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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个月，红四军从艰难跋涉的逃亡之旅，蜕变成了捷报频传的胜利之师。1929年4月，赣南、闽西根据地蓬勃发展，红军人数从三千人左右迅速上升到了七八千人，就在这时，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带来了“二月来信”。信中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二是调朱、毛“速来中央”。
当时，由于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和红四军没有电台联络，只能通过书信互通消息，“二月来信”从写成到送达，历时两个月。中共中央写信时，获知的红四军情况，更多地来自新闻报道，那时充斥着报纸版面的，几乎都是井冈山被国民党军击破和朱毛红军节节败退的消息：《朱毛向大汾逃窜，各军追缴堵截》，《朱毛被剿，由井冈窜入赣南》，《朱毛图窜南雄被击溃》……
书信送达时，时过境迁，信中对形势偏于悲观的估计已经不符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因此，“二月来信”中不合时宜的指示并没有被盲目执行。但是，带来这封信的刘安恭，却在红四军领导层中引起了矛盾。
刘安恭18岁前往德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初，刚从苏联学成归国的他，就被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派到红四军工作。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苏联的理论、指示和经验，有着天然的尊崇，那段时期，有共产国际身份、苏联留学背景的一大批共产党员都被委以重任，刘安恭便是如此。这位对苏联军事体制和理论极为推崇的“海归派”，对中国穷乡僻壤中摔打出的朱毛红军颇有点傲慢与偏见，对毛泽东那套带兵方式和作战原则，更是不以为然。
1929年5月，刘安恭被任命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军中仅次于前委书记毛泽东、军长朱德的第三号领导人。
当了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试图改变红四军的领导体制。在一次他主持的临时军委会议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
当时，红四军的前委是党的领导机关，临时军委是部队指挥机关，受前委领导。刘安恭的提法，不但是以下级组织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更关系到要不要“党指挥枪”的核心问题。
以此为导火索，红四军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针对要不要成立正式的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和朱德之争虽然激烈，但是在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个大原则上看法一致，各执一词的是一些具体细节和措施、提法等。两人针尖对麦芒，却是光明磊落，就事论事。这个过程中，林彪公开写信支持毛泽东，并对朱德搞起了人身攻击；刘安恭则到处游说，在红四军内划分派别，让争论变得复杂化。
到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前委改选，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意外落选了。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让他很受刺激，甚至一度提出“希望经中央派到莫斯科留学并休息一段时间”。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前往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没想到感染了疟疾，不得不辗转到深山农村隐居养病，离开了红四军长达四个多月。毛泽东病情一度甚重，以至于国民党媒体造谣他死于肺结核病，就连共产国际的官方公报都因误传发了讣告。
不过，毛泽东与红四军前委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红四军前委委员的身份也一直未变。“七大”之后，朱德和陈毅专程到蛟洋找到毛泽东，召开红四军前委第一次会议，共商反击国民党“会剿”之策。正应了那句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1929年，为了当面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陈毅乔装打扮，秘密前往上海。
不久，陈毅秘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争论，于是有了著名的“陈毅五万言报告书”。
1929年，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三位关系着中国革命命运走向的伟人，正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这一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31岁，领导着红四军的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的陈毅，年仅28岁。
联系到此前红四军党内争论的激烈程度、陈毅当时所处的红四军最高领导职务等等因素，陈毅但凡有一分私心，或在报告中稍有偏颇，历史恐怕也会就此改写。
而在“陈毅五万言报告书”中，陈毅展现的是光耀其一生的坦荡磊落。正是在他大公无私的报告基础上，才有了中共中央发出的由
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后来被誉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之一。
11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辛耕别墅重逢了。三双大手握在一起，前嫌尽释。
“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开毛过不了冬。”朱德这句广为人知的“朱毛关系”比喻，就出自这次重逢。
毛泽东也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八大’时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信回来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陈毅在上海临行前，思虑周全的周恩来曾为他的工作做出过安排，因为陈毅在“七大”选掉过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毛泽东复职后，如果陈毅感到工作不便，可以到鄂豫皖根据地或广西去。
陈毅有话讲在当面，把这个安排也向毛泽东说了。毛泽东挥挥手：“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一个月后，红四军“九大”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即为党史、军史上至关重要的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大会之后，适逢新年，红四军还进行了一次阅兵式。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从此大步向前。
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一周之后，为了彻底回答一些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挥毫写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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