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启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阶段，拉开了人民军队创立与建设的序幕。起义成功后，起义军即按中共中央预定计划，主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其间取道瑞金，在瑞金境内打了个大胜仗，军心为之一振，谋划因之一新，从而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起义军南下时值盛暑，沿途多山，兵士负荷重，加之反动当局造谣惑众，群众闻风而逃。致使起义军行动维艰，竟至饥不得食，病不得医，死的死、逃的逃，军心动摇。经过临川整理，情形才有所好转。

8月25日，以贺龙(南昌起义部队总指挥)为军长的第二十军，到达瑞金城东北15公里的壬田镇，在大垄里这个地方与堵截起义军的“讨共第八路军”右路总指挥钱大钧部5个团遭遇。贺龙亲率所部一个团与敌接战，朱德也率约一连兵力投入战斗。数小时后，以叶挺(兼起义军前敌总指挥)为军长的第十一军一个团也赶到参战。起义军不畏强敌，越战越勇。下午6时许，敌人开始往瑞金及会昌方向溃退。起义军兵分三路追敌而去，直至瑞金西南30公里的谢坊，逼近会昌城才停下。这一仗，起义军以少胜多，击破敌人3个团，是南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起义军也伤亡600余人，其中第九军参谋长冉国平、第二十军一师三团团长余愿学壮烈牺牲，第二十军二师四团团长贺文选身负重伤，行至上杭牺牲。

翌日，起义军进占瑞金城，得到敌人丢弃的许多文件，方知敌人进攻我军的计划。为除后顾之忧，遂于8月30日发起会昌战斗。朱德、周逸群、周恩来、刘伯承、叶挺、聂荣臻等领导人都亲临前线指挥，贺龙则坐镇瑞金指挥总预备队，策应、支援各方。经过一天激战，起义军于当日黄昏攻占会昌城，将钱大钧部主力完全击破。起义军亦伤亡800余人。

瑞金、会昌战斗的胜利，削弱了反动军队的有生力量，锻炼了新生的人民军队，扩大了南昌起义的影响。与此同时，解除了起义军南征后顾之忧，为起义军调整一系列政策策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

起义军由会昌折返瑞金后，从9月3日起，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和以刘伯承为参谋长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在瑞金城连续召开会议，分别对革命政权的性质，土地、劳动保护及财政政策和行军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带根本性改变的决定(尽管有些决定事后又有所改变)。

此前前委和军事参谋团还于8月31日在瑞金研究并决定了新的行军计划。考虑到第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都逃跑了，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密的危险；还有大量伤病员及辎重需要水运等，遂决定放弃原定由会昌经寻乌入东江的路线，改道长汀、上杭入东江。

瑞金会议所取得的各项成果，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作了政策、策略、组织、军事等方面的探索和准备，也为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了先河。

在瑞金期间，前委在对部队和军中党组织进行初步整顿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起义军高级领导人中的贺龙、郭沫若、彭泽民都在瑞金入了党。这为困境中的党组织输送了极为可贵的新鲜血液，有利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与此同时，前委还指导建立了瑞金的第一个中共支部——绵江中学支部。

1929年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俗话说“叫化子都有个年节过”，而从井冈山下来游击赣南的红四军3000多号人马却因一路失利，仍被敌军苦苦追击而疲于奔命。当部队走到瑞金黄柏一带时，追敌刘士毅旅的先头部分已经咬上来，并与我军后卫接火。当晚，军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在宿营地——大柏地的王家祠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大柏地南端有利地形设伏歼敌，摆脱被动局面。

大柏地位于瑞金城北30公里，其南端从隘前、麻子坳到大柏地圩，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六七公里的峡谷。两旁山高林密，一条曲径绕行谷底，通往宁都，天生一个打伏击的好场所。

第二天，大年初一。在红四军特务营、独立营边打边退的引诱下，骄横一时又邀功心切的敌人闯入红军伏击圈。战斗打响了，红四军二十八团三营和三十一团三营向敌人发起夹攻。朱德身先士卒，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枪率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去。全军指战员拼死一搏，终将追敌歼灭，俘获敌团长肖致平、副团长钟桓以下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其惨烈、雄壮情状，正如这场战斗的组织指挥者之一、时任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所言:“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在这场惨烈而雄壮的战斗中，二十八团一营党代表胡世俭、二十八团一营二连党代表彭葵、二十八团二营六连连长李见林，以及部队政工干部彭谦(辛亥革命烈士彭昭的独生女)等，英勇牺牲，长眠在瑞金这块红土地。

大柏地战斗缴获枪支太多，背不了，就把坏枪砸烂丢下河。部队宣传员兴奋地现编顺口溜说:

一到大柏地，碰上刘士毅。两个三营包抄快，敌人就缴械。缴到九响铳，就往河里送。

大柏地一仗，甩掉了尾追之敌，一扫笼罩在红四军头上的阴霾，从此红四军在赣南及闽西如鱼得水，站稳了脚根，闹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因而，这一仗堪称红四军(及红一方面军)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礼。

三个月后，红四军从闽西回师瑞金，在大柏地圩召开军民祝捷大会。大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偿还上次战斗中红军向群众所借粮米、用物之费，包括损坏丢失的。在场群众起先不明所以，经红四军宣传队一番解释才明白。原来当时群众不了解红军，闻风躲到山上去了，而红四军急需吃饭和备战，便由军部特许，临时动用群众家里的粮米等，同时打下借条，允诺奉还。红四军此番践诺，全凭群众自报，报多少，便还多少。于是，老百姓都说红四军是少有的仁义之师，一些青年还当场报名自愿参加红军。

1933年夏，毛泽东重过大柏地，触景生情，吟成诗词一首——《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曾先后修建大柏地战斗胜利纪念台和毛泽东词碑，供人们瞻仰。如今，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已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前村(原名杏坑)的一所旧农舍泥墙上，当年鏖战留下的弹洞依然清晰可见。“文革”期间成立、以“关山”命名的国有林场，以绿化大柏地、“装点此关山”为己任，奋斗30余年，成绩斐然，为今日昌厦公路大柏地段绿色走廊的形成打下了良好基础。

1929年下半年起，中国革命出现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未曾有过的高涨形势，全国各地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酿成燎原之势。但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多处于分割状态，难以形成统一领导和形成更大更集中的革命势力。其情形正如1930年4月3日中共中央第103号通知所言:“现在全国红军的发展指挥统一问题，已非常严重而必要。”1931年1月15日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及其所辖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初努力。同年11月7日在瑞金叶坪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1月25日成立的隶属于临时中央政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是全国红军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设在叶坪洋溪)，则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从此，瑞金成为赤色首都，成为全国红军统帅部所在地。

1932年2月1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中革军委平行。12月31日，中革军委统一全军编制人员名称，军委设总司令、总政治委员；下设司令部(首长改称参谋长)、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局决定:中革军委随军在前方期间，在后方瑞金设立军事人民部，担负一切动员训练、给养供给与政治工作的任务，项英代理部长。5月8日，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从前方迁回瑞金沙洲坝的乌石垅村办公，由项英代理主席。

“二苏大”时，朱德继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1934年7月，中革军委机关随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迁至瑞金云石山的梅坑、田心一带。

尽管囿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如赤白区域的分割，各种经验、人才的欠缺，尤其是“左”倾错误的干扰等，中革军委及其所属机构未能充分发挥它的应有职能和作用，但它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革命战争的谋划与组织等方面的建树是公认的。这一时期培养、锤炼、储积的军事政治干部，制订的种种规章制度，培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积累的经验教训，都成了我们党与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除徐向前外，全都在瑞金生活、战斗过；十大将中也有七位(陈赓、张云逸、罗瑞卿、黄克诚、肖劲光、粟裕、谭政)是从瑞金走出的。至于在瑞金锤炼过的其他良将精兵，就更是数不胜数。

1934年6月起，尤其是迁至云石山以后，中革军委按照中共中央、中央政府指示，进行了紧张而有序的战略大转移(即长征)的各项准备和部署。在这一背景下，由红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于是年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踏上北上征程。8月7日，红六军团告别湘赣苏区，开始西征。这两支部队的行动，一为调敌，一为探路，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奏。1934年10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各军团陆续退出防区，到中革军委指定地域秘密集中，准备转移。

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与政治命令》。9日，中革军委发布《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拉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帷幕。10日，中革军委发布第5号命令，启动中央红军长征的计划。当日傍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军主力及各中枢机关、直属部队，离开瑞金，开始突围转移长征。当年刻在云石山往西各要道上的石灰路标，朱德总司令在岩背学堂门前操场上作动员讲话的情状，都形象地记录了这一悲壮的历史场景，并沉淀在众多老红军和瑞金人民的脑海里。

新中国成立后，沙洲坝乌石垅的中革军委旧址、白屋子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都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解放军总政治部于近年拨款重修。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也于近年拨款修复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总供给(后勤)部旧址，使之成为军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3年6月26日，八一南昌起义六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局根据中革军委的相关决议，作出《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并提出了开展纪念活动的几项要求。6月30日，项英签发《中革军委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通知全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紧接着，中央局宣传部于7月2日发出《关于八一宣传鼓动工作给各级宣传部的信》，开始了纪念活动的舆论准备。7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会，讨论关于“八一”纪念日的问题，作出了《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活动的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战旗予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予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从此，8月1日就成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在第一个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到来的这一天(1933年8月1日)，中革军委在瑞金南郊竹马岗举行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成立大会，朱德、叶剑英等中革军委领导人出席大会。朱德还亲自为工人师授旗，并宣布梁广任该师政委。工人师担负保卫赤色首都的任务，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

红军第一次庆祝建军节

1934年8月1日，第二个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这一天，朱德签署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八一节给全国工农红军的命令》，赤色首都瑞金举行了“八一”阅兵和军委授奖典礼，隆重庆祝八一节。

“八一”纪念阅兵典礼，于1日清晨在瑞金西郊大埠桥红场举行。受阅部队为军委直属队、红军大学、彭杨步校、公略步校、特科学校、新编师、补充师、独立团、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中央机关赤少队、瑞金模范营等，共约两万人。红军家属代表也参加了检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刘伯承等领导同志，依次乘马进入阅兵场，绕场巡视一周。朱德慰问红军指战员后，带领大家举行抗日宣誓，然后又为教导团授旗。

军委授奖典礼于当晚在中央政府大礼堂举行。首先由周恩来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战斗任务，继由博古宣布开会并讲话，朱德宣布奖励名单及其战绩，并亲自将红星奖章佩在获奖战士的胸前。“这时，乐声大作，掌声雷动，兴奋了每个到会战士和群众们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的情绪”。

作者：曹春荣（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任弼时思想生平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赣南师大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来源：《党史文苑》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