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旬阳修铁路的日子                           

                        董邦耀       

     陕西安康的旬阳，她是我的第二故乡，时常让我魂牵梦绕，多年来却忙于工作，未能重返故里亲近她，总盼望着回到她的怀抱，看看她变化着的容颜。                

      恰在此时，旬阳交通运输局的刘贵棠,前几年要筹办中国汉江航运博物馆,当时，我在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史志办主持编修《陕西省志.水运志》，刘贵棠邀请我们商谈建馆事宜，正好有业务往来，有了去旬阳的机会，这让我喜出望外。                

    正值初秋，秋高气爽，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游，我们还陶醉在秋色美景之中,车在正午时分已到了旬阳山城。这与我们1971年2月去旬阳三线工地，坐火车到十堰，乘汽车到郧阳，再背着背包步行一天一夜到关口，用了三天二夜才到目的地的情境大不一样。       

      此情此景，不由地让人想起在三线的日子。那是70年代初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烈往事。为了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不到16岁的我与陕西25000余名69、70届初中毕业生，满怀革命激情地奔赴巴山汉水，与铁道兵、民兵一起修建三线战备路——襄渝铁路。当时，我被分配到旬阳5847部队学兵15连。学兵，集中了兵的艰辛，却少了兵的荣耀。吃完铁道兵的两顿饱饭，我们就自己砍木头建营房，砍柴烧饭。天不亮就吃完早饭到深山里去扛木头，扛着几十甚至上百斤重的木头，走几十里陡险山路，又累又饿，每人带的一个馒头早就下了肚，渴了，喝两口牛蹄窝游着小虫的雨水；饿了，抓两把豌豆苗和野菜填填肚。天黑时赶回营地，学兵们个个有气无力，人快散了架，连身子都能与木头一块倒在地上。                 

     我们学兵15连在旬阳罗向崖打隧道，有半年时间，由于公路还没有修通，机械、设备、水泥、圆木、粮食，全靠汉江里的木船运输，再从江边用肩扛、人抬、绳拉，转运到半山腰的掌子面。随后又在罗家岭打隧道，学兵们扛水泥，刚开始扛一袋，后来扛两三袋，有的女学兵也能扛两袋。卸一船水泥十几分钟，装一车沙子几分钟，幼小的身躯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的劲。打隧道无水泵抽水，只好用干风枪打炮眼，无水稀湿的石岩粉四处喷泻，风枪手很少有防尘口罩戴，普通口罩根本不管用，不少同学得了矽肺病，今年春节就有战友因此病发作而吐血身亡。在西安交通大学公安处工作的战友孟重新，当年是名风枪手，落下了胸脯下陷的伤病。每个工班都有成洞计划任务，完不成任务不出洞，累了，扶住碴耙喘喘气；困了，头枕安全帽，和着雨衣雨裤倒在泥水里打个盹。遇到塌方和复杂地质，两三天后才能出洞，连打蚊子的劲都没有了。你再看，个个都像是从烟筒里钻出来的，浑身上下全是黑灰、油泥，鼻子是两个黑眼眼，嘴巴是一个黑圈圈，脸庞是一个黑盘盘，只有两只眼睛亮闪闪，不洗脸，谁也很难认出谁。一群在家娇惯了的学生娃，哪吃过这种苦?军代表首先要求我们过“三关”——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一切以部队纪律严格要求。学兵都是受毛泽东思想教育长大的年轻人，最怕人说“落后”。在后来的学兵生活中，打隧道遇到险情，学兵们总是说：“这危险，我来上!”搞施工碰到困难，大家习惯说：“这困难，让我来!”谁退后就感到羞耻。       

      虽然当时物质匮乏，吃饱饭是学兵们最大的愿望，同学们为牺牲的战友陪葬的仅是馒头和罐头。学兵们饿着肚子干的却是超强体力的活，但精神境界却很高。“加快建设襄渝线，彻底埋葬帝修反!”“身居深山沟，胸怀五大洲!”“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上三线与家远了，与毛主席近了。”“火车不响不回家。”是当时最流行的句式。绝大部分学兵两年多没回过一次家，现在的青年很少有人接受得了。学兵们都是轻伤不下火线，带病坚持战斗。包括女学兵，每月的“特殊情况”也不休息，血水顺着裤管流，仍然坚持施工，有人为此落下了妇科病或终身不育。学兵每月只有28元津贴，不及现时酒店里的一道菜，但同学们对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为了早日修好战备路让他老人家睡好觉，个个英勇奋战，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在共和国的铁路建设史和青运史上书写了厚重的一笔。作家陈忠实早些年说：“在那场以摧毁和破坏为特征的劫难中，三线学兵连的中学生们却成就了一桩建设业绩。襄渝铁路铺摆在秦岭巴山汉水之间，二十多年来，火车日日夜夜呼啸着穿梭往来，这是写在陕西大地上的长卷诗篇。”       

      提起这些，学兵们痴心不改，无怨无悔。只要我们再忆起三线的日子，我们就有勇气踏平坎坷，战胜艰难，重唱18岁的青春之歌。后来，当年的学兵们在全省各条战线已成为中坚，都力争在工作中做出新贡献。我修完三线铁路，又进三线飞机工厂，搞过公路运输，干过高速公路建设和管理，最后，又到省交通厅工作。                

     无论走到哪，在旬阳修建三线襄渝铁路的日子，永驻心间。                

     那次，刘贵棠领我们去蜀河参观水运文化，那是当年我们从罗家岭步行去的地方，当时，让人觉的走的时间很长，又很累。现在，坐汽车从旬阳到蜀河，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当年，为修襄渝铁路，只在江北修了公路，旬阳才通了汽车，现在，江南江北都有公路，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方便多了；当年，众多的石板房，现在，都在社区建成了高楼和别墅；故乡人的生活水平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再不为温饱发愁了。       

    看到故乡这些年巨大的变化，也让我这个为故乡建设做出过绵薄之力的人，喜在眉梢，笑在心头。

董邦耀,笔名骊山、高言，原为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史志办主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会顾问、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1977年以来，文学作品和征文等获奖百余次，出版报告文学集《长安飞虹》（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大道星光》（太白文艺出版社），个人文集《浅海掬浪》上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散文报告文学集《大道撷英》（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散文集《浪花如雪》（沈阳出版社），主编出版报告文学集、画册《龙脉天路》、《情铸生命线》等，2006年入选《陕西文化名人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