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桓台）巩本勇

　　父亲病了以后，到胡同口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儿女们回家，是他最美的期盼。

　　我家住在马踏湖畔。村西头的一条大胡同住着几十户人家，我家住在最北头，是一所大院子的民宅，紧靠大街的胡同口。胡同也叫里弄、巷弄、巷子，是指城镇或乡村里主要街道之间的比较小的街道，一直通向居民区的内部。它是沟通当地交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道路通达的情况，胡同分为死胡同和活胡同。前者只有一个进出口，末端深入居民区，并且在其内部中断；而后者则沟通两条或者更多的主干街道。与大街相连交叉的地方就是胡同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住的这条胡同从南到北都是土路，出门一不小心就会踩上猪粪狗屎。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村里的好多胡同慢慢地都成了水泥路。

　　说起来，这所大宅子还是我老爷爷留下的。宅子的南边是猪圈，西南边是一个大湾。大湾的北面、东面，西北角都是民宅，西南面有出口直通南面的主河道，几乎家家逐水而居。父亲姊妹七个，为了给叔叔们腾地方结婚，排行老大的父亲只有搬出去住。老爷爷老奶奶年事已高，就让我们全家过去做个伴。老爷爷老奶奶住着五间大北屋，父亲盖了两大间南屋，都是土坯房。房子的墙体是土坯的，只在门框和窗户边上用了少量青砖。房顶用木梁撑着，外层用的是铡刀铡齐梳理的麦秸盖顶。父亲在院子西边开出了一片地种菜，主要种植西红柿和黄瓜。还种有茄子、辣椒、葱、扁豆、豆角、向日葵、甘蔗等。小小的园子，种植的品种可不少。有一年，猪圈里的大母猪跑出来，把地里的蔬菜给拱倒多半，特别是那些西红柿散落一地，好端端给划拉个稀巴烂。父亲很心疼，叫来叔叔们，三下五除二把这头猪给杀了。母亲知道了，和父亲大闹一场，说他简直是个傻子，赌气回了娘家。因为这头猪本是全家用来过春节的……老爷爷去世了后，老奶奶跟随大爷爷和爷爷生活。没几年镇上拓宽公路，房子拆掉往南挪了五六米，父亲把五间土坯房翻盖成了五间砖瓦房。砖瓦房墙壁抹白灰变成了雪白的，地面抹水泥变成了灰色的。

　　父亲在他们姊妹七人中排老大，有一个妹妹五个弟弟。我在我们姊妹仨中排老大，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上小学了，每到放学的时间，母亲在家做饭，父亲就到胡同口等着我们，自然分工。看见胡同口的父亲，我们就把书包甩给他，撒欢的玩去了。村里学校的后面是一条河，过了河，再经过一片玉米地，就是生产队的菜园子。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夏天，生产队菜园里的洋柿子刚要成熟的样子，我和几个同学从教室的后窗户爬出去，然后跳进河里游到对岸，一溜烟跑进了菜园子。当然，我们是不会让看园子的大爷看到的。每个人摘到了好多洋柿子，用衣服包起来抱着，开始往回返的时候，被看门的大爷看到了。我们吓坏了，各管各撒腿就跑，大爷使劲追。跑着跑着，洋柿子开始从衣服里散落地上，我们来不及捡，使出吃奶的劲跑着，上气不接下气，狼狈不堪。好不容易跑到河边，大家没商量却想到一块去了，先把洋柿子扔到河里，然后纵身一跳入河。大爷站在岸上直着急，看着我们使劲吆喝：“小兔崽子们，小心别淹着……”那位大爷不依不挠，竟自去了学校找到我们的老师。我们可就惨了，下午放学后老师让我们罚站，一站就是一个钟头。站在胡同口的父亲，问放学的妹妹：“你哥哥还没有放学？”言外之意是不是老师又加了作业。可妹妹撇着嘴说：“我看见哥哥让老师罚站呢？”父亲二话不说，小跑着去了学校。我惹了事，父亲总是替我收拾摊子。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妹妹读小学三年级，弟弟读小学一年级。这一年，父亲跟随公社的建筑队外出干活后，站在胡同口等我们放学的换成了母亲、奶奶……但是只要父亲一回家，胡同口保准就换人。

　　小学在村子的中间，离我们的家很近。初中在村子的最东头，需要骑自行车。那时候，上初中也需通过考试录取，达不到分数线的要留级来年再考，父亲答应我考上初中买辆新自行车。我读初中了，父亲用平日里积攒的钱给我买了一辆“大金鹿”。他看着我骑着“大金鹿”去学校路上的背影，一个劲地羡慕哩。每当中午下午放学回家，我都骑着明光锃亮的“大金鹿”故意在胡同口停下来，不停地按着铃铛。父亲忽然冒出来大喝一声：“别响铃了，俺在呢！”妹妹快上初中了，父亲省吃俭用攒下钱来，买了一辆平把“小飞鸽”。一听到车铃声，父亲一准会在胡同口出现，从我们手中接过自行车来推回家。

　　全县十三个乡镇加上县城共有四所普通高中，读高中的时候，父亲让我骑上了没有大梁的“小永久”。到别的乡镇读书需要住校，父亲总让母亲给我炒好辣椒虾酱和辣疙瘩咸菜，装满罐头瓶子。出了家门口，父亲偷偷塞给我两元钱：“你娘给的钱不够花吧，馋的时候，多到学校食堂打个菜。”每到周五傍黑天，父亲就站在胡同口，望着学校的方向，一直等我回家。

　　1991年，镇上二次拓宽公路，父亲把五间砖瓦房变成了锁皮厅。锁皮厅就是中间两间屋出厦，两侧的两间伸展到出厦的尺寸。因为兼容性强，且被鲁北平原大多数人建造民宅使用的一种建筑方式。我到县城工作后，为了方便我来回赶时间，父亲又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次提高了档次：一辆赛车。他把车交到我手里说：“你自己能挣钱了，以后再换车就自己买了！”我结婚后没多久就在县城安了家，每到周六周日，父亲有事没事总是出现在胡同口，看着天色已晚，嘴里不停地嘟囔着：“看来又不回家了！”

　　弟弟读高中后，父亲照样转悠在胡同口，这已经是他习惯了的事情。弟弟聪明又好学，考上了同济大学。看到录取通知书，父亲不知有多高兴。在父亲的内心里，弟弟考上名牌大学，不仅仅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他的眼泪总会代表什么？弟弟大学毕业后，和弟媳远去深圳工作生活。父亲六十岁那年，妹妹和妹夫也到了市区工作生活。哥哥在县城，妹妹在市区，弟弟在深圳，而居住在乡下马踏湖畔的父亲和母亲，每到周末依旧出现在胡同口，村里人都知道老两口在等谁……

　　 我家住在胡同头，父亲到胡同口也方便。

　　 尽管父亲年岁大了，身体和精神状况大不如以前。“别等了，孩子们都忙着呢。”母亲劝他，邻居们也劝他，可父亲依旧等着，这是他与儿女们心照不宣的想念方式。

　　父亲像一棵树，一张脸，经常受伤。2013年8月，一张要命的诊断书，让我的眼泪变成了孩子。医生告诉我，父亲到了肺癌晚期。一个给我呼吸的人，几乎把我的精神崩溃。我不相信县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只好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位同学，告诉他我父亲患病的情况。第二天，我准备带着父亲去北京。母亲说：“我也去，你爹离了我不行！”这是两个六十七岁的老人第一次去北京，还是去看病。来到北京，得找宾馆住下。解放军总医院附近的宾馆，一个房间最便宜的也要300元，还是打折后的价格。父亲嫌贵，拉着我往外走，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在北京已经是最便宜的了！”父亲说：“那咱就要一个房间，我和你娘一张床！”

　　 解放军总医院的楼层、房间和床号，我已模糊不清。67岁，一个迈入老年的人和肺腺癌串接在一起。我不相信，但这是北京五棵松告诉我的不争事实。父亲不同意在北京治疗，说花不起钱。临回家前，我好不容易才劝说他和母亲去了一趟北京天安门。回到县医院，输液吃药的父亲总劝慰我，即使有一天我真的死了，我会很幸福，因为我有了儿女们幸福的记忆。父亲经得起风霜雪雨，我却经不起“电劈雷轰”。我开始祈祷：上帝啊，神仙啊，请把我父亲变成一个无病的人。虽在病中，父亲一见儿女们却总是笑呵呵，他笑得比以前更实在，更有力，更殷实。我却能从他的眼神看到——肺腺癌，打破了父亲一生的愁殇。

　　父亲第一次不听话，是医生的。他坚决不打化疗和放疗。三分治（药物治疗），七分养。一年后，父亲的病状控制的很好。我这样说，很多人一定不会相信。事实上，我自己原本也不会这样想。父亲调整心态，仔细观察医生的得失，也观察病友的成败。一年了，父亲每天都侍弄庄稼，赶集上店，空闲里骑着电动车在马踏湖区转悠，俨然不像是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用劲干活，已使病中的父亲更加成为一个身负责任的陀螺。

　　 弟弟全家在深圳，弟媳是弟弟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家是广西南宁壮族人。由于气候的原因，弟弟、弟媳和侄儿岱林很少回山东来。2014年夏天，弟媳和侄儿坐飞机从深圳抵达济南。父亲得知后，对我说：“你弟媳和孩子回来一趟不容易，你去济南接一下！”我和弟媳一通电话，弟媳坚决不同意去接，娘俩做大巴回到家。父亲知道我没有去接时，气得直跺脚。不管父亲怎样，我都能理解，他是想早一点见到孙子。岱林一直在深圳这座大城市成长，根本不知道农村的茅房啥样。刚一回来，孩子在家里找不到厕所，在院子里拉屎撒尿。拉完屎跑到爷爷跟前说：“爷爷，咱家的卫生间好大吆！”父亲摸了摸岱林的脑袋：“老家就这样，赶明天我去买个坐便器按上，咱家就有卫生间了！”父亲虽然在病中，自从孙子回来，他来了精神。带着孙子赶集，还到马踏湖里给孙子捉了只鸟，让他看着玩。他说：“岱林，这只鸟叫喳喳栖子，你们深圳没有，好玩不！”岱林说：“啥叫喳喳栖子，像麻雀，不好玩，爸爸养的鹦鹉，那才是鸟呢。”

　　 父亲每天都给孙子岱林买鱼吃，换着样的买。今天是鲫鱼，明天是草鱼，后天是黑鱼……父亲对我说：“岱林在深圳光吃海鱼，吃不上咱这湖里的淡水鱼。他吃上瘾了，就忘不了老家，忘不了爷爷奶奶，他大爷大娘！”吃鱼的时候，父亲把鱼籽吃了，岱林斜楞着眼说：“爷爷吃了鱼籽，不识数！”父亲也逗着说：“小孩子吃了才不识数，所以爷爷就抢着吃了，爷爷年纪大了，不识数更好。”

　　 弟媳和侄儿回深圳的时候，父亲给岱林买了好多的核桃，直装地行李包鼓鼓的。弟媳和侄儿坐上车，我看到父亲一直和孙子说话，有一句我听的清清楚楚：“岱林，想着老家，你下次来，不一定见到爷爷了！”父亲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里流出了泪水。

　　父亲病了以后，反而到胡同口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肺腺癌没有让父亲倒下。他在老家屋后的空闲地里种起了蔬菜。他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能缺儿女们吃新鲜的蔬菜。父亲在屋后种蔬菜，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以侍弄地为由多去几趟胡同口。

　　父亲知道我喜欢吃臭菜和曲曲菜，他就多种了些，由于臭菜生长任性，季节性强，老是种不好，父亲和母亲都是跑到二十里外博兴县的三姨家去拿。几乎每一个星期，父亲都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母亲，来县城给我送饼和菜。有一次，父亲记错了日期，把星期五当成了星期六，和母亲来到了县城我居住的小区。门卫不让进，他说找我，门卫说：“今天星期五，你儿子应该上班，改天吧！”  父亲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记错了日期。但既然把饼和菜拿来了，还能带回去。就给我打电话，问饼放在哪里，我就让他放在小区的门卫。

　　下午下班回家后，我去了小区的门卫。但是，饼和菜都不见了。我问门卫，他们说：“就是放在门卫的桌子上了，咋能没有了呢！”门卫的张老头又喊来了当天值班的保安，他们都知道放在门卫了，至于啥时候不见了都不知道。没有办法，我去小区的物业公司调监控，找不到一点线索。我一想，还是打电话再问问父亲。父亲说的很坚决：“就是放在门卫了，我还嘱咐了门卫的值班的人。”我看父亲真着急的样子，只好说：“爹，不就是几个饼吗，没了就没了。”父亲说：“不是几个，是二十多个，那可是你娘擀了一上午的饼！俺知道有偷钱偷物的，哪知道还有偷饼的！”

　　 第二天，正好星期六，父亲在小区门口打电话说：“你在家吗，你娘今早晨又给你擀了饼，我和你娘给你带来了。”我急忙穿上鞋，小跑到小区门口。看着病重的父亲这么老远的一天一个来回给我送饼，禁不住鼻子一酸，差点流出了眼泪，心里很不是滋味。是内疚还是高兴，难于言表。

　　 2015年1月的一天，母亲感觉头痛，就去县医院诊断。医生告诉我，你母亲可能是乳腺癌。这犹如晴天霹雳，又给我当头一棒。两腺科的杨医生说：“乳腺癌治愈率在所有癌症中是治愈率最高的，动了手术不会有事的。”杨医生从世界根治乳腺癌的经验给我讲解了许多，我开始给在深圳的弟弟打电话，商量给母亲动手术的事。哪知道弟弟根本不同意动手术，我就把在县医院手术室工作的翠玲姑找来，让翠玲姑给他说。翠玲姑在县医院工作了30多年，她的麻醉水平全县堪称一流。翠玲姑在电话里对弟弟说：“我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乳腺癌患者还没有一个不动手术的。不动手术，扩散的会更快，没说的，必须给俺嫂子动手术！”弟弟和翠玲姑通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最后终于同意了。此时，病理分析出来了，母亲是乳腺癌中危期，切除后不会有大碍。手术接着开始了，足足动了三个小时，切除了有肿瘤的那个乳房。

　　 在母亲动手术的三个小时里，父亲每隔十几分钟就打一次电话。“是恶性的吗，你们可别不给说，我承受得了！”我告诉他：“不是恶性的，发现得早，娘不会有事的。”一会儿又打过来：“手术动完了吗，你娘是不是不好，要是好的话，手术咋这么长时间！”父亲不是诅咒母亲，此时此刻，他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只有他自己明白。老伴，终归是老伴，是谁也代替不了他们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风雨感情。

　　手术非常成功，第二天，母亲便能下地活动了。事实上，母亲比父亲脆弱得很。我每次到医院，她都和我唠叨许多：“我要是躺下了，你爹没人照顾了。你看，孩子们都很好，我们老两口却都得了癌症。”母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能读懂一个农村母亲的心。娘的伟大，不单单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着父亲，而更多的是对儿女们的挂牵。

　　过了几天，弟弟安排了一下手头的工作，从深圳坐飞机回来了。弟弟推开病房的门进来的时候，爹和娘笑容满面。

　　中午，我和妹妹也来到了医院。父亲说：“我和你娘都病了，拖累的你们姊妹仨不轻。俺老两口的医疗费，必须说道说道。”弟弟说：“你操啥心，安心养病就好，其他的事我和哥哥商量就行了！”爹拗得很，执意晚上回家商量。我和弟弟、妹妹没办法，只好说留下妹妹照顾娘，我和弟弟回去。爹早已把叔叔和婶婶们喊了去，他这是找证人啊。

　　就这样，一个家庭会议召开了。弟弟提出了“四四二”制，也就是说，如果父母看病花去1万元，我和弟弟各拿四千元，妹妹拿贰仟元。二叔、三叔和五叔，不发表意见，喜欢得罪人的四叔不同意弟弟的意见，坚持“五五制”。他说：“养老都是儿子们的事，闺女出钱在咱这里不兴！”按马踏湖区沿村的风俗，闺女嫁出去是不分担债务的，但妹妹明事理：“爹娘生了我，把我养大，我拿二不多，应该的。”

　　父亲看着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就一锤定音地对弟弟说：“别争了，我看按三二五制，你哥哥拿三，你姐姐拿二，你拿五。”大家默不作声，父亲接着对弟弟说：“你在深圳挣钱多，你多拿点，替你哥哥和姐姐多分担些。再说，家的事情都是你哥哥、姐姐忙活，也算合理！”弟弟急忙说：“爹，听你的，我拿多点确实是应该的，不够的话，还算我的！”

　　第二天上午，弟弟说去医院接替姐姐照顾母亲。他想坐公共汽车去县城，父亲不同意：“你在深圳开汽车还没开够啊，坐公共汽车，还不如做我的电动车呢！”

　　弟弟从毕业到参加工作，确实是第一次坐电动车，不过驾驶员是父亲。

　　父亲骑着电动车带着弟弟去了县医院。快到医院的时候，天下起了雨，淅淅沥沥地弄的路面很脏。弟弟去医院的食堂买饭回来，鞋上沾满了泥，把病房的地面弄脏了。医院的保洁员不耐烦了，嘟囔着满嘴不干净。弟弟不乐意了，就说：“医院为病人咋服务的，你这态度，要是在深圳，早撵回家了。”那个保洁员也犟上了：“俺就这态度，爱咋咋地！”弟弟没有再搭理她，就去找护士长。护士长再三道歉，医生也再三解释，弟弟不肯罢手。父亲说话了：“行了，人家医生都来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一个保洁员也不容易！”

　　我的女儿在北京读大学，所以寒假回来的晚些。为了女儿让安心学习，母亲生病的事我和妻子没有早告诉他。女儿回到家，一个劲地埋怨我。她放下行李包，带上从北京给她奶奶买的点心，骑上电动车就往医院奔。之后的两天，弟弟回家照顾父亲，两天后，弟弟因为深圳那边有事，就坐火车走了。女儿就开始照顾起了她的奶奶，一周后，女儿因为给北京一家大公司设计一个园林工程，白天没有时间照顾奶奶，担子又落在了父亲身上。

　　母亲住在县医院也半个多月，父亲每天都忍着疼痛，从三十里外的老家骑电动车来县城照顾一下母亲。他在病房待的时间很短，每次来，也就五分钟。但就是这五分钟，帽沿下那一张布满了岁月刻纹的脸上，让母亲感到父亲的朴实中存有的那种涌上头的温暖。

 有一天，在医院里陪着母亲的妹妹有事，打电话叫父亲来照顾一下母亲。父亲在家炖了鸡汤，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县城。父亲的肺部积水拱的他疼痛难忍，尽管这样，他在医院硬着头皮坚持了一上午。母亲躺在病床上输液，他站着一口一口喂，一顿午饭吃了整整半个多小时，两人累的满头大汗。等到母亲吃饱躺下了，他自己才吃上两口母亲吃剩下的饭菜。之后，父亲按医生的要求给母亲按摩腿脚。

　　看着病重的老伴这么侍候自己，母亲心疼的说：“他爹，累坏了吧，坐下歇歇吧。”父亲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你这病能治好，孩子们没爹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娘啊！”母亲说：“你这说啥呢，咱俩都会好起来的。俺侍候了你多少年，你必须侍候俺多少年，你还不清债哪行？”父亲说：“那俺给你洗洗脚！”

　　母亲的眼圈红了，她想哭。

　　2015年春节初二的晚上，父亲的生命之火已经非常微弱。我坐在他的跟前，说了好多话。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快要离世的样子，我知道，属于父亲的时间不多了。父亲让我往他的床前靠靠，叫着我的小名说：“你的烟抽的太多了，能戒掉就戒掉吧！”

　　年初三，我去了岳父岳母家。晚上七点多，父亲问母亲：“孩子还回来不？”母亲说：“这么晚了，别让儿子回来了。”父亲临终前，一直挂牵着我。初四凌晨，父亲因患肺腺癌医治无效在家中去世，享年69岁。母亲说，你父亲累了，他这是去天堂享福去了。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他的枕头底下，有一张皱皱巴巴写满了字迹的硬纸，算是遗书吧。遗书的内容是这样的：一是老家的房子归两个儿子所有，闺女看护着。我知道你们在城里都住不着，但是不能卖掉。留着这位宅院，你们节假日回来好有地方住，是念想也是根。二是请替我好好照顾你们的娘。她也病了，有时候当父母的并不需要钱，你们要常回家看看她。三是要懂得用勤奋，努力工作。父亲老实一辈子，没干啥大事，你们都要有所成就，为国家做出贡献。四是兄弟姐妹之间要团结，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一定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年初六，全家人从胡同口送走父亲。埋葬父亲骨灰的那天，我泪如泉涌。落叶是疲倦的蝴蝶，父亲没去天堂，他还是和他一生迷恋的土地拥抱在一起了。父亲走的那么匆忙，我后悔没有陪着父亲多说些话。我哪能想到，“你的烟抽的太多了，能戒掉就戒掉吧！”这句话，竟成了父亲留给儿子的遗言。

　　一段日子里，我经常回老家痴立在胡同口寻找父亲。

　　“你的烟抽的太多了，能戒掉就戒掉吧！”每当想起父亲临终前留下的遗言，我发誓这次要彻底戒烟。这次戒烟，已经是我第四次戒烟了。前三次戒烟，我都没有成功。这一次，我能。

　　父亲走了，走进了坟场，和泥土深情地拥抱在一起了。父亲，你不会孤独，母亲惦记着您，儿女们都想您，就像这么多年您一直挂牵着母亲和儿女们，总没有说出口一样。

　　每次回乡下看望母亲，我总感觉父亲还站在胡同口。如今，我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故乡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我想念的人和事物却越来越多。

　　责任编辑：齐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