趣在，人在其中，都知道是个事。

又不得不接受着这些事，久而久之，又以为不是个事。那时候农民以生产队这种集体形式组织劳动。生产队，是社会最底层单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产队里也养着一帮子干部。主要领导有队长、会计、保管、及其他副队长、妇女队长、出纳、记工员、贫协组长等一帮人。在生产队里，这些人都是特权人物，就是不必象社员那样一天三出勤干活，他们想干了，和社员们干一会儿，不想干，没人管得住，因为人家叫小队“干部”，大小也是官儿。干部这个词引进中国，就有几分神秘感，有了干部这一头衔，人人都会惧让三分。干了叫带头，不干是有公务在身。

小队干部，活没多干，工分不能少记，队里干部班子，收入当然是最高的，人家是权力笔尖上挣工分。所以，农民说这些人，东晃西晃，工分一样。谁敢提异议，那重活、脏活就会轮到你头上，少派点活，你就得不到工分。这还是轻的，如果上升到纲线，那就是对优越制度的不满，按着逻辑往上推，就是“反革命”，后边的事自己想吧。随便开会推搡批斗一番，死了人也小事一桩，那是你自身脆弱。所以，不能也得学能，人人噤若寒蝉，闭嘴不说为好。

不说，是不敢说，不等于都内心服气，背地里编口歌：“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算是打油诗还是顺口溜，民间现实主义的夸张文学也有板眼。那时候，农村刚开始使用化肥，从日本进口的尿素包装纸袋外面套有一个尼龙布袋子，轻薄结实。中国进口的日本尿素是由供销社经营的，不知道谁发现这种尿素尼龙布袋能做成裤子，夏天穿上透气凉快。于是，尿素袋子在供销社一级就被剥下来了，到生产队那里，买到的化肥只有纸皮袋了。外层的尼龙布袋也只有上级干部才能弄到，所以，那时候很多社级干部都穿着这种裤子，阔气得很。

农民也不傻，面对剥了皮的化肥，也有隐隐的不快，我们掏钱买的东西，你把外包装剥了干啥？于是说了：“干部干部，穿着日本尿素，看着怪拽，不值一块。”中国农民这个群体，历来就是受教育少，处于文化的底层，但是他们也有思想的提练，说出这些话，是无奈、是不屑、还是讥讽不满？

那时候，上边干部不断有到生产队传达上级指示或亲自指导什么的，都要派到社员家吃饭。农家自己都吃不饱饭，怎么招待干部吃饭？农民又有厚道礼仪的一面，再穷也要讲个面子，谁家接待干部吃饭，那怕再穷，也要做顿象样的饭菜。干部是要按规定标准给四两粮票两毛钱。你说这四两粮票两毛钱够一顿饭钱吗？所以，都不想管干部的派饭。队长也作难，饭总得派下去，后来就变通，干部在谁家吃饭，生产队再补二斤粮食。你说这叫什么？干部下乡吃的是自己的那一份粮食吗？

现时诟病某些机关象征性掏一块钱，吃的是十块二十块的饭，与那时候交四两粮票两毛钱吃一顿象样的饭菜有啥区别？

那时候，民间盛行的事叫“开后门”。由于物资短缺，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比如买点食糖、火柴、肥皂什么的，也就供应那么一点点，哪能满足日用。但是，有人就是能弄来某种票证，或者没有票证也能买到，这就是“开后门”。

能开后门的人，是有特殊身份、有关系、能钻营的人。坊间传闻：“听诊器，方向盘，木头圪瘩（公章），售货员”。这四类人是社会上最吃香的人。当医生的，能给人治病，都得恭维着，就是身居高位也会生病，对医生也要屈身礼让三分，提个要求，也得满足；那时候交通工具很少，能在公家单位开上汽车，车开出单位上了路，就是司机当家，捎带东西，蹭坐个车，甚至从油厢里放点油捞点外快，天王老子地王爷也管不了，司机就是大爷，当司机的，成了香饽饽，站哪里说话都气粗噎人。让你搭车白坐就得感激不尽，不让你坐，只有眼睁着看车一溜烟跑了；拿着木头圪瘩（审批公章）的，这是权力重器，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可想而知；售货员本来就是站柜台卖商品的，无权无势，可是，特殊时期，紧俏的商品，总得经过售货员的手，从这只手指头缝里也能漏出点儿奇缺的东西，当个售货员，也成了人上人，巴结的人也不少。

那时候，能买上点儿紧缺东西，这后门还算是小事一桩，算不大手笔。真正能让人改变身份，从农业户口转成商品粮身份，是眼红了多少农民子弟的招工招干，能吃上商品粮，等于一步登天，谁家有个吃商品粮的，满室生辉。能打开这种后门，那是手眼通天的大手笔。这其中要动用权力、人情、金钱、甚至色诱肉体。错综交织，上下纵横，开这“后门”，那就是神不可测的风云人物了。

那时候，能开后门的人，令人起敬，风光无限。不管是偷是抢，龌龊卑鄙，都会感激涕零，载恩载德。那时候，开后门为人们津津乐道，视为人员广有本事会办事，世间神圣。人们骂那些没脑子的人叫，记吃不记打。就是有一些人，忘性比记性大。那时候，常被说成是一个一切都清平的年代，敢说出“贪腐”二字，可是要引来杀身之祸的，所以，都是“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