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要革命的”

1933年6月初，满洲省委秘书处长冯仲云几经辗转，终于在磐石找到了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

冯仲云时年25岁，公开身份是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年轻教授。他是江苏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李大钊，白色恐怖下血雨腥风，冯仲云就在这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10月，冯仲云受党组织委派，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冯仲云此行是向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这份东北抗战史上的重要文件是1933年1月26日发出的，所以又称《一二六指示信》。

《一二六指示信》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在东北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同时，要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

《一二六指示信》对此前“左”倾的抗战方针进行了纠正。1931年，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曾召开了一次“北方会议”，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发出了很多盲目冒险的指示。比如“建立苏区，不许敌人跨入一步”，对各种义勇军组织采取关门政策等等。

实际上，“北方会议”的方针政策，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根本没有条件实行。早在《一二六指示信》传达之前，杨靖宇就已经注意联合周边的其他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协同对敌作战。

还是在杨靖宇初到磐石的时候，游击队没找到，他先被当地的“常占队”扣了。“常占队”是一支山林武装，与游击队刚刚发生过摩擦。“常占队”头领正在火头上，马上就下令要处决杨靖宇。杨靖宇弄清原委，对“常占队”头领晓以大义，不但让他捐弃前嫌，而且，“常占队”还成了此后经常配合游击队作战的反日力量。

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最先打出了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的声势。

自从杨靖宇来到南满游击队后，便带领游击队在1933年的前4个月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打退了日伪军的4次围攻。一时间，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以及杨靖宇本人声名鹊起。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1933年2月2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杨靖宇“担任政治委员领导队伍以后”，南满游击队战果累累，“大大的扩大了政治影响，队伍日益发展，‘二七’前后，增加队员50多名”，队员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工作中非常勇敢……积极”。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1933年9月8日在其巡视报告《伯阳通信第二号》中记载，当时许多自发抗日军队的下层官兵都纷纷议论说：“红军有好指挥官，能作战，倘若各抗日军都能加入红军，在红军的指挥下，早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了。”

1933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日子，由南满游击队改编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宣告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全师共380人，很快壮大到800人。在独立师周围共同参与对敌作战的抗日义勇军约有5000人。

冯仲云在南满传达完《一二六指示信》后不久，自己也投身到了抗日最前线，妻子薛雯则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江苏。临别前，冯仲云对妻子说：“咱们这次离别，也可能永久见不到了，但是你即便这样，你决不能辜负党；你回去以后可能你也很快能回来，通过组织找到我去的地方；也可能咱们还能见面，那就是咱们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可谁曾想到，这一分别就是音讯全无的十二年。冯仲云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无数的战友在他身边倒下，他自己也染过伤寒、负过重伤，草根树皮充饥，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露宿野外，面对着篝火，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妻儿。

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冯仲云任军政治部主任，军长则是满洲省委最早奔赴抗战前线的军委书记赵尚志。

第三军由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而成，并不是赵尚志最早领导的巴彦游击队，赵尚志本人此时也才刚刚恢复了党籍。

巴彦游击队初创时颇具声势，这支队伍转战哈尔滨周边地区，曾攻下巴彦县城，奇袭日伪运输线，甚至一度打到哈尔滨。可对阵装备精良的凶残日军，终究势单力薄，坚持战斗两年后，巴彦抗日游击队被打散，队长张甲洲牺牲，参谋长赵尚志一只眼睛被炸瞎。

失去一只眼睛，赵尚志并不在意，真正让他苦闷的，是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被归罪于他，他被开除了党籍。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术，被屏逐于千里之外。”语句中尽显苦闷心境。

不过，赵尚志没有放弃抗日斗争的信念。此后不久，他拒绝了地下党组织安排的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之职，主动要求前往哈东地区（哈尔滨以东宾县、珠河、阿城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回到最熟悉的战场上去。

临行前，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战友夏尚志处道别。两个“尚志”一起吃了一顿告别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部门整理赵尚志事迹寻访到夏尚志时，老人仍对50年前与赵尚志的最后一别保留着清晰的记忆：那时候，赵尚志被开除了党籍，一只眼睛瞎了，还要去哈东打游击。他这一去，是孤身一人，手无寸铁，身无分文，可还是很乐观。吃饭时还笑呵呵地说：“我就一个愿望，将来胜利了，能在‘狗不理’吃顿包子。”临行前，他忽然郑重起来，说：“我走了，我还是要革命的。”

来到哈东的赵尚志找到了一支名叫“朝阳队”的抗日义勇军。其领导人孙朝阳本是东北军马占山部下属，与日军战斗失利后被迫占山落草。

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赵尚志起初只能在“朝阳队”当马夫，但很快在战斗中崭露头角，深受孙朝阳器重，还当上了参谋长。

赵尚志本想把“朝阳队”发展成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孙朝阳的投敌倾向却越来越明显。赵尚志只能带着6个人脱离了“朝阳队”。

就是从这7个人起家，赵尚志很快发展出了一支数千人的抗日队伍，也就是后来的抗联第三军。此后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斗，少有败绩，打得日军慨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