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风沐雨跟党走 毕生心血献人民 ——追念我的父亲共产党员王占山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王友兰（由儿）高强（强儿）
一、多灾多难的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王占山，祖籍山西省兴县陈家沟底村。生于一九二零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当时一家三代四口人，有祖母、父母和父亲。农忙时，家里雇人帮工，日子过得较宽余。幼时的父亲备受他祖母的疼爱和呵护，再加上有父母为依，特别是有勤劳能干的母亲精心哺养，他的幼年确实是在衣食无忧中度过的。
然而父亲家是一个只知养地求生，不晓读书育人的地道小农之家，虽然生活优渥，但不求念书识字升官发财，直到十二岁时，才随大流送父亲在本村断断续续上了几月冬学，也没识下多少字，成年累月在家放牛、做家务，跟着父亲务庄稼。
父亲十一岁时，家遭横祸，人生第一大悲事，降临到他的头上，挚爱他的母亲，抱病身亡。常言道：“绳绳偏挑细处断”，父亲家人脉本就不旺，谁料刚得三代四口之家，年轻轻的母亲说没就没了。老祖母心情之沉重自不用说，且年事已高，还得操持家务，万般无奈她央求族人帮忙变卖了一部分土地，掩埋了儿媳，并为儿子又说了一门亲事。父亲有了继母，还有祖母陪伴，精神、身心总算还有所依存。但是好景不长，不幸又一次“光顾”这个家，继母娶来不久的一九三四年，祖母终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短短两三年时间，父亲失去了两个自己最爱、也最疼爱自己的亲人，少年父亲身心履受创伤。生活所迫，他帮父亲和继母扛起了家庭重担，整天作务农田。
一九三六年父亲十六岁，其父为他娶妻成家，资金来源当然还是变卖所剩无几的土地。从父亲出生到成年成家，家中积蓄只出不进，几经埋人又娶亲，田产耗光，渐渐生活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一九三八年，又添了新丁全福弟弟，这时已家徒四壁，彻底无望了。爷爷不得不带着父亲、继母和全福弟弟上山开荒，艰难的维持生计去了。留下父亲和妻子，一无所有，靠打短工，扛长工，冬闲背着卖炭（他家离煤矿不远），维持生活。为了多挣点钱，父亲一次背二百多斤大炭，挣的汗流浃背，棉衣常常被汗水湿透，穿在身上像冰冷的铁甲，磨得浑身肉皮疼。一旦卖了炭，得两个钱，虽心里欢喜，但浑身却寒冷刺骨，久而久之落下了一淌汗，再受凉，浑身就出疹子，奇痒难忍的顽疾，直到终老依然未愈。
二、百折不挠干革命
1、步入社会的父亲看到众乡亲和自己一样都在艰难中生存，于是他决心豁出自己，去探寻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在社会交往中慢慢结识了一些先进的革命人士，受他们的启示和引领，父亲认识到，只有追随共产党参加革命，才是让自己和乡亲们摆脱困境，过上好日子的唯一途径。一九三八年九月，他毅然参加了当地革命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从此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九三九年，经“牺盟会”负责人高振芳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真正跨入了革命阵营。他的革命热情从此日渐高涨，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秘密，有时公开。无论组织分配什么任务，他都兢兢业业，埋头实干，从不计个人得失。为了克服工作中文化水平不高造成的困难，他除积极参加组织选派的学习外，自己经常手不离笔，孜孜不倦，认真补习文化，记笔记，反复练习生字，直至熟练。为适应工作需要，他夜以继日苦练打算盘，从加减乘除到“狮子滚绣球运算”越练越精，这在他后来的财政税务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2、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一年间，日本侵略者进犯我晋察冀解放区，它们疯狂使尽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暴行，使晋绥人民遭受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痛。因父亲忙于革命工作，无暇照料家庭，在一次日寇进犯扫荡中自己的妻子、一个儿子和胞妹被日寇放火残忍烧杀于陈家沟山中（同时烧杀的老百姓有近百名，其中不乏老人和小孩）。这深仇大恨，父亲永远不能忘记。他强忍悲痛，擦干眼泪，更加努力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他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一九四一年，他与我的母亲再婚，继续留母亲一人在家种地、生豆芽、卖菜，换成小钱过日子。他在外面忙工作。
一九四六年，我（乳名由儿）出生，他也未能顾及，真是一心一意为革命，弃家舍亲为大众，从未分心。
一九四九年，兴县“土地改革运动”中，康生等人，违背党中央指示精神，推行了“极左”路线，大搞土改扩大化，将祖父的成分，错划为“破产地主”，父亲虽划为贫农，分得土地、窑洞（有土地证为证），
但因祖父的牵连，父亲工作中的一般过失，总被与“破地”联系在一起，因此遭受“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不公正处里，被发回老家劳动务农。（既后来“文革”时提到的所谓第一次“脱党”）此时，他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并不气馁，边劳动边向上级反映情况，乐观地等待上级的调查和安排。果不其然，一九四八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晋绥解放区“土改”中所犯的“极左”错误进行了批评，并迅速纠正，祖父的成分纠正为中农。同年7月，上级组织找父亲谈话，予以安慰，派他到地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组织上为父亲恢复了党籍、公职，他很欣慰。挫折中解脱出来的父亲，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坚定信心继续努力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一九四八年三月，父亲积极报名新兵团，“支援解放大西北”（新疆），但因没有及时接到部队提前出发的信息而未能成行，他非常的失望，更着急的是，党关系已被兵团领导带走，想方设法追寻三个月终究未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老区又动员一批老同志支援解放大西北（陕西），他再次积极报名。这时家中有老父母、两岁的我和不足岁的我弟弟。为了千万个家庭永远的幸福，他没有多想，毅然放弃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家，毅然随部队出发。行军中父亲负责部队后勤供应工作，历经四个月的风餐露宿边打仗边行军（一九四九年三月到七月）来到陕西千阳。途中，他从没有忘记过找回党关系的事，并随时与有关领导联系协助寻找。那时兵荒马乱，部队没有固定的落脚点，要找到党关系谈何容易！这次失去党关系，使父亲遗憾终身，也因此受到一次次挫折。到达千阳后，组织上根据父亲工作中的一贯表现，介绍他重新入党，任柿沟区（四区）区长。（一九四九年八月重新入党，造成手续上一年半脱党的时间事实）。由于千阳解放在即，父亲事务缠身忙于工作，再加上自己的疏忽，重新入党时间仓促，手续未及时补齐。一九五二年整党整干中查出了漏洞，并以“脱党”看待，这就是“文革”时所谓的第二次脱党，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以上这些情况，和公爹共过事的老同志都可以为他作证，但是在一次次的调查中为了自保，他们都抱持了缄默。）
就在来千阳不久，远离父亲的小儿子——我的弟弟，还没有来得及叫一声“大大”（爸爸），就因病没得到及时救治而不幸夭亡。父亲得悉后很悲伤。但他深谙自古家国难两全的道理，从来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以事业为重全身心地为党工作。参加工作以来，乃至在千阳，陇县的数十年中，父亲大都在财税单位任职，当时政治运动频繁，他屡遭挫折，但是每次都老老实实虚心接受批评和处分，毫无怨言。相反，他把挫折和教训当做鞭策自己做好工作的动力，一如既往踏实认真履职。父亲文化水平低，但能坚持认真学习，不耻下问，还坚持写工作笔记（现收藏两大本）。其中不乏重要工作内容、详实数据、个人心得、发言记录、自我检查等。他坚信和理解党的政策，始终以一个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党内批评教育，抱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带头积极改正错误，更加卖力地工作。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我和母亲由组织派人护送来到千阳与父亲团聚，老家的土地全部归公，仅有的两孔窑洞留给我的爷爷和叔叔使用。按说父亲可以过几天安稳团圆日子了，但它仍是忙不顾家，把党的工作看得比命都重，在家里我们常常见不到他的身影。在老家，母亲因劳累过度，患了风湿心脏病，来千阳后水土不服病情加重，常年看病服药，身体很瘦弱不能干活。但为支持父亲工作，她总是拖着病体料理家务。全家六口人就凭父亲一人的工资过活，供养四个学生，一个病人。尽管母亲精打细算克勤克俭，日子过的仍很窘迫。一九六五年，祖父在老家病逝，父亲未能亲临送终，连寄去的100元丧葬费用都是向单位和同事借来的。
3、即将步入老年的父亲，身躯依然高大硬朗，鹤发银须，装饰着他的浓眉大眼，面容显得更加慈祥。
他生活简朴，冬季一身打补丁老棉袄，大裆棉裤，没有内衣，逢年过节，很少换过新衣服。
他处人谦和，形容面貌，一举一动，酷似一位忠厚、慈善、沉稳、能吃苦耐劳的老农民，没有一点干部的架势。
就是这样一个有坚定革命信念和坚强意志的老人，当他人生归途已近尾声时，岂料中国大地上又风起云涌，他又一次被席卷到狂风大浪中。这就是“社教”“文革”裹挟在一起的两个运动。这次把父亲过去的家庭出身问题、党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陈年老账又翻出来穷追不舍，使父亲感到莫名的惆怅。仅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年时间，他共写下七份近百页的检讨材料、说明材料等，（有时看到父亲写得很吃力，我偶尔为之代笔）这对文化水平极其有限的父亲来说是何等艰难的事啊！即便如此，无论怎样还是说不清自己的问题，最后，他习以为常了，干脆自己糊好纸帽子，摆在桌子上，等待人家来批斗。
他处乱不惊，说来说去就那么些事，你们说怎办就怎办，结果又给了“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的处分。
他泰然自若，对我们说，我穷的就剩公职和党籍了，但只要不把我从地球上开除出去，共产主义信念在我心里，谁也拿不去。当时，因为父亲的牵连，我们兄妹读书就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家人不甚理解，责怪他，甚至埋怨他连自己的事都说不清。他却心平气和，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说：我心里清楚得很，总会有说清楚的那一天！俨然一笑：“你们不要急嘛，这决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这样子不会长久的，要相信党的政策，再说上头比我这更大的人和事多着哩，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你们该干啥，干好啥，好好学习就行了。我们心里清楚，父亲嘴上是如此说，心里或许比他们更着急，只是信念和主义支撑着他，他能忍耐，要等到政策会说话的那一天。
4、父亲乐观向上，无条件接受组织安排。一九七一年初，被“双开（留党察看、撤销财政局长职务）”了的父亲，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调出财政局，被发派到园林站管辖的冯坊河滩苹果园劳动改造—-栽培果树（刨石头整树坑、照看果树等）。他一日两趟，只用早晚两餐，往返于东门四号家与冯坊河滩之间，烂草帽遮不住他全部的脸庞，每回到家总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两脚肿胀像刚出锅的馒头，乏困程度犹如一头使役归来的老牛，卧槽不思食。但他从不言劳累，在家人面前硬撑着。看到老婆孩子闷闷不乐的样子，为振作家人的精神，晚上，父亲趴在土炕边总要学唱几段秦腔和京剧———《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红灯记》等，风趣、幽默、乐观的神情，让我们至今难忘。
一九七二年春天，父亲终因劳累过度身心不支，突发脑中风倒下了，经抢救虽然脱离危险，却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出院后好长时间靠拄拐达到送利水火的效果，难以继续工作，于是办理了退休手续（当时没有离休政策）。工资待遇从原来的八十多元折算成七十二元五角。
5、一九七七年十月，因父亲生活不能自理以及多年来放不下的政治包袱，子女工作堪忧的不良影响，在长期的精神压抑得不到缓解的情况下，母亲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撇下父亲、三个尚未成家的妹妹、刚刚而立之年的我和妻子及我的五六岁的两个儿子，年仅五十九岁抱憾而逝。父亲的精神因此受到严重刺激，在母亲去逝不到半年的一九七八年三月，他老人家脑中风复发。他的病情很危重，数日内昏迷不醒，抢救脱险后还是半醒不醒，半身上下全无知觉，再也下不了床。他多么希望自己不要倒下，尽快重新站起来，迎接曙光，享受未来，但是事与愿违。他终于没能再站起来。住院期间，有一天，他突然很清醒，对儿媳说：“你把身体顾好，不要难受，等我病好了，咱给你们做家具（那时儿媳也正在住院）。我们被感动的直淌眼泪，说不出半句话。父亲在和死神较劲的间隙，还为我这个上无片瓦下无锥扎之地的小家操心着，他深知我们家徒四壁，他不想走，也不能走，想帮我们再做点什么。我贴近他耳边低声告慰道：爸，别想那么多，只要你身体好了，什么都会有的，你安心养病就是了。父亲终于没有较过死神，饱受了四个月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病痛折磨，最后，并发肺炎，陷入深度昏迷。
当时，社会上已有平反方面的消息。我们多么渴望父亲别急走，坚持住，等待希望，见证了他坚守了一生的共产主义信念再和我们分手！但是任他再怎麽坚强还是没有挺住，没有享受到最后的喜悦和幸福。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也正是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前夕，旭日东升之際，大概是回光返照吧，他突然半睁开紧闭了数日，浓眉下曾经饱览世事，阅尽沧桑，但仍不失希冀的大眼睛，扫视了一下围在身边哭泣的儿孙亲人，然后又慢慢地，慢慢地合上，安然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三、清清白白了终身。
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革命老人，一波三折，奋力前行，默默地为党的事业，为人民，奉献了自己的毕生。他从山西兴县来到陕西千阳，虽然留下老伴去世前住医院交不起的百多元费用，给我们造成经济上的暂时困难，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厚重无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党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以及矢志不移跟党走，踏踏实实干革命的信念与精神。多年来他始终激励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与党和国家一道奋力前行。
父亲离去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公历），六月份的退休费都省给了国家。手无分文的我们向单位借款，以凄苍简朴的葬礼送走了父亲。不多久，历史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通过外调、复查、核实，给父亲“恢复一切职务，取消处分决定”的决定就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莫大安慰。这也是父亲生前预料中的结果。他走的很清白，无愧是一个光荣的老革命，无愧是一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
四 尾声
中国共产党的大度担当，给坚信共产主义信念者以定心丸。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艰克险，历经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数代革命先辈、志士仁人，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终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在挫折中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开劈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前无古人后来者的重大举措，使祖国经济建设跨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让世界刮目相看，人民欢欣鼓舞。我们走向繁荣富强，人民（包括我的小家）有吃有穿安居乐业，正在迈向富裕幸福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宏伟壮丽的景象正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先辈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举国隆重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完全可以以伟大的民族自信心告慰九泉下的先辈、英烈、父老们，还有我的父亲，愿他们放心安息吧！
革命自有后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共产主义事业将更加辉煌！
2021.6.26
作者：王友兰
高强，笔名强儿，2002年退休于陕西省千阳县中学，中学高级教师。喜阅读、爱写作、善总结，多年来，在各级报刊杂去与文学平台发表散文、诗歌多篇，其中散文《古稀之年忆母亲》，分别被《千阳微生活》和《秦岭文学》杂志刊用，主编出版学友诗文集《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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