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讲人：白鸽，原名：郭辉

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张国焘的张狂不只是因为他在党内的深厚资历，更来自他手中掌握的实力。

起初，张国焘并不了解红一方面军的规模。他派出与中央红军联络的先头部队，沿途贴了不少大幅标语“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三十万”这个数字，看得中央红军自己都莫名其妙。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标语，“三十万”是张国焘要写的，数字是他“推算”出来的。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是老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只有六万人，五倍是三十万，现在我们发展到了八万人，按五倍计算他们应该在四十万以上，我们只提三十万，已经留有余地了。”

徐向前认为这个口号影响到了后来两军的关系。他说：“会师后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哪来的三十万嘛！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军指战员议论纷纷。”

张国焘如此为会师之前的红一方面军“虚张声势”，是何用意？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即便不知道中央红军的全部人数，光看一眼两河口会师时的中央红军，张国焘就足有顾盼自雄的资本了。

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恶战不断，此时早已是人困马乏。部队出发时八万多人，到懋功时还剩下一万余人，而且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氇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个破口袋。

反观8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他们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也不多，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各种物资。

无论从服装、装备、给养、军容，到战士身体情况、精神状态，中央红军都远逊于四方面军。对于这种差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幽默地形容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而张国焘，更是有意让这种差别显示得更明显。早在6月14日派出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接头时，张国焘就传下话来：“要拿出全套派头来，不要丢了自己的脸。”

等到他自己亲自来，更要好好显示一番。他的坐骑是雪白的高头大马，在队伍中异常醒目。十余个警卫人员也是一色骑兵，人高马大，迅捷如飞。

会师的气氛自然是亲切的，热烈的，但是在亲切和热烈之后，中央领导人们很快感觉到了，张国焘不像是一个赶来与同志会师的战友，而像是一个对穷亲戚炫耀财富的老爷。

这种情绪，连李德这位德国人都看出来了。他后来回忆道：“六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

由于中央红军保持着搜索前行的阵型，大部队分散各处，并没有集中到会师地来，张国焘一时看不出中央红军的总数，他便寻机找中央的老熟人摸底。

热烈的庆祝会师大会后，张国焘首先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张国焘印象不好。形象儒雅、风度翩翩的周恩来，最激烈的一次发火就是针对张国焘。

那是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负责前敌委员会工作。起义工作一切就绪的时候，张国焘来了，一见面就亮出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一听这话大家都急了。周恩来激动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他说话时动了怒，气得拍了桌子，那是周恩来一生中罕见地拍桌子。

几年后再见，一番寒暄之后，张国焘问，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周恩来对张国焘此问有所警惕，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有多少人？张国焘说，十万。这个数字其实夸大了些，红四方面军实际人数在八万人左右。

于是，周恩来也虚报了中央红军的人数，但是中央红军的家底在那里摆着，没法太夸大，只能说：我们有三万人。

张国焘可能不相信这个数字，又去找朱德。

朱德与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期间有过短暂的接触，了解不深，也没有戒备意识。他后来在自传中这样解释：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过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张国焘问：“你们还有多少人？”

朱德以实相告：“兵没有了，只剩下骨干了。全军总数也就1万多人。这1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听到中央红军仅有1万多人，张国焘的脸色都变了。朱德这样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