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

长征初期的毛泽东，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然而，随着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早已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层。

事实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与一直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毛泽东格格不入。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从那时起，亲自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就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局面。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政治上的打击和罹患严重的疟疾，让他在福建长汀医院修养了半年之久。

现实其实已经明确了孰对孰错。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下，中央苏区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了指挥权，但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要求红军先发制人的命令是错误的，果断地采取了毛泽东主张的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胜利。

然而，1933年初，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博古等人把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也带来了更严重的错误路线。博古、李德等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使得红军由胜转败——在博古、李德等“拼消耗”战略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春夏，毛泽东回到瑞金，却仍被打入“冷宫”。为了避免在“肃反”中授人以柄，毛泽东几乎不与人主动交往。他曾回忆说，“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 “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

毛泽东忍辱负重，但博古仍急于“甩包袱”，甚至在长征随军的领导干部名册中都没有毛泽东的名字。是周恩来同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博古才勉强同意重新把毛泽东加入到中央纵队的名单中。对此，当年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在几十年后说：“若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虽然周恩来为毛泽东争取到了随军的名额，但毛泽东本人却不愿意走，他上书中央，表示要留下来打游击。周恩来知情后，当即骑马从瑞金赶到毛泽东住的于都县，在夜雨中同毛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凌晨，周恩来骑马回瑞金，见到博古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周恩来谈了一夜，可见劝说艰难。1934年10月18日，毛泽东随中央纵队一起踏上了征途，他的行李包括一袋书籍，一把雨伞，两条毛毯，一件旧外套和一块油布。

在见证者的回忆中，他憔悴得让人心疼：

“长征之初，毛泽东40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暗夜：远离决策中心，无人理睬，身体虚弱，疾病缠身。

也正是在这时，毛泽东坚持的正确主张虽然得不到执行，却在默默产生着影响力。

在政治局内，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六人，加上李德，其中有四位是来自苏联的“国际派”，无论怎么投票都是多数。但是，在血的教训面前，“国际派”其实已在发生着分化。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际派”中已经有人看清，自己手中的“本本”带来的并不是胜利。很自然地，他们与曾经批判的对象——毛泽东渐行渐近。

张闻天笔记记载：“在长征出发前的某一天，我和毛泽东同志闲聊，我把对中央的不满全坦白了。从此，和毛泽东同志亲近起来，他要我和他同王稼祥住到一起。”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是博古的主意，他故意不让他们几个凑在一起，以使其不能相互交流，不能参加中央决策。毛泽东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了反对。经过争取，博古最后“开恩”，把他们仨都安排在中央纵队，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管。

如果毛泽东没有和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起并朝夕相处，很大可能，不会有遵义会议。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历史，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开始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