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委员长告“御状”（上）

文/岳晋峰

(原创 家在山河间）

告御状这样的事，自古就有。结果呢，往往悲喜两重天。

京剧有一出戏叫《告御状》。告御状，早在周朝就有。《周礼》曾记载：“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用白话说：放一块叫肺石的石头，凡穷苦无告的百姓，对下层官员不受理，告状无门者，站在上面三天，就有朝士听他诉说冤屈，以报告朝廷。

这种直接向最高统治者陈诉案情，汉朝称之为“诣阙上书”，一般应按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蒙受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汉朝这一制度的确立，对纠正地方司法不公、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直诉制度。

到了明朝，《大明律》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不允许直诉。为此规定：越诉者，笞五十。意思是：越级诉讼，打五十板。大清律则更严厉：民告官如子杀父，先挨五十杖，既使胜诉，仍然要发配二千里坐牢。

封建社会无所依靠的老百姓蒙冤，想要去“告官”，不仅先要挨打。胜了也要千里下大狱。假如败了呢?轻则翻不了案，遭仗刑;重则性命都要丢掉。

告御状，我们通常的说法，类似于现在的越级上访。

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官至刑部侍郎，早上写了一封奏折给唐宪宗劝柬，下午就被皇帝贬到八千里外的广东，降谪为潮州刺史。愤而写下名传千古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诗句。

历史长河千年翻滚，时光流淌了1187年，公元2006年，告御状这样悲壮的故事，被一个姓段的，在黄河岸畔的古虞东部，一个叫“五一”石膏厂的地方给续上了新篇。

这老段有点文才、也是个有魄力的企业厂长。官虽不大，却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从小办事员干起来。上个世纪的1958年，老段那时还是小段，在农业合作社当会计。火热的年代，“大跃进”的热潮里，青春洋溢，活力四射的小段，满怀激情，舞文弄墨，常把社里的新人新事采写出来，寄给县广播站。喇叭里便时常响起曹川公社的威名，也算在县里出了几回风头。公社书记发现小段是个人才，一句话调进公社当了干事。小段从此鲤鱼跳龙门，踏上了仕途。公社干部都下乡参加集体劳动，小段也不例外，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书记教训小段：“你的任务不是下田劳动！宣传咱公社是更重要的政治任务”！还不忘对小段鼓励一番：“写好了老子提拔你，写不好，打铺盖走人，哪凉快上哪去。”从此，小段成了公社大院唯一的脱产干部，除了接电话，就是给县上写稿子。

1961年曹川公社又分出后窑公社，小段不负众望，调到后窑公社继续给上边写材料，后窑公社在县上也成了明星高级社。1963年表现出色的小段，被调入机械厂任厂长，成了独挡一面的厂领导。

一晃，小段成了老段。在机械厂一干就干到了1978年。这些年里，他和职工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硬是把机械厂干成了平陆县二轻系统的明珠企业，成了运城地区红旗单位。后来老段又调入五一石膏厂任厂长。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又是几年奋斗，这个“五一厂”又成为有史以来平陆东部山区企业里，产值最高，利润最好，年年盈利的明星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业相对落后，又是一个山区小县，这个200多人，规模产值百万就是大厂了。况且管理严格，生产有序，连续七年安全无事故。职工福利好，工资高，积累厚，每年给县财政上缴利润也很可观，俨然成了政府的“钱袋子”。

那时，除了正常上缴，只要县上有困难，不管多少，只要县里领导张口，老段义不容辞，绝对服从。上到县委书记，下到二轻局长，对老段大嘉称赞。说老段讲党性，有觉悟，风格高，支持全县工农业生产。还安慰老段，国家干部，国家负责，不要有后顾之忧。你为国家做贡献，国家不会忘记的。老段任厂长二十四年，给县上做了多少贡献，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比几十个机械厂都多。

曾国藩说过“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也”。老段只知道埋头苦干，不知道抬头看线，最后还是吃了亏。太平日子，厂长是个人人眼红的好位子，你一个人干了几十年厂长，下边早就有人等不及了。于是，举报信一封又一封告到县里，作风上没找出问题，那经济肯定有问题，世上哪有几十年都不贪污的厂长？

于是乎，告老段的信，一封又一封送到县上领导的案头。领导们起初也不信，但架不住那告状信越来越多，后来又有从上面往下批转的，压力之下，县上便派出了工作组。

(上篇完)

           2021年7月5日于灵山

作者简介：

岳晋峰，1963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三门岳家庄村。特殊年代，特殊经历，很早辍学。微信、播客号白浪滔滔，常冠中条山人。喜文爱书，烟酒无缘，诚信待人，掏心掏肺。久居青岛，心念河东，常盼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