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铁营街道小林剧社推出
播讲人阿真，原名王永珍
李大钊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此时，刚好是孙中山一生中最落魄的时候。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叛变革命，包围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流寓上海。这次惨重的失败，几乎令他“愤然一死以殉职”。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记载：“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
后来，宋庆龄问过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那时的孙中山，看到了共产党焕发出的勃勃生机，要借以改造国民党。他还无法预见，这个刚刚诞生的党，是让病体沉重的中华民族重焕青春的强大心脏。
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领导着京、直、鲁、豫等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北方群众运动一波连一波，高潮迭起。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有吴佩孚的人马。危急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通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恳请苏联提供军火援助。有了李大钊的奔走，国民军不断扩充军源，并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才具备了与北方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作为北方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李大钊自然被军阀们视为“眼中钉”。
1926年4月，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对于城中的革命者，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6月，张作霖进京执掌北京政权，任“讨赤联军总司令”，随即将捕杀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李大钊其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待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的旧俄国兵营，距离被张作霖当做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通缉，带着国共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到了这里，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
北方革命力量此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产党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党员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连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苏联使馆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李大钊本有脱身的机会。
两天前，与李大钊有交的杨度，获知张作霖即将动手，当即想方设法把消息通知了李大钊。而李大钊却没有走。
其实，早在杨度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当时在帝国主义的撺掇下，蒋介石、张作霖合作反共的说法甚嚣尘上，北京城里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开，社会影响之大超过了张作霖的预料。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论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压力之下，京师警察厅在抓捕李大钊的第二天就匆忙委派了15人进行审理。
4月8日的《世界日报》上说：“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李大钊三易其稿，最后的成稿有2700余字。
终日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终于借这个机会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一片赤胆忠心，襟怀坦荡。
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即便“无确供”，特别法庭还是在4月28日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在京师看守所里秘密进行。
京师看守所，正是明清两代的刑部监狱。清朝末年，谭嗣同曾在监狱墙壁上题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后慷慨赴死。
30年后，李大钊来到了这里。他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就义前的李大钊
38岁的李大钊对于“死”没有寻常人的惧怕。如同他在1919年11月9日发表的短文《牺牲》中所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影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