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

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改变了前四次“围剿”时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下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1934年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

长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的。

既然已经决定开始长征，谁转移，谁留下，便成为一个迫切且重要的问题。不过，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保密的，相关重大决策仅限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讨论决定，一般中下级干部并不清楚。

至于高级干部的去留，完全由“三人团”决定，事实上由博古一人决定。谁都清楚，跟着大部队转移，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可如果被留在中央苏区，面对的就是蒋介石数十万精兵的团团包围和疯狂剿杀。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委任他为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无论党、政、军，他都有多年的全面工作经验，能够主持留守大局。临危受命，项英的回复是，坚决服从安排。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就是当时战伤未愈的陈毅。

在用农舍改造成的病房中，躺在床上的陈毅见到了前来探望他的周恩来。陈毅心里清楚，这位老战友在百忙之中来医院，除了给自己送来发电机、为手术做准备外，一定还负有政治使命。他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极力控制住感情，风趣地说：“你们就要走了，快对我说说悄悄话吧！”

周恩来首先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随后，他又向陈毅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你留下参加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时，由你出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之职。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意见！”陈毅的回答干脆利落，还不忘补充一句，“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

在决定谁走谁留时，博古等人带有强烈的宗派倾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都被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贺昌、刘伯坚等人。

最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准备带走，打算把他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还是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享有很高的威望，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被列入了长征名单。

在被决定留守苏区的人员中，瞿秋白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之时临危受命，又在数年后为他人的错误路线负责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失去了最高领导职务，甚至被排除在党的领导机关之外。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他即使不因此“撂挑子”，也要闹点情绪。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坦然面对，并依旧努力工作。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教育部部长。自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时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被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的石联星，当时就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工作。长征即将开始的时候，石联星带了一个20多人的剧团，到三军团去慰问演出。但她们在那里空等了三天，战士没空看戏，都在忙着打草鞋，每人每天打五双。

“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石联星正琢磨着，收到了瞿秋白打来的电报，让剧团立即回瑞金。剧团回程整整走了三天，到了瑞金地界，天已经黑了。

来到一块菜园地旁的一座草屋前，瞿秋白正在屋檐下等着她们。他安详而平静地对演员们说：“中央红军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演员们听到这里，禁不住都嚎啕大哭起来，瞿秋白镇静地劝慰着她们。二十多年后，当石联星回想起那一刻，由衷地说：“秋白同志的话音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不觉逐渐收住了眼泪。”

然而，她们不知道，瞿秋白心里正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对于让瞿秋白留下来这个决定，很多人有不同意见，毕竟他曾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希望能把瞿秋白带上，但博古予以拒绝，认为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张闻天也曾向博古提出带上瞿秋白走，但博古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

徐特立临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他。同时，他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如今，这件长衫还在，成为了历经万水千山的革命文物。

第二天，不知就里的陈毅见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他手里，催他赶紧走，但这份好意被瞿秋白谢绝了。当晚，瞿秋白和好友吴黎平相聚，分别之际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红军主力已撤离苏区的秘密，瞿秋白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报纸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出版周期不变，直到1935年1月。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

会演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

会演持续了三天，而这是有籍可查的，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