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立中央

就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紧急脱离右路军的那天夜里，张国焘久等陈昌浩、徐向前的回电不至，他思谋良久，决定抢先动手，确保左路军在他的一手掌握之下。

那一夜，张国焘派出自己的警卫排，解除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警卫人员的武装，把二人软禁了。当夜，张国焘与朱德、刘伯承一番长谈，不欢而散。

9月15日，张国焘召开左路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提出南下主张，并煽动与会者批评中央，围攻朱德、刘伯承。

会议上，面对张国焘一伙的喧嚣，朱德十分平静，若无其事地翻看手中的书。张国焘逼着朱德表态反对北上，其亲信黄超竟然狂妄地跳起来，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忍无可忍的朱德拍案而起：“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轮到刘伯承表态，他不卑不亢；“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你们向南去……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张国焘拉拢不了朱德、刘伯承，却也不敢公开对这两人有所不利。

朱德自不必多说，他是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一直担任着红军总司令，德高望重。

刘伯承则是红军中人人敬仰的“军神”。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刘伯承就已经是川军中最足智多谋、能征惯战的名将。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916年率领川东护国军参加讨袁战争时，右眼中弹，他却说“救国救民，来日方长，安能损及神经”，继而免麻药进行手术。手术后，他还好整以暇地告诉医生手术过程：“72刀。”

南昌起义时，刘伯承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担负着参谋长的职责。在中央苏区，刘伯承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孙武”。

尽管朱德、刘伯承立场明确，态度坚决，但张国焘在左路军一手遮天，会议最终通过了他的“决议”：南下。

几天后，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右路军再次穿过草地，南下与左路军会合。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狂妄气焰可见一斑。

另立中央的巨大变故来得如此突然，就连陈昌浩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支持。徐向前则自始至终保持沉默。他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此时的沉默，已经表明了态度。

张国焘的注意力还在朱德、刘伯承身上，他再次强令两人站出来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不说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刘伯承同样呼吁党和红军要团结一致，不要分裂，共同打击敌人。

张国焘对德高望重的朱德无可奈何，但对刘伯承还不死心。卓木碉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来找刘伯承，做最后的拉拢：“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刘伯承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国焘怒气冲冲反问：“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

果然，刘伯承很快被免去总参谋长之职，转任没有指挥权的红军大学校长。

红军大学中，很大一批干部、学员是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面对张国焘对中央的污蔑和分裂行径，他们有的提出要北上，找党中央；有的提出张国焘要阻拦，就跟他干；甚至有人提出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

这些意见秘密汇报给了刘伯承，刘伯承则向大家的“主心骨”朱德请示。

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德没有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而是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尽力周旋。

眼见又一次分裂很可能出现，朱德再一次担当起了维护大局的“定海神针”，他耐心地对刘伯承等人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对于张国焘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恰如徐向前所说的那样，“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