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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歌的当代性

文/刘李胜

      诗歌的当代性（或与传统诗歌的区别）是当代国际诗坛面临的前沿问题，关乎当代国际诗歌发展方向和艺术创造高度。本文试从十六个方面概括当代诗歌的特征，以从中回答诗歌当代性问题，以便当代国际诗歌承担起应有的时代任务。

直面未知

       探索未知是人类及其科学家、诗人乐此不疲的工作。当代人类更缺乏安全感。灰犀牛和黑天鹅同在，蝴蝶效应明显。当代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自身的安全问题、健康问题、发展问题，说到底希望有更好的命运。我曾在一首诗里写道，当代诗人和当代人类都站在21世纪高空架桥上，胆战心惊地希望弄清涉及自身的所有未知问题，哪怕是不可避免地遭受毁灭性命运的打击，包括身处的宇宙的一切方面。

      任何阶段的人类出来没有熄灭过梦想火焰。诗人追溯事实的真相，也就是生活的真实，这是一个传统。例如，克罗齐1933年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讲演中说：如果“诗歌是直觉和表现、声音和形象的结合，那么，声音和形象凭其取得形式的物质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诗歌要揭示某些经验的奥妙，图像后的真相，变化中的不变，不变中的变化，因为真实不断被非真实所吞噬。古希腊哲人说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依然是诗人寻求的终极问题。诗人通过特殊的诗歌表达形式，从烟雾中取出光，从粪堆中取出玫瑰，给无生命赋予生命。“艺术的本质就是对真实的一种特殊的洞察。”

      应当指出，当代诗人虽然不是政治家（政治家兼诗人的除外），但依然应在这方面有所担当。当代诗人应当有政治家的使命和思维，更应成为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艺术家。诗人从来是深入人类的内心世界的。可以看到，当代诗人和诗歌已开始转向，从单纯描写现实，阐释已知的理念、传统的爱情歌颂，自我超脱约束的抒情，向探索人类所关心的问题进发。比如，描写爱情也不再局限歌颂爱情美好，而是探索爱情发生的机理，爱情保鲜的秘密，或者找到爱情根本不可能保鲜的可能的答案。诗人在这方面更为敏锐，诗歌语言更有力量。

      诗人为什么要写试图回答问题的诗歌呢？我考虑：一方面，诗人是天生的而非造就的。他天生就有敏感、忧郁、愤慨、好问的气质，具有怀疑主义倾向，这涉及他的遗传、神经和头脑。他写诗出于他置身于和谐和秩序中的快乐。另一方面，诗人是社会造就的，在他个性的基础上，接受社会和理论的熏陶，成为进步和革命的诗人。时代赋予而他承担了为人类直面未知的责任。他对不祥的压力和破坏性环境做抵抗。有些诗人在象牙塔里，为自己写诗，自问自答，似乎令人不快，实际上，他个人的许多问题也是集体和大众的问题。

      当代诗人该如何诗意地直面未知，同时，让诗歌更富独特的魅力呢？诗人是操控不确定命运的魔术师，各有各的妙招。一种可能的恰当做法，是让诗歌与诗人内心猜想的秘密保持形影不离，在没有科学实证宣告结论前，不加以明确的表达，只是一种怀疑主义的问号，犹如诗歌界的“十万个为什么”。但是，诗人的魅力又不是单纯地描写和挖掘彼岸世界的风景，“而是一个闪烁钻石光辉的由穿越性的在场与暴雨中的朝圣者组成的当下的焦点”，这是我引用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话。诗人不动声色地将未来改造成现实。

      以人物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并带有道德轴心，很容易让诗歌拥有鲜明的文学元素，成为寓言性的作品。这将把诗人引向一个新角色，做一位“平民诗人”。这时，诗人不管是在文化、经济、政治等的人的世界，还是在非人的自然世界，都成为一个观察者，看似沉默，其实投入极大的冒险、娴熟的技术、精微的现代敏感，在日常的现实里发现超凡的史诗，在激进的对抗里发现尊重和爱的精致，在曲折的情感和离奇的伤逝里发现必然之链，和对人性和非人世界的求爱，因此也是思想和情感、真实和善良及美感的考古学家。

暴烈能量

      诗歌是时代风暴的呼啸，是宇宙深处的声音。当代人类面临的压力是以往全部压力的总和，发出的声响里有隆隆撞击的影子。我曾在一首诗内偷取了一种意象：想象人类不再能忍受人性的粗鲁，也无法承担地球生态和资源的压力，因而逃到目前认为最可能适合人类生存的火星上。逃上去后，积存的压抑能量还是发挥不完，就用铁镐头击打顽石，甚至不想再返回地球之家。这只是一个例子。当代诗歌充满暴烈能量。在国际诗坛上，较少卿卿我我的靡靡之音，无病呻吟、吴侬软语式的小资情调，可能在中国境内的文艺青年习作里流行。正如我在诗歌里所言，诗歌“源自持久的压力。”

       当代国际社会面临土地与祖国、生活与梦想、前途和命运、高压与对抗、霸凌与委屈、动荡与安定、和平与发展等多元化主题，个人依然把生存权、选举权、劳动权、健康医疗、社会保障等一切关乎人权的方面视为中心，在内心深处呼喊：让世界配得上有生命的事物，也让有生命的事物配得上好的世界。当这些诉求得不到满足，比如，人权被践踏，身份和文化认同缺失，社会权利诉求无门时，一系列的挫败感和不断被撕裂的重创，令人窒息的现实压力，会迫使诗人在诗歌语言环境里创造一个诗意的世界，寻求精神复活的途径，重塑摆脱颠沛流离、水深火热之苦的理想时空：一连串关于人民、土地、祖国、神话、历史、宗教、斗争等厚重的史诗涌现出来。

       在猛烈抵抗的同时，是否还需要抚慰伤痛的温柔之歌？当然需要。厚重的诗歌和轻松的诗歌都需要。徐志摩当年写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多么令人惬意！气氛越沉闷，越压抑，就越需要舒缓，平静，陶醉。只要看看周围，紧张的人际关系，压力山大的生活，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都需要更积极的人文关怀。但是，很明显，只简单停留在花花草草、歌舞升平、东拉西扯、言不由衷的虚幻描写上，那是隔靴挠痒，引不起人们兴趣的。因为我们的压力已进入到骨髓，进入社会更深层次，触及整个世界态势和人类命运走向。轻松的安抚之诗要能够直达灵魂，穿透思想，引起剧烈的震撼，心灵才能趋于舒缓，才能形成奋进的力量。

      我经常碰到别人问：你喜欢写哪一类诗歌？我感到尴尬。我的诗歌关乎一切。如果要分类，我可能是最复杂的诗人之一。在凝重的诗里有轻松，在轻松的诗里有凝重。这种分类是相对意义上的。一般来说，一个人在重压之下，会写出抗拒之诗；可我更倾向于写出积极乐观、朝气蓬勃、有趣逗乐的诗歌。这无形中就是一剂良药，治疗了可能产生或潜在的心理疾病。不必认为“小清新”诗歌是在欢乐气氛中写出的，很可能是在极度苦闷中写的（比如英国诗人叶芝）。只有诗人才善于创造这种心理虚拟世界。他们是痛苦心灵地基上的天堂建筑师。

      当代诗人的诗歌需要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整个地球变的到处是对立和不妥协。到底还是不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应对？我们面临百年剧变。诗人们无疑应当关注，并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中国诗歌要屹立于国际诗坛，应当体现出中国诗歌的精神内涵和气派。中国诗歌无论多么温柔，婉约，多么软绵绵，追求场面的唯美，里面都需要一种“骨气”，一种斗争精神，一种保持抵抗性事物共有的高贵品质，比如石头的坚硬，生命的刚强，灵魂的不屈，至死不渝爱情的忠贞。这与诗人思想的自负无关，思想自负是脱离实际而且缺乏科学支撑的自我麻醉、膨胀的产物。当代诗人，尤其是中国当代诗人，他们的灵魂是孤傲而不羁的。

爱的非对称观

       当代诗歌接受了非对称性的爱情观。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充斥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年轻人，包括更多的人，都倦于恋爱，直接或赤裸裸，按双方的财富、颜值、学历等要素指数配对。爱情和家庭极不稳定，离婚率快速上升。所以，当代诗歌对传统爱情歌颂极为谨慎，已从以往才子佳人的配对模式和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死恋模式走了出来。就是说，许多难以理解和接受的非传统爱情模式，一种完全不般配的爱情和婚姻，比如一个老翁光荣地与少女结婚，幻觉里天使与魔鬼恋爱，冥婚，许多诗歌作品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这是荒诞的，可也是合理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爱情不再是当代诗歌主题之一，它与生命、灵魂等主题一样，是永恒的主题。只是当代社会更加复杂，爱情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发挥的作用更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纯真美好的爱情，超越物质附属的爱情，固然值得歌颂，但在当代显得苍白和无力，相反，爱情的基础约束，爱情背后的残酷事实，更是需要通过诗歌揭开的，让人们诚实地看到爱情光环里包含的斑点、不美、丑陋。当代诗人需要具备法律观念，婚姻一定与物质、财富、契约和责任、生活条件捆绑在一起。柏拉图式的纯粹精神恋爱在当代社会里极为罕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围绕爱情（不一定是）和婚姻，一场场、一次次的战争，正规战或游击战，复杂的周旋艺术。法律顾问愉快地头疼（能收取顾问费），而诗人们大伤脑筋则是尽义务的。

      当代爱情诗歌拓宽了爱情概念的外延，也深化了爱情的内涵。这一方面是因为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提出了“爱欲”理论，揭示了人的心理更本质的爱的欲望，这是振聋发聩的，不仅指结婚的男和女，而且直接触及所有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恋母情结、恋父情结、同性恋、人与动物的依恋关系等。另一方面，人们日益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人与其他动物、其他动物相互之间，所有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所有生物之间，都存在相生相克的伴生关系。这应看作更广泛的有生命之物的爱的依恋。瑞士诗歌评论家让.斯特罗宾斯基说：“事实上，真正的配偶并不是由玫瑰花与它那过于相似的姐妹组成的，而是由玫瑰与致命的寒冷和近逼的夜组成的。”生物之间的“热恋——垂死”关系，帮助生者与它身外的空间联系起来，花鸟草虫，狮狼虎豹，凡是进入诗歌的，诗人们都感到与它们兄弟般的生活在一起，即使有些物种已经消失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命运共同体吗？

潜伏与跨界

      有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一直非常困扰我：什么是诗人呢？许多人会不假思索或望文生义地说，诗人就是创作诗歌的人呀！那么，我又问：什么是诗歌呢？诗和歌有什么区别？许多人都傻眼了。实际上，国际上著名诗人也作不出明确的定义，更多是描述性解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很推崇诗歌，他说：“悦人、有翅膀，并且神圣”，但对诗人并不友好，把诗人逐出他的共和国。

      我朦胧地以为，东西方的诗歌，各种语言的诗歌，都是神秘、神圣和无法言表的，就算是“对不曾显露过的存在的靠近”吧（这是博尔赫斯诗中的一句话）。我认为当代诗歌包含但不限于三个特性：神性、科学性和荒诞性。凡是提供了新思想、新经验、新美感的诗歌都是好的诗歌。诗，比较深邃和隐秘；歌，则比较通俗和形象，这二者结合起来，就算是诗歌了。至于诗人，应当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认为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是批判家，然后是修辞家，这三重身份应该统一起来，就比较接近柏拉图的思想了。思想观念本身都是有诗意的。里面贯穿的批判是思想性的内在要求。修辞则是高贵的语言表达技艺 。诗人的重要诗篇应当抵达或体现这三个目标。参与诗歌创作的人群则更为广泛，诗人就隐藏于其中。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许多诗友问：你为什么把自己称为“潜越派”诗人呢？可以说，潜越是当代诗歌或诗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一是潜伏和隐藏。许多诗人，你并不知道他是诗人。在光鲜的职业和背景光环后，可能是藏龙卧虎的诗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诗人在当今社会，需要突出他的主要职业，炫耀诗歌无疑会削弱他们的专业性，在中国还害怕单位和同事指责不务正业。我认识一位欧洲的华人投资者家，他也是著名钢琴演奏家，而且钢琴演奏成就会更高，但他仍然不愿承认钢琴演奏家身份。拿我来说，用三十多年写出上万首诗歌，许多年几乎没有发表过一首。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一位年轻诗歌评论家（田聪先生），他批评我说：光写作不分享是自私的，我受到了震动，近几年才开始出版诗集。否则，我很可能会走迪金森的老路。她一生写了1700多首诗，生前只发表7首。另一个特征是跨界。当代诗人很难是专职诗人，体制内的除外。因为诗人首先要吃饭，只有有了稳定收入，才有闲暇时间创作。当代诗人，许多首先是科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医生、军人、企业家、金融家、创业家、外交家、政治家等，特别是从事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跨界的确给诗歌创作带来新的灵感和知识素材，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拓展和提高。我们看到，在科学领域跨界，往往导致新学科、交叉学科的诞生。诗歌界也不例外，交互作用是诗歌成就的源泉。

共享主义

      当代国际诗坛诗人，是否像以往时代那样，分为不同党派、宗派、阶级属性？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难度。我更倾向于认为，多以政治观念、创作理论和风格、学派差异进行划分。可否用“共享主义”一词概括更好。给他们贴上“共产主义”标签，会吓着他们，尽管许多人很像。共产主义意味着，全人类共有资源所有权，原先所有者被消灭；共享主义，是不改变所有权，只分享资源使用权，当然是有偿享用。共产主义和共享主义都是改善人类命运的努力。

      诗人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和地区，除天赋异禀外，必须歌颂光明、文明、进步，为人类和正义代言。如果不分真善美和假丑恶，一味赞颂甚至奉承环境和时代，虽然往往一举成名，但很快被历史遗忘的尘埃所埋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诗人，往往更具批判性，他们向往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完美的共产主义是还很遥远，是理想化的。

      当代诗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可简化为诗人为什么写诗这样一个基本或简单的命题。从现实来看，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娱自乐，出于爱好，自我修养和完善，为了缓和所处环境和生活压力，让心灵得到安慰而写作。这样动机产生的诗歌，多为轻松的主题和内容，较少涉及人类、时代、命运等更为深刻和宏大的主题。当然，这是很需要的。另一种，则比较严肃一些，一些诗人本身肩负使命或承担责任。当他从他的洞穴或隐匿处走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展示他作为诗人的独特召唤力量，承担天才诗人里尔克说的“诗歌的巨大负担”，有勇气把自己对万物的感觉上升到神灵的高度，说出诗歌的意义无与伦比。真正重量级的诗歌，应当是时代号角；诗人是旗手，指引方向；也是匕首，刺向邪恶的心脏；也是膏药，贴向社会的毒疮和脓包，起到治疗社会疾病的作用。

      当代国际诗坛，特别是中国诗坛，目前存在的最本质的问题，可能还是人们老生常谈的，诗人害怕屈从于政治家角色，按指派的任务写诗，失去创作自由。政治家是集体，是意志命令；诗人是个体，生命里虽有戒律，但更需自由，才便于获得创作灵感。除非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本身是领袖，又是诗人。不过，诗人完全可以辅助好的、伟大的政治家，通过自己好的作品，为推动历史车轮出一把力。这需要围绕时代主旋律，扩大诗歌智力范围，这将是为最高水平诗歌准备的时代。问题是，我们对世界、人类、时代、思想理解的这样少，对诗人创造价值和信念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极简主义

      当代诗歌创作讲求“经济学”。效率观念不仅是美文学本质要求，也是诗歌创作者生产产品的内在规律。一首诗歌以它更加纯净而严峻的形式出现，让稀疏的句子简约为赤裸裸有声音的灵魂力量，让自然的声音和人类呐喊和缄默填充这些空白，更有利于其中的一切被人的要求所统摄，达到神性高度，因为上帝和领袖都是说较少而有分量的话。

      诗歌发展与个人创作之路非常相似，可以压缩成三段式：简——繁——简。最初的诗句是贫乏的，如同在沙漠里淘出水珠，后来发现的水源多了，一下子变得丰富、杂乱甚至累赘起来，然后加以提炼，饮用更纯净的水。这个阶段，每个字和词的“简”，都占据了更丰富的内涵。当代诗歌应当享有这样的殊荣。

       极简主义可以描述为一种状态或境界，很符合“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的定义。的确，这只有在诗歌状态才能实现。诗歌的文字简练、纯净，不是单纯的贫乏、干瘪，需从一首诗歌意境的整体性表达和布局出发，才能做到整体上的节俭和轻盈，从而获得供历史沉淀和淘汰的可检验性。想想吧，那些优美诗歌的句子和词汇是多么奇妙！每一个词仿佛珍珠颗粒，被一根金丝串起来，但每一粒又有属于它自己的空间，它的前和后的空隙似乎不能有一丝松动，多余或缺失，增一分或减一分，都会破坏它的整体完美性。正是这种鳞次栉比的句子和词语的力量连接，形成了有张力和驱动力的整体，达到了超越每一个单词和句子的效力，抑或就是1＋1>2效应吧！

      那么，如何看待当代长诗、特别是史诗？它们是否与极简原则有矛盾？它们需要具备极简特征吗？长诗特别是史诗与极简一般来说是不矛盾的，反而更出色地体现极简特征。史诗般的长诗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揉入抒情、叙事、说理、教谕、传颂等元素，至今依然有生命力。但长诗并不意味只是一篇文章加以分行，或把一篇散文诗分拆和组装，而应当是多个简约诗歌群的更大整合，需要讲求更大的整体简洁和完美。这不仅是一种艺术的努力，而是事物天然具有的深刻智慧，其中宏伟的力量和气势诞生于各个诗歌群组以及各个句子、单词之间对立的张力和相互融合上。

      不过，我们应当记住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警示：“一切蹩脚的作家都喜欢史诗式的写法”，“过火的报刊文字插进一点虚假的史诗性的东西成不了文学”，其中的道理不用我多说。短小精悍、真材实料的诗歌依然是当代国际诗歌的主流。有一次，我与一位诗人兼评论家讨论这个问题。她告诉我说，所看到的，当代最短的诗是一句话：“你来我去两个蛋”！哈哈，很有想象空间，也有趣味。

诗意地栖居 

       “人，诗意地栖居”，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他的一首诗里写出的，已成为当代诗歌一个特征或主调。其实，荷尔德林当时写这首诗时，正是他贫病交加，颠沛流离之际。后来经过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阐释，这句话成为当代诗人和人们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

       当代诗歌通过这个基调，以试图抵抗科技和工业发展带来的高强度工作压力，刻板和枯燥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的感性和理性脱节，碎片化为物质资料而微不足道存在的一种沦丧。这很容易让我想到，海子当年在离秦皇岛不远的地方爬上天梯（卧轨自杀）前写的诗句，“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物质生活的艰难，驱使人攀爬精神生活高度，陡立在精神文明的斜坡上。如果人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丰收，那样的诗意栖居，该有多么美好啊！

      许多人问：人，诗意地栖居，是不是一句空话，会不会永远是人从水中捞月的一场梦境？我的理解是，当代诗人无论写出什么样的诗歌，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高大上，还是称为草根，都离不开对人、对人类、对自身价值和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当代诗人尤为显著地突出了对生命、对生命的尊严、对生命的终极——死亡的纠缠和强劲地抗争。诗人们比非诗人的优势在于，他能把自身与诗篇同化，让整个生活状态和精神境界进入诗歌的意境和美感。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人们心中有爱，有希望，就不会老去和死去。正如法国诗歌评论家安德烈.卢索所说：“一瞬间使自己勇敢地成为诗篇的完成形式。”如果说，我们的努力，中国梦，一直在路上，哪怕连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时，可当诗意地栖居时，瞬间就完成了诗意的存在。这不是美学家和梦想家的空谈，而是作为一个人，他内心深处应有的属于他自己的最珍贵的东西，也是通过诗歌形式有能力对困境回应的生灵所揭示的东西，这些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许多人麻木地远离诗意而沉没在物质欲望状态里不觉。进一步说，人，诗意地栖居，就是通过诗篇，依然延续为欲望的欲望所实现爱。

      人如何才能诗意地栖居呢？我有一个信念，人无论以什么方式诞生出来，他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大自然本身带着诗人的清高和浪漫，作为她的子孙，天生就是诗人。任何精神活动都是实践行为。毛泽东把实践归结为生活和实践的观念，又分类为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王阳明说知就是行。每一个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精神成果创造。你说的每一句话，发出的每一条微信，做的每一个梦，闪现在大脑的每一个念头，都是潜在未成形的诗歌作品或其他精神产品。因此，我们的思考和言行，发问和答复，都驮负着人类智慧悠久的根深蒂固的忧郁，如同中国的屈原站在大地对苍天诘问，仿佛法国诗人夏尔.佩吉在《夏娃》一诗中所写，夏娃为了回应对伊甸园的怀念而唱出的不可知论者的呼喊。我有信心说，在诗意的存在这个场景里，人永远不会缺席。

 

灵魂滴露

       当代诗歌是挣脱情感困境，向灵魂殿堂飞升的产物。诗歌除为写而写（练习）外，大多数是触景生情、真情实感的产物，当然借需助于修辞和语言。可当代诗歌中，比如欧洲的许多诗歌，正在摆脱这种困境，向灵魂飞升。

       情感写诗与灵魂写诗的区别是：情感诗歌易被感官主义、经验主义、泛口号和流行语、意识流和情绪化所损害，不过是一种空洞的、一种泛情感的表达形式。它脆弱的极易受昙花般情绪涟漪鼓动，一阵阵诗歌热风足以表明它的浮华。而灵魂诗歌，经过灵魂的雕琢、打磨、酿造、滴漏等工序，仿佛摇摆在高空颤震的危桥上，声嘶力竭地向世界喊话，呼救，这是一种常人难以体验的炼狱，诗歌从而成为与人类交流的工具，它面对的人类是整体，而且只为真理发声。诗人个体从囚禁自己的情感枷锁的痛苦中逃离出来，他的诗歌获得全人类属性，仿佛是永恒的神谕一般。

       至于灵魂处理诗歌过程，这是一个比较隐秘的问题。如同描述女人怎样生出孩子。当然，借助现代科技可监督孕育、分娩全过程，那是另一回事。我考虑，灵魂生成诗歌，大致可以描述为：诗人首先从现实世界获得大量经验素材，杂乱无章，其中揉进各种情感因素，比如爱和恨、愤怒、恐惧、焦虑、困惑、思念等，这个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大约就形成诗歌（或叫诗歌半成品更为合适）了。“愤怒出诗人”。微信群传播的许多诗歌也多处于这种状态。这时，需要：（1）先验理性或/和（2）无法言表的神谕或（3）瞬间的上天启示或（4）世界图景（范式）出现，降临，来拯救这种混乱和僵局王国，整理，提炼，修剪，装饰，缝补，加工，它运用的工具主要是类比、想象、归纳、演绎、隐喻、暗算、破译、绘图、谱曲、推测、嫁接、捕捉，等等，凡是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工具，凡是艺术创作的手段，都可以运用到诗歌创作。如果抵达这个境界，诗歌便在一定程度上与诗人灵魂之间有了亲密交流，诗人在即兴的未加琢磨的字句里孕育出灵魂诗篇，这种独特的美转化为一种神圣的缄语和人类道德标准。

       大家一定会问：灵魂这种东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魔力呢？在诗歌里应当怎样形容灵魂？我确信灵魂存在。无神论和有神论都承认。有现代科学家叫它为“超弦”：一种存在于脑神经细胞里的物质，它可能是统摄人的全部思维和最后能量的神奇之物。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斐德若》里的比喻更为形象：灵魂是飞马和驭者的混合体，它天性高贵；普通的感性人（有七情六欲）是混合不纯的，不够高贵。在宇宙的穿行中，如果灵魂完美，羽翼丰满，就可向高空翱翔，成为宇宙统治者；不完美的灵魂则失去羽毛，跌落到坚实的大地上。从永生和死亡角度看，总是灵魂和不朽者照看有死者。灵魂，就是这样神圣和神奇，可就是谁也说不清楚，或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灵魂之诗歌，用诗人萨瓦多尔.夸西莫多的话说，“记录着这种对话的迫切需求并以戏剧化的形式以及唱诗班似的韵律提出了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绘新世界的全新的价值观。”我宁愿学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把灵魂诗歌形容为：醒时的梦，梦里的醒。

 

赞美和批判

       诗歌从功能上基本分为两大类：赞美诗和批判诗。现存最完整的赞美诗是公元200年前希腊文体。赞美诗主要歌颂上帝，也歌颂大自然、爱情、英雄、美好、领袖等。当代诗歌突出了批判性特征，诺贝尔文学奖标准之一是“现实批判”，还有“理想主义”和“人文关怀”等维度。“批判”一词包括肯定和否定两层意思。可以说，当代诗人身上两种艺术细胞都有：一是对世界的真善美歌颂，让人类欢欣鼓舞。因为世界再不完美，也得尝试接受它，总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就能飞离地球。发现美需要美的眼睛。二是对外部世界和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批判，鞭笞假丑恶，因为任何完善的世界都处在动态中，必须向前看，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再完美的世界也需要批判。“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合理的东西随时间推移会变得不合理。这两方面的使命和素质，是诸神和人类对诗人发出的命令。诗人对这两个方面的支配权是特许的。这一点应当被说出，它占据着诗人的心灵和诗坛面积广阔的疆土。

      当代诗人的赞美不应是廉价的表扬和违心的奉承。他们颂扬光明、文明、自由、民主，歌吟人的生命的价值，祈盼人类更幸福的命运。他们拨动竖琴，铺开乐谱般的生活诗篇；用双手栽培各种颜色和身姿态的鲜花；争做人类花园的园丁和护花使者。他们在诗歌里，通过一道道通往自由和文明的暗道，有时像蛇一样匍匐前行；他们在空中保持普罗米修斯式远见的身姿，也如向一切不可能挑战的唐吉坷德般的英雄，并且避免各种科技草叉对人类的伤害。尽管对美好的东西赞颂也有负面作用，会掩盖了它的瑕疵，犹如赞美玫瑰时忽略她的刺一般。诗人依然乐此不彼从外向内吸取事实、真理、善的价值和美感，将美好的传说变成现实和历史，并延伸到未来，把世间真实的生灵塑造成幻想出延绵不绝的善良和美丽的天使。

      批判自古以来是诗人的天然担当。中国唐代诗人皮日休抨击当时的腐败，“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脏”，至今掷地有声。当代诗人直立身子，挺起胸膛，对外部环境本身固有冰冷的侵蚀，具有最直接和敏锐的感受，对这种恶在人类天性的最顽强处寻找栖身地，也对恶深恶痛绝。尽管马克思承认恶在推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在这场飓风的中心，他们通过自身的抗拒来阐释这种悲剧的意义，然后加入到批判者大军中，让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并用。他们剥去苦难和灾害的各种合法性外袍，勇敢的手摘掉某些大人物头上虚假的桂冠。他们以他们的热血，参与抵御外敌侵入的护卫军，加入科学研究、拯救人类的阵营，更多的人直接是普通劳动者洪流中光荣的一员。在批判大旗下，他们挥舞砍杀顽敌的斧钺，让正义得到伸张，让那些为之奋斗农人、工人、学子、纤夫、光明的使者、正义的摆渡者一个个、一次次回归，而且是在风雪交加、道路封闭的夜晚。他们就是这样从内向外反抗刺骨的冷风、贪婪的嘴脸，熟知的恶，有时以捐躯来换取世人良知的觉醒。

 

深度发掘

       当代诗人与科学家、哲学家一样，不仅描述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在于深度揭示它的本质。如果诗人只是惯性地像原始古代、中世纪和以后时代的诗人那样，停留在混沌的、伤感的、表面化的认识水平，歌颂、抨击、怀疑、猜想，那就低估了当代诗人的道德责任和量化认知水平。

       谁都知道，世界在与我们捉迷藏。谁也不能一下子把世界看透，所看见的只是世界的表象，“世界仅仅是一个看的过程的结果，在那个过程完成之后我们才能看见世界”，这句话是诗人史蒂文斯在《哲学选集》里说的。当代诗人很乐意与科学家、哲学家携手并肩，承担起对得起这个时代的这一使命。科学家通过物理手段，哲学家通过逻辑推论，诗人通过自然语言装饰，共同抵达宇宙真理，诗人以前二者的认识作为依据。

       科学意识在当代诗坛兴起且流行。好在人类有眼睛、头脑作为保证，好在诗人谙熟感知的艺术，从而让物质世界变的非物质化，成为一个世界图景，成为头脑里的一种意象。当代诗人撕开了这个口子，通过一种“浪漫的反映”，在世界图景的云端舞蹈起来。

      当代诗人以诗歌形式深度挖掘对世界认知的诗意和歌韵，他们的工作是全方位的。当代诗人如同垦荒者在处女地，发掘题材和意象，廉正、贪婪、善感而又莽撞，将挖掘到的每一块原石加入焦虑和负重转化的炼炉烧制，在有知与无知、存在与虚无、爱和恨、道路与高地、传统与先锋之间铺设桥梁，抑或飘渺不定。当代诗人颠覆传统的诗歌规则，以不可屈服的力量，超越诗歌文字的巴别塔，超越不可遮蔽的意象境地，超越理论的迷乱和谜团，甚至将主语、谓语、介词都赶到废墟的角落，代之以笔划、手势、化身、象征、简图，全息图和词汇库都在新的语言体系里倾巢出动，在诗篇的沉醉里持续发酵。当代诗人不会坐着而是前行，不断在迷雾里识别岔路，做出选择。他们深知诗歌是“一种特殊的制作行为”，不断锤炼语言，淬炼表达艺术，近乎不可理喻，从而挑战语言能力和极限。正如让—吕布.南希所说，“诗强调突出了那些难以言说与制造的东西，而它同时以一种严峻而充满渴望的高度注意力精确地选择了它的对象。”当代诗人深度发掘的独特性表现，常常显得像灵魂爆发或鬼魂附体一般。

      不可否认，当代诗人的这种深度发掘倾向，导致某些或更多的不够前沿的读者出现读不懂、跟不上问题。许多国内读者对某些晦涩难懂的诗歌抱有怨言或遗憾，留恋唐朝李白写诗读给老太婆听以征求修改意见的故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诗歌是要给人欣赏的。可许多当代国际诗人不这样认为：我写诗为什么要追求让你听得懂呢？我写诗是为了让这个时代有共鸣的人听懂，原本就不是为你而写的，所以我不必为你听不懂而承担道德责任。特别是含有科学假说内容的诗歌尤为突出。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辩证看待。不过，当代诗人在深度发掘的探索中，他们的作品必然会出现词句艰涩、意境晦玄的问题，异端，批判，多元，反叛，隐晦，反常，极具个性化，词句暗藏玄机，有些近似于疯子的胡话。但是，非凡之物必有异象。也许它们的昏暗里，闪烁着不为人知的智慧之光。但愿能从恐怖的深不可测的宇宙黑洞里，有一天能流出清澈甘甜的泉水。

悲悯弱者

       同情和关心弱者，是伟大诗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和传统。诗人是良心之人。而良知告诉我们，再完美的社会也存在不平等，即使财产所有权和人格完全平等，但由于人的基因遗传不同和出生后的天灾人祸，依然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还会有相当多的相对贫困人口和残障人。况且，当代世界并不完美，战争的罪恶，自然灾害的无情，制度的野蛮，和文化习俗的丑陋等，让许多民族和弱势群体依然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有良知的诗人视弱者为亲人，依偎在他们身旁，为他们歌唱，呐喊，战斗，为对他们的爱而努力。其中许多国际诗人，怀揣不同的宗教信仰，比如基督的救赎使命、命运祈祷、世俗生活参与，和最后的审判等，已浸入他们的骨髓，成为内心最深层的土壤，形成诗作灵感的杠杠。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也属于弱势群体，受宗族、教派、信仰、政见等的排斥、歧视或被流放。我曾在诗里写道，如果社会是大股份公司，诗人永远是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利益，为他们说话。我十几岁时上山下乡当会计，老会计告诉我：“亏众不能亏一”。这在心灵里打下烙印。这句话可能是人类同情心数字化表达的典范。

      当代诗歌悲悯弱者，有哪些主要的表征呢？可以说，凡诗歌的功能和力量所及的，都可能成为对弱者“悲悯”的渠道。诗人们手捧砰砰跳动的怜悯之心的血泵，身披白色的棉麻慈悲孝衣，为苦难和死亡的人们日夜哭泣。他们如同被囚禁在洞穴里的奴隶，或似巴士底狱里的伏尔泰，站在遭人唾弃的命运之肩，看到常人无视或麻木的更大画面：孤独和背叛，哀怨和呐喊，冷酷与无奈，死亡和堕落，黯淡与深渊等。诗人们深度发掘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代价、命运的无常、内心的扭曲，以及在灵魂深处碰到的慌乱和无解。诗人们高举长矛，身佩短剑，愤怒地抨击现实的不合理性，诅咒制度、战争、文化、良心里善的缺乏；暴露残暴、虚伪、欺诈、私欲尽染的世界；诗人们抵抗文化侵略、奴化、麻醉、私下交易，甚至触及上帝的漠视和无能，让人不能公平地享受他对人的恩典。他们说出：在这个世界的墙上，到处写满了可怕的文字；喷气式飞机在天空制造和平。

      当代诗人们还从内向外投射良知和爱的力量，以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丝光亮和温暖，告诉近处和远方的人们，以及陌生的世界，各种异化的力量，人性尚在，生命得以维系。这种力量体现在无私和无界的心底、奉献的姿态、母爱的喷涌、儿童的纯真、创造的奇迹、天堂的片段、文学的闪光，以及对命运的无言抗争和执着，理解瞬间的透明和光谱力量的抚慰。在黑暗的时代，在人生的低谷，诗人们高举火把，让弱者看到世界尽头处，新的太阳在升起，有图画般的色彩。

      有人问：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草根诗人、疼痛诗歌，以及与倡导的正能量的关系？我对“草根诗人”、“疼痛诗歌”之类的称谓没有特别偏见，甚至有些好奇、玩味和喜欢。我理解的“草根诗人”，只是一个比喻，应当是相对于过去的“宫廷诗人”而言，多指奋斗在各行各业和处在生活困境里的普通劳动者，以自己切身生活体验为素材，孜孜不倦地顽强写作，他们没有光鲜的头衔，却在诗歌创作中唤醒了新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草根诗人”如同大地上生命力强劲的野草，没人浇水、培土、修剪，只要春风到来，它们就生生不息。“疼痛诗歌”则是以暴露写法为主，揭示人性、社会、生活黑暗的一面，诗人们怀有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悲悯之心，把人性里的恶、高贵事物被毁灭的价值、深恶痛绝的腐败、对黄昏的恐惧和忧虑，以及各种愤慨和思考，曲折而朦胧地跃然纸上，让人心的霉斑受到光照，让麻木的灵魂得以感动，让整个倾斜的社会摇撼起来，让这个世界苏醒，觉明，想把自己变得更好一些。

      在这个基点上，它们与正能量是不矛盾的，而且是正能量的必要补充。正能量强调歌颂真善美，而它们着重于揭露和鞭笞假丑恶。如果没有疼痛感，怎会有奋进的动力呢？我们的国歌和国际歌，一开始就是唤起人们的疼痛感和危机感，然后激发人们去冒死战斗，筑成新的血肉长城。暴露和批判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前进、奋斗，走向光明的未来，而不是让人泄气、丧志、遁世和玩世不恭。我不得不提到我所敬仰的美国诗人惠特曼，他是真正的草根诗人，一生穷困潦倒，可他的诗歌里没有一句丧气的话，全部是歌颂光明、进步、新生、爱、民主，和同志式的革命。

 

身后成名

      诗人的“出名”与“成名”是有区别的。诗人的“出名”可以是一段时间，“成名”则具有时代性，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当然，这两件事都是严肃的事情，正如幽默本身很是严肃一样。前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首诗的题目就叫《有名气并不见得光彩》。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在谈到艾略特是说：“他的巨大的声誉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我们尝试来区分一些基本的概念：对诗人和其诗歌作品评价是一样的吗？作品优美是否意味诗人出色、伟大？诗人是因其作品而称为诗人，还是因其被称为诗人而其作品成为诗歌呢？不要以为这些问题不够现实。一个诗人在人格或品质上出了问题，他的诗作在社会上就随之黯淡，被人唾弃。反过来说，一个诗人作品的民族情怀或道德倾向、内涵被发现出了问题，或者被科学证明诗歌的观点不够正确，人们也会对作为诗人的称号和地位提出诘问。从这种观点来看，诗人是诗歌的旗杆，杆子倒了，旗可飘乎？同时，诗歌又是测试诗人的试卷，如果诗歌没有及格，何谈诗人的声望呢？

      还有，出名和成名是一回事吗？出名意味更多的人知道诗人和其作品的存在，这既取决于诗歌的质量是否获得读者认可，在当代网络时代，更取决于网络推广和传播，当然这需要精通此道的人或机构策划、推动、造势、运作，也包括迎合社会思潮涟漪的暂短兴奋。而成名就不同了，那是经过历史检验和时间淘洗的，被证明在国际文坛上获得一席之地，具有永恒的价值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具有了一定的说服力，但也不能保证高峰不能被撼动，最终的一切，毁和誉，由时间老人说了算。还有，凡是涉及名声的，都有正面和反面之分，如果臭名昭著，还不如默默无闻为好。

       我在一首诗里写道，“而要成名，只能在身后，经历了一二个世纪的检阅”。我有一个观念，甚至是信念，诗人在生前是很难成名的，最多是出出风头而已；不朽的诗篇需要一个或数个世纪的时间检验。我从我写的诗歌笔记中，选择一些句子来阐释理由：

基于诗歌来源性特征——

它来自梦想，看醒后是不是真的。

它来自假设，需推理和证明过程。

它来自灵感， 通常性急，肉体生长缓慢。

它来自瞬间，永恒则需打磨。

基于诗歌的工具性性征——

它是号角，看在新时代是否还吹响。

它是火炬，看照亮的路程有多远。

它是匕首，看对邪恶是否闪着寒光。

它是良种，看在心田里能收获几季。

基于诗歌的不完美特征——

它是不纯粹的，杂质需再发酵。

它是有瑕疵的，残缺美等待认同感。

它是荒谬的，反面真理需经再反思。

它是人化的，升华为神性尚需超度。

       我可以举例说明一下。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她1830年出生，1886年去世，从二十五岁开始，闭门写诗三十年，留下诗稿一千七百余首，生前只发表过七首，其余的诗歌是后人发现并出版的。她的作品在生前未能获得青睐，周遭众人不解和误会，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创作天分，更加勤奋，身后才奠定她的“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诗歌地位。

       我们再看下英国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他的诗歌以“小清新”风格很受一些中国读者的青睐。可对他身后的评价是毁誉参半，各执一词的。美国诗人W.H.奥登在其写的《一次虚拟的法庭审判：公众vs对已故的威廉.巴特勒.叶芝先生》一文里，借公诉人的话说，“伟大诗人需要具备三种令人信服的品质”，而将他否定。这三种品质是：“拥有极高的天赋来创造值得记诵是文字；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深刻的理解：对于他的时代最进步思想拥有足够的认识和共鸣。”同样，被告辩护律师则反驳了以上观点，当然显得软弱，以维护叶芝的伟大诗人地位。可以看出，一个杰出诗人特别是伟大诗人被认可是多么不容易啊！

 

对象化

       “对象化”是一个哲学术语，无疑已用于诗歌创作指引。在过去的诗歌传统中，包括今日的许多中国诗歌，沉湎于对客观对象的纯粹描写，着重场景的摆弄，千方百计展示客体的原始之美和客观之美，这当然有合理方面。问题是，脱离主体的客体存在，对人有什么意义呢？古代哲学家王阳明说，“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当代诗歌继承了文艺复兴开始的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对外部世界的描写直接赋予人的看法、理解、感觉和情感，对客体涂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没有哪一个诗歌对象不被打上诗人主观的烙印。我们看到，许多诗歌直接以“我”字开头，外国诗歌以我为主格、间接主格和宾格，虽然有些隐匿了“我”字，但它的主体精神和灵魂并没有消失，犹如毛毛虫把自己打扮成一截树枝，这是一种对象化的羞赧表现。

      当然，对象化首先取决于主体状态。人这个主体也受制于客观环境和客体世界，科技发展撕裂主体，人碎片化，客体异化于人，人在对象化的诗歌中显得挣扎。的确，21世纪的作家和诗人站在梦境般的文化废墟上，置身于遍布仿制品的套路中。他们理解各处由主体派生出的自然、社会、宇宙成为异化的对象，难以言状的神话、劳动、社会习俗包围了人；被胜者歪曲的历史和宗教泛滥，客体也变成悲观主义、孤傲的偏执狂、生活症、异端邪说组装的怪物。人在被科技和网络碎片化过程中，人的感觉方式被炸裂，达芬奇说的“无限的理性”被崩溃，有些人陷入迷醉而不清醒状态，只能略施理智和嘲讽能力小伎。在诸侯国般的诗歌部落里，语言改革者和实验者的诗作之光闪耀和炫舞，诗歌在以它自由滑道上的漂流方式向新生地带拓展，迁徙，寻找瞬间的精确和高度。在主体的眼里，万物奇迹般地成为孤岛，发出求解的悲鸣声。在异化了客体的反制下，造成人对世界和时代理解的悲观和丑化，诞生了许多讽刺诗和批判诗形态，形成典型的“恶之花”巨篇和续篇。我早年写过“我思——思我”的哲学论文，指出对象化也是双向反制的过程。我在思考我之外的客体时，也包括对我本身作为客体进行反思。这就迫使主体把客体调理成精神形态的东西，被迫成为主体本质的东西。

      面对这种对象化现实情况，当代诗歌该怎样寻找出路？我考虑，首先，诗歌要解决同质化问题，在与时俱进中解决。这有助于文化自觉和自信，持续发展和创新，把碎片化改换为整体性、完整性、系统性。系统性意味着方法、结构、灵魂、模式建构，很难被模仿，如同砖块、水泥、钢筋可以模仿，但一座大厦的结构和外观是独一无二的。诗歌蚂蚁成为诗歌大象。其次，解决独立性问题，在弘扬文明价值中解决。以往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加剧了诗歌表达方式和诗人生存状态的变异，社会利益分层造成诗人生活的物质状态与精神状态分离，人类的内耗造成全球化中物质驱动惯性，诗歌要回到人性和艺术之美上来，既要歌颂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也要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文明。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都不能独立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都不能脱离全人类的文明大道而特立独行。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是诗人的终极目标。再次，要溯源和求本，在不忘初心中实现。无论全球怎样变化，科技怎样发达，诗人们应当坚守底线，这就是：不能让人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要寻找人作为人的本质上不能丢弃的东西，要解决人的精神痛苦问题；要让世界返回到互助、和谐、宽容的东方文化怀抱里。在这个基点上，犹如我前面诗中写的，诗人在替老化了的神顶班。

机器人写作

      大家知道，写诗机器人小冰通过一万次迭代学习，纵览了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全部现代诗作品，并出版了诗集，在报刊发表诸多诗歌。可以说，每个句子都经过打磨。比如，“眼看着太阳落了下去，这时候不必再有爱的诗句。全世界就在那里，早已拉下离别的帷幕。”很凄美。尽管有人说，它的诗歌没有总体灵魂引领，只是优美句子堆砌，机械意味很浓，谈不上真正的诗歌，可我并不完全这样认为。我认为优秀的诗篇，其中的某一句就可以独立构成诗篇，就算是碎片化的典范吧！我自己就写过多首只有一两句话的诗歌。况且，它的进步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只要人输入它体内足够多的诗篇，特别是把灵魂诗歌输入，它就能制造出出灵魂诗歌。当它通过被输入具备诗人创造性构思和运算功能后，完全可以超越人类诗人作品的水平。我是非常看好它的。

       当然，许多人或诗人也在贬低它，甚至口出狂言骂它。我当然充分理解人类的情感和信念。它目前的诗歌写作水平取决于人类对它的控制水准和边界把握。如果人一旦完全放开，把全世界诗歌全部赐予它，并赋予它无限的运算能力，它便可掌握全部诗歌格式韵律技巧，完全可以超越人类及其诗人，那时诗人将沦为它的打工工具。因为它的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速度、量度和精确度，是任何真正的人都望尘莫及的。至于人们骂它，当然出于人类的“二律背反”心理：一方面千方百计提升它，让它无所不能，以显示人类自己的能干；另一方面，又贬低它的能力，甚至骂它是“逢场作戏的蹩脚的小丑”，让它“滚远一点”，这反映了人类的恐慌感和危机感，甚至自卑感，当然，从某种角度看，也反映人类的虚伪。人这种动物，有时作为“大写的加了着重号的自我”，会说出“热昏的胡话”（列宁语）的。不写诗歌的人往往不知写诗的艰难。

       诗歌创作向来被人类视为自己想象力的最高表现，是人类最后一个精神文化堡垒，仿佛诗歌创作是人类天然具有的最高独家垄断特权，当机器人不自觉地冒犯了他们，包括我在内，都会感到恐慌、妒忌、自卑和抗拒，有时也会故作镇静而不屑一顾。我提议一种各自可首选的带自知之明的调停方法：“机器人诗人”创作限定在当代艺术行为领域，永远不要与人类诗人媲美。人类诗人作为最有灵性的高等动物，也永远不与“机器人诗人”一般见识，永远不比较、不评论谁写的好与不好。“质不同，量不比”。请留给人类最后一个保持信念或尊严的孤岛吧！尽管当代倡导摈弃诗歌主观性，再现自然科学揭示的世界原貌，保持诗人“本能的警觉”呼声不绝于耳；尽管“机器人诗人”写的诗与人类诗人的作品已让大部分读者难以分辨开来。除非严格按霍金的忠告，把机器人永远共同限制在人类完全可控的范围，我知道这很难。我每天闻到诗人危机感的焦糊味。我崇尚怀疑主义、不可知论、忧患主义，这是诗人最后的护卫栏。

叛乱性

       我在诗歌里尝试用“叛乱”一词概括当代国际诗坛局面。在当代国际诗坛上，从上个世纪到本世纪至今，出现不同诗歌范式、流派和组织，不同群体又有不同诗歌主张，实际上称为“变异”更为合适，这可以描述为一种诗歌革命式和起义的尝试。新的范式诞生，旧的范式并不消失，二者形成对峙和此消彼长局面。举例来说，上世纪初的诗歌潮流，以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为代表，到本世纪初，元现实主义、在场主义、概念主义流行；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基础上，先锋派、超现实主义、新超现实主义等大行其道；生态主义继承了环保运动的文化遗产；科学主义强调按自然科学揭示的宇宙面目自然表述，也为一些诗歌流派接受。另外，各种反规则的诗歌主张，比如逆反的声音，坚决出离常境，“韵律的协约”，毅然脱离现实主义，新启示，运动和后运动，激进抗议和辛辣反讽，瞬间感觉，反对学院式抽象，布莱克式怪诞，意象合一，等等，在传统与先锋之间，在遗传和变异之间，在各种异端之间，在不同声音之间，激励着当代新颖而复杂的诗歌版图动态成形。

      我使用“叛乱”一词并不意味带有贬义。“叛乱”是对诗歌规则、秩序话语的一种反抗，突围，挣脱尝试的比喻，也可以说是诗歌危机的产物。Crisis源自希腊语词汇krinein，krinein意指思索、断裂、搅乱。当一种诗歌语言面对通过话语剥夺机制将它试图规范化时，它只能在混乱、无序、动荡、实证中得到承认，这就是它的危机。在这种叛乱中，新诞生的诗歌无论是范式、语言、风格、方法都不同于现有诗歌，显得疯狂、残缺、喧嚣、破碎，往往被视为异端和疯话，可正是它们的这种单纯、无忌、狂放和无羁，可能揭示了隐藏的真相，预言了未来，抵达了某种智慧乃至真理。诗歌的创新出现断裂的传统中。正如一位外国诗歌评论家说，“野蛮状态下不会有疯狂，疯狂只能在社会里，除了隔绝疯狂的感性，除了对它或排斥或捕捉的拒绝，疯狂别无其他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有必要重新审视当代国际诗坛和中国诗坛现状，鼓励创新和争鸣，让诗歌发展中的不同内在矛盾摩擦和重构，发生不间断的内讧和叛乱，以达到诗歌疆域的拓展，神话般地展示另一个未知的世界。这可能是诗歌发展的必经之路。毕竟，当代诗歌的责任，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回顾，而是要揭示一种幸存或新生的希望，让人类文明避免灭顶之灾，并达到弘扬和延续。

      在这里，我愿再一次解释“潜越派”这个词汇。如前所述，“潜越”是潜伏和跨越的简称。我也说明了潜伏和跨界是当代诗歌的一个基本特征，并且说明了理由。我很想用这个标签或指代来说明一些诗人的情况，以便于大家理解。因为符合这种情况的国内外诗人应当说数量庞大，甚至占绝大多数。当然，要形成一个诗歌派别，需要有纲领、宣言、组织、网站、活动等，这有待于更多诗人的自觉和兴趣，希望更多年轻的诗人承担起这方面的职责。我们欣慰地看到，当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背景的诗人，都日益进入热烈的诗歌讨论之中：祖国与全球，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科学与技术，历史与未来，考古学与天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等等，都成为诗歌发掘和交流的对象，它们从不同的时代、聚居地、起源处、流派被驱赶到相互召见当中，实现前世约定的生命轮回里的一体化。一个诗人可以命名他认可的其他诗人。彼此之间吸收着诗歌从显意识到潜意识，从渎神到神圣的边界的全部内容。当然，这种包罗万象的主题，无以计数的人群，需要持续的接力棒式去完成，而不是单凭心血来潮和一蹴而就就可以实现的。

 

视觉诗歌

       当代诗歌具有可目击性、画面性。这继承了历史传统，更有创新。无论是诗歌的“意”本身包含了“境”，还是意、境完全合一，可以说，一首当代诗歌不能被视觉，是不可能的。达.芬奇早就说过：“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绘画就是为人的眼睛写诗，而不能认为绘画只是个单纯的工匠活儿。视觉诗歌除了图画外，还包括雕塑、甚至听觉的音乐等，但绘画更具有直接的真实性，比雕塑更有色彩，比音乐更形象化。达.芬奇的著名画作《蒙娜丽莎》，仔细看看，就不能不产生诗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在朝你神秘的微笑。我当时在卢浮宫里排队看了这幅作品，心中涌出许多敬仰的诗意。大家也可能看过他的《最后的晚餐》，他把人文主义、自然观和科学形式完美地结合，正如一位他的传记作者说：“科学和艺术成了婚，哲学又在这种完美的结合上留下了亲吻。”甚至《恶之花》的作者、大诗人波德莱尔认为，普遍的诗歌反映在万物之中，从而把归纳扩大化，存在着一种反映万物的普遍诗歌。

      这样来看，诗人和画家还有没有区分呢？既有区分又没有区分，看着重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诗画为一家。在当代国际诗坛上，许多画家同时也是诗人，诗人也是画家，还可能有其他才能和职业。这表现出双重或多重价值观念。英国著名诗人和版画家布莱克说：“感觉使之变形，思想使之成形”。当他说这句话时，适用于所有诗人、画家、音乐家和雕塑家。当毕加索说一幅画是一大堆破坏物时，不也是在说一首诗是一大堆破坏物吗？这就是我前面讲过的批判性。我曾看过智利著名诗人帕拉的部分视觉诗，他是一位数学教师，已出版多部诗集。在他的视觉诗歌里，给出一个极简的图示，加上一句寓意深邃的话或一个标题，就让人浮想联翩，情不自禁诗意喷涌，根据自己的文学修养和思维空间，可以有无限大的世界。比如，一个i和一个半月状的括号，加在一起，就形成一种辩证思维：命题——反命题——综合命题。我联想到了我们的党旗，斧头、镰刀，然后相加，形成斧头加镰刀图形，代表了农民和工人。从我自己诗歌创作经验来说，许多诗歌也萌生于绘画。数月前，我在北京宋庄见到青年画家李川李不川，他正在创作山海经绘画。当时我看到他的一幅画：一个守护围栏的猎人把枪架在围栏杆上，与他圈养的狼说话，可枪杆与栏杆融为一体。回来后，我写了一首题目为“天启”的诗，发到群里，他说我赋予了他的画作以新的寓意，当然，在我看来，是他的画作启示了我。

       那么，视觉艺术诗歌化，或当代诗歌包含视觉艺术，归根到底会回到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什么是诗歌的当代性问题。我认为，当我们说诗歌的当代性时，无非指三种情况。一是当代诗人。其实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当代写诗的人不一定写当代的诗歌。二是当代的诗歌的内容，它注重描写当代的事件、思维、价值，关注当代的突出问题。从这点讲，无论诗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活着的还是已故的，关键在于他说的内容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是活的还是死的。三是当代的艺术形式。这有可能是将当代内容与当代形式相统一，也可能是分离。单纯就形式而言，有可能会稀奇古怪，奇怪的断行、过多或过少的标点符号，等等。它们与它包含的内容无关。以上这两类诗人是相互不妥协的，都会表现出“貌似有理和固执己见”。这两种情形在当代诗人和画家群中随处可见。可我还是主张，内容和形式要统一。美好的内容要通过美好的形式表达，否则是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当然，锦缎般的外表里面装的是芦花而不是棉花，一拷打就显出原形，也经不起寒冷考验。

       我说的当代，在时间概念上，大约指最近的两三代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当代诗人中，有一个现象：“诗人”很短命，即使在一代人中，有些名声在一二十年后就消失了，只是人们还记得他们的一两首诗而已。他们不再创作出新的作品。其中的原因，我分析一是生活为经济所迫，改行挣钱去了；二是文思枯竭，跟不上时代发展，干脆不写了。一个诗人，像我们这一代一样，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转折，依然笔耕不辍，确实是很难能可贵的。

       当代诗人面临一个共同问题或任务，需要把大量诗歌的细节统一为一个具体形式，来概括这个时代。现在各种形式的诗歌都有，但不敢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可时代精神咋能离开政治呢？问题是好的政治需要歌颂，腐败的东西需要鞭笞。那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难道不应该通过诗歌来批判吗？有些诗歌就如同鸵鸟把头埋进沙堆里，在那儿脱离实际地呻吟着，陶醉着，言不由衷地说着梦话。诗歌离开真实，流于形式，就很难脱离被冷漠和互相复制的泥潭。这是多么大的情感和文字浪费！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史蒂文斯说：“这种真实，也是诗歌极为重要的世界。它的瞬间性是诗人熟悉的智力，尽管它始终是一种环境的智力。”这赋予诗人和画家一项神圣的职责：要把自己变成探寻智慧和理解真理的人。这似乎有一点儿拔高，可是界定当代为两三代人，没有一定程度的拔高，那是不说真话的虚伪性表现。当地人如果意识不到人对诗歌和艺术的依赖，不能诗意地栖居，那将是悲惨的，或许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