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时，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大的工业城市。这里有300万人口，80万工人。中共中央长期驻在这里，就是想以这里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
1926年12月，在广州名扬一时的周恩来突然消失了。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迁往武汉，并没有人留意周恩来的行踪。他秘密化装到了尚处于直系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工作领导者。在上海，周恩来连续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终于在1927年3月的第三次起义取得成功，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迎接北伐军东路军入城。此时的蒋介石不但有权，而且有钱。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已在他的控制之下，江浙财阀成了他的“金主”。反对进步的财经政策、敌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让他们沆瀣一气。蒋介石成了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此时也已是“司马昭之心”。赴上海之前，在蒋介石的指挥或授意下，江西爆发了一连串针对共产党的暴力事件。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到了图穷匕见的紧要关头。即便是此前一再迁就蒋介石的陈独秀，这时都动了罐破水洒的念头，在蒋介石抵达上海的当天上午，陈独秀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他称“这个斗争比暴动意义更大”。然而，鲍罗廷对于蒋介石的异动竟然毫无警惕，继续充当“和事佬”。刚刚踩下油门的陈独秀，只好马上又踩了刹车。更糟糕的是，陈独秀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身上。1927年4月5日，由陈独秀起草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在《申报》发表，称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是谣言，“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宣言一出，许多人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蒋介石也假意表示允许上海工人组织保留武装，并派人赠给上海总工会一面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在自我麻痹之后，对方又来麻痹，上海的局面似乎缓和下来，陈独秀安心地离沪赴汉。已经布置好一切的蒋介石则去了南京。4月11日傍晚，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赵世炎获得密报，当晚有青洪帮组织的大批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情况紧急，让人去通知周恩来商量对策来不及了。赵世炎便以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部名义，发公函致第二十六军司令部，要求万一发生不幸事件时给予援助。送公函的人很快回来报告说：“二十六军不愿答复！”赵世炎心下更感不安。第二十六军原属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起义后才编入国民革命军。与老国民革命军相比，这支部队受革命思想影响较小，所以被蒋介石派到上海，作为向工人纠察队开刀的主力。此时，周恩来已经被扣在了第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蒋介石离沪前，下达了对周恩来下手的密令。执行人正是二师师长斯烈。斯烈的弟弟斯励是黄埔三期学生，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斯烈借着这层关系，把周恩来诳到师部“会谈”。周恩来并不是不知危险，还是勇赴“鸿门宴”。周恩来身陷险境的消息火速传递给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他立即找到与第二十六军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请他设法营救。黄澄镜赶到第二师师部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茶杯、花瓶碎了一地。周恩来正怒视斯烈，大声斥责：“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面对斥责，斯烈不得不低头说：“我也是奉命的。”周恩来对斯烈晓以大义，同时分析了国民党各派矛盾，揭露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本就对蒋介石心存忌惮的斯烈，既被周恩来所感，也是为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给自己留出路，最终释放了周恩来。然而，就在周恩来被扣押在二师师部的时候，蒋介石早已布置好的“清共”计划启动了。4月12日凌晨，上海工人纠察队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随后，屠杀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