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武林笔下的作家们——孙犁的遗憾

原创 家在山河间

孙犁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把他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眷恋留下了。他把淡淡的怅惘留下了,把无奈的遗憾带走了。假如生命可以重写,假如还有来世,真不知道孙犁先生如何选择自己的职业,如何为人处世。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他从不忏悔,也没有可忏悔的。他的本性和灵魂都是纯洁的。

但是,他有遗憾。他的遗憾是他没有很好地读懂人这一门学问。尽管说文学是人学,但许多作家和诗人,包括艺术家都在人的问题上有过难以言说的伤痛和难以忘怀的经历。他们并不是不能避免,而是一种性格使然，一种至高无上的善良使然,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饮下一些人生的苦酒。比如说马雅可夫斯基,在他最倒霉的时候,那个由他手把着手牵进文坛的弟子,跟着他的对手和敌人向他疯狂地咆哮,用天下最无耻,最恶毒,最下流的语言,比疯狗还要疯狗。比如说还有孙犁先生。

孙犁扶持过不少文学青年,不少青年作家沐浴过他的爱。有人赞美得过当,他要加以说明;对于贬得过低的,他要加以适当的解释。因为,爱和善良这种品德需要细致地体察和反复地感受，才能明白其中的味道和意义。但这并不容易,不然,存在主义的大师们也不会发出如此之深的感慨了:他人就是我的地狱。这就如同父爱与母爱的差异一样,我们喜欢母爱的温馨和体贴,但对严厉的父爱却心生逆反或者干脆加以拒绝。孙犁是坦率的,真诚的,他不会撒谎。出于对艺术良知和作者责任的双重使命,他从来都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正因为这一点,他开罪了一些青年作家。

有人骂他“对继往开来的一代作家,不尊重”,还说“下楼腿颤,迎风流泪”等挖苦的话,嘲弄的话。这是很可笑的。这就如同某村书记所言的那样:你敢骂我,就是骂党;你反对我,就是反党。他们如出一辙。孙犁不是那种尖酸、刻薄的人,也不是具有鲁迅先生文风的那种人,但他还是很愤慨地做出了一些解释,他不能不激动。不过他是理智的。真的想象不出来,那篇文章对老先生的健康与心灵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孙犁的晚年,写过许多反思与回顾、总结性的文章,那些文章坦率、真挚极了。这是许多老先生都具有的一种美德。我始终觉得,年轻人的锐气和老年人的坦率一样可敬,这也是我近几年来突然迷恋老先生们作品的原因之一。不过,我读孙犁《曲终集》中的《我和青年作家》一文时,却生出许多悲凉。老先生说得多好啊:“凡是提了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后的关系就冷了下来;凡是只说了好处,没有涉及坏处的,则来往得多了一些。“这真是一些使人哭笑不得的教训和经验。孙犁先生很是无奈。他说:“我写文章,只考虑话应如何说,从不考虑人家如何听,即不考虑效果是拉拢一个朋友,还是增加一个敌对。”

我相信真理都是朴素的,爱的表达都是笨拙的。有了这些经验和教训,孙犁先生不再为人作序,不再为人看作品,尤其是那些大奖赛的作品。悲哀、悲凉、悲痛……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克制?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缺乏真诚,但当真诚向我们伸出双手时我们却加以拒绝,是当作骗局、骗子加以拒绝的。我突然想到了当年在鲁迅文学院时我所看到的雷达先生那张充满无奈的面孔。由此,我开始对毛志成先生给伍立杨《时间深处的孤灯》—书中所作的跋《令人嫉妒的年轻》中的几句话有所不满了。他说:“有些文章若由我来写,似乎就不会有剑拔弩张之气,多些迂回含蓄之饰。”何必要灭掉年轻人的锐气？就如同要灭掉老先生们的朴实与恬淡一样。总之,爱,善良、责任,使命的施者与受者之间,填不平的是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

孙犁先生去了,带着挥之不去的遗憾。想起一句前几年流行的话“爱比不爱更寂寞”时,禁不住潸然泪下,一半是为孙犁,另一半是为我寂寞的人生。

孙犁，1913年5月11日出生。抗日战争时期在党内从事宣传工作，曾任《晋察冀日报》编辑，著有《白洋淀纪事》《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病逝于天津，终年90岁。

简 历

1913年5月11日（农历癸丑年四月初六），生于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遥城村。幼年身体较弱，且患有惊风病。

1919年，入本村小学读完初级小学。

1924年，随父到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开始接触到“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期间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26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北方一相当有名的私立学校）。初中部读书4年，并开始在校刊《育德月刊》发表作品，如短篇小说《孝吗?》《弃儿》，独幕剧《顿足》等。在《中学生》发表论文《<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等。

1933年高中毕业，无力升学，在家赋闲。翌年春，用笔名“孙芸夫”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

1936年经同学侯士珍、黄振宗介绍，到安新县同口完全小学当教员，教六年级语文和一年级自然。在这里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

1937年冬抗日战争爆发，加入抗战工作，编写《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选编《海燕之歌》，搜集国内外的进步诗歌，汇编出版，激励人们抗日斗志。选编《现实主义文学论》，将几年前学习的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整理摘录出版。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两篇论文。《关于墙头小说》《谈诗的语言》等理论文章和十几万字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标志着他对文艺理论的深刻思考，对解放区群众文艺创作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

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

1939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

1942年以前，孙犁的主要兴趣在于搞文学理论和批评，此后他的兴趣点转移到文学创作上来，先后发表了《走出以后》《丈夫》《第一个洞》《春天，战斗的外围》《他从天津来》等十多篇作品，其中《丈夫》获得边区鲁迅文艺奖1942年第三四季度奖。

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短篇小说《荷花淀》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后，重庆《新华日报》和各解放区的报纸转载，新华书店发行单行本，香港的书店也予以出版。孙犁小说荷花一样清新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坛广泛的关注。他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风云初记》等，开启了中国“诗化小说”的先河。其中，《荷花淀》《芦花荡》分别是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之一、之二”。

1945年回冀中农村。

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建国后，在《天津日报》工作，同时继续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50年代初。

1956年3月某日，孙犁正在写作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的第十九节。午睡起来，因眩晕摔倒。长期劳累引发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十年。期间因病长期搁笔，但他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个时期，他还写有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

后来经过多方医治，孙犁逐渐康复，又欲重新开始写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创作遂被再次打乱。

1977年7月，《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向孙犁约稿，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发表于该刊第八期，由此复出。这个时期，他的小说写得少了，除《芸斋小说》外，他把时间大多用在了研读古籍，写作散文、杂文上。从1979到1995年，他先后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10个作品集（此10部作品集为“耕堂文录十种”）。除个别篇章外，大部分写于1976年12月到1995年5月这20年间，且大多为散文。这些作品所显示出的旺盛的写作实力和富有个性特色的思想艺术，使他重新引起文坛关注，人们把“文革”前的孙犁称作“老孙犁”，而把“文革”后的孙犁称作“新孙犁”，并且对他进行了种种的解读。然而，孙犁却在《曲终集》之后隐退彻底告别文坛。

1995年5月的一天，孙犁下楼散步，偶感风寒，引起老年病（主要是前列腺症状）。从此，他辍笔不再写作，也不阅读报纸，完全进行疗养。

1998年10月，孙犁病情再度加重，住进天津医科大学附属总医院。这时，他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完全依靠护理人员照料一切。

2002年7月11日，孙犁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