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讲人：燕山老人，原名：王友

苦心让位

两河口会师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当地一座庙宇里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据文献记载和多数当事者回忆，这次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但有中央委员，还有中央红军各军团主要领导等。

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参加会议，这也是他从苏联回国四年后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

矛盾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出现了。张国焘和中央的进军计划存在着严重分歧。

周恩来先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张国焘则鼓吹其南下的主张，即“川甘康计划”。毛泽东听后马上反驳，“川甘康计划”将使一、四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被敌人封锁于此，将成瓮中之鳖……

三个多小时讨论下来，与会者大都支持北进计划，张国焘表面上服从了多数，内心却盘算着自己的主张。对此中央其实已经察觉。两河口会议后发布的决议中，特别说明：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话意在不点名地敲打张国焘，可他根本不以为意。

几天后，准备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四方面军的刘伯承，却在一早看见张国焘正和毛泽东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

1935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

中央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问题，毕竟红四方面军拥有8万人马，需要通过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特别是张国焘去指挥。

可是，手握数倍于中央红军兵力的张国焘，胃口远不是一个“军委副主席”能满足的。

张国焘带着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进兵计划回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理番，转脸就变。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提出相反计划。

中央坚持既定战略方针，并下达作战计划，张国焘便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对守敌很少的松潘围而不攻，导致功亏一篑。

这让主持草拟松潘战斗计划的周恩来，在病痛之外又添一重心病。过雪山以来，周恩来身体一直不好，咳嗽不止。后来才确诊是肝脓肿——一种急性肝炎。这次患病留下的疤痕，40年后长出了肿瘤，与膀胱癌一道夺去了周恩来的生命。

松潘错失战机的这段日子，张国焘授意四方面军干部们一再给中央发电报，一会儿“提议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一会儿“提议由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如不这样，就难以集中军事领导，无法顺利灭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人向中央伸手要权。

中央起初不予回复，但张国焘指使下属一封封的电报“逼宫”，大有不给“位子”就不动之意。

张国焘毕竟掌握着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他领导这支军队长达5年，已经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和内部“肃反”，形成了家长制统治。李先念说：“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都迷信张国焘。有人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那时一听说是中央来的，比圣旨还尊重。”

中央只能策略性地向张国焘做出一定让步，以维护红军团结。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毛泽东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主动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泽东认为不妥，“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左右为难之下，周恩来撑着虚弱的病体，示意愿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

毛泽东指定彭德怀的三军团负责照顾周恩来。彭德怀扔掉红三军团仅存的2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来轮流抬周恩来的担架。他说：“别说是2门迫击炮，就是200门、2000门大炮也不能换我们1个周副主席。”

彭德怀后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斗争艺术：“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关于这段历程，一年后，中央书记处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他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