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已刊发于刊号为：ISSN 2710-4893的《文学中国》杂志第4期，即由画稿溪文学社的社长、总编——水尾中学小苏老师爱心出资筹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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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谒山中那位英灵

                                                 文/杨文浩（四川叙永）

我读叙永的红色历史，常被一个名字震撼着。虽然这个名字在红军长征滚滚洪流中没有显赫的声名，他以及他与战友们的功绩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鲜为人知，但他长眠在那高高的山上，他的英灵永远活在了川、滇、黔结合部老百姓的心里。

因为比较近，我曾几次去拜谒这位英烈的坟茔。而他却有两座坟茔，一座在四川叙永县坛厂的山坡上，一坐在相距不远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的烈士陵园。在水田寨的坟茔里埋着的是他的头颅，在坛厂的坟茔里埋着的是他的身躯。在这两座坟茔的墓碑上刻着同样的名字——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龙厚生。一个人身首异处，仅凭这一点，就让人震撼，令人泪奔。

初夏，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捧着在山坡上采摘的野花，来到两座坟前，献上我的怀念与敬仰。

蓝天上，白云悠悠，像是为英烈献上的花朵；原野里，山风习习，仿佛在讲述英雄的故事。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在扎西结集后，回师东进。徐策、余泽鸿、龙厚生等一批从江西苏区来的红军干部遵照周恩来、彭德怀的指示，留在了川滇黔结合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组建了川南游击纵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斗和播撒革命火种的工作。

龙厚生是一个跛子。川南游击纵队成立之初，他只是一个特派员。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活动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一人叛变外，相继牺牲三位司令员，一千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00多人，而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在战斗中负伤而残疾的龙厚生，义无反顾地主动担负起司令员的重任，带领剩下的红军战士与敌人浴血奋战，坚持到最后。不幸的是，在云南的水田寨被出卖，他为了保全其他战友，敌人将他杀害，并将他的头颅悬挂在寨门示众。当地的群众冒着危险，晚上偷偷的将尸体抬到四川境内，埋在一座高高的山上，而他的头颅却留在了云南境内。

时间已过去了八十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飘散，故事的细节已被时间裁剪。然而，他那不朽的精神已融入了大地，化作了山脉。

我手摸着粗糙的墓碑，默默注视着墓碑上已经依稀斑驳的名字，不再追寻故事的激烈与刺激，而在寻觅隐藏内心深处许多疑问的答案。

为什么从江西一路走来，却留在环境恶劣的鸡鸣三省之地，坚持斗争？坟茔中的英灵告诉我——那是对信念的追求！

为什么在战斗力量处于劣势境地，还能以残疾之躯主动承担起司令员的职责？坟茔中的英灵告诉我——那是勇于担当的共产党人！

为什么在粮盐全无，靠野菜,包谷、高粱杆充饥的境况下，还在牵制敌人，为二方面军解围？坟茔中的英灵告诉我——那是忠于使命的顽强意志！

为什么自己被捕，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战友?坟茔中的英灵告诉我——那是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对同志的挚爱！

这回荡在天地间的铿锵答案，让我心里滋生的不仅仅是缅怀，而是一种虔诚，是对同这位英灵一样的共产党人最闪亮部分的顶礼膜拜。

此时此刻，我为龙厚生及无数的英烈过早地失去生命而惋惜。同时，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信仰”的强大引力和“初心”的巨大推动力，也真正懂得了中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雄视于世界的东方，也看到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伟大复兴的灿烂曙光！

〖作者简介〗杨文浩，曾扛过枪，战斗在川藏线上；教过书，与孩子们为友；握过笔，在《叙永报》耕耘；从过政，主管过县里的文化工作；经过商，经营广电网络。人生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但爱好文学却始终执着。偶有小文见诸于国家、省、市报纸杂志。往后，仍将以文为伴，聊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