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70年前，我人民志愿军在朝参战中第一批重伤员回国治疗。在这些重伤员中，有些年轻的战士面对自己的身体残缺一时间不能接受，因而情绪低落或失去生活的信心。我们的医护人员，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不仅用医护技术治疗他们的伤情，还用她们的爱，去抚慰他们受伤的心。军休干部周瑛，当年作为苏州军分区医疗队卫生员，她用自己的真情和耐心暖了一个个小战士的心，她用甜美的歌声，重塑战士们热爱生活坚强生活的信心。虽然，那年她也才15岁。
1950年冬天，志愿军入朝作战不久，就有一批重伤员从朝鲜送回国内进行手术治疗。我所在的苏州军分区医疗队，担负着接受志愿军重伤员的手术治疗和护理任务。那年，我才15岁，从军分区卫校毕业后分配在医疗队当卫生员。在医疗队两年多，我参加了抢救护理志愿军重伤员的工作。这里，我讲几个重伤员的故事。
（一）
1951年早春的一天下午，残阳西照，寒风凛冽，是该给重伤员送稀饭的时间了。18岁的新兵小陈，被美军飞机炸残，双目失明，满面伤痕。出师未捷身先残，他好恼怒，性格也暴燥起来。
因小陈总是无端地发脾气，同事们都怕他。我约一位好友一起给他送稀饭，心想天冷，让他吃热呼点，兴许他的心情会好些。于是，我就从大锅里盛了一大碗热稀饭，双手端给他。谁知，他接过碗刚喝了一口，就吼叫起来：“你要烫死我呀！”说着，就把一大碗热稀饭往我俩扔来。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都是稀饭。想到小陈这么年轻就为国身残，我们也就毫无怨言了，仍然同情、关怀、爱护、理解他。我赶紧对小陈说：“对不起啊，同志，是我疏忽了，下次我一定改。”我立即又盛一碗不烫的稀饭给他送去。也许是我的温和的态度感染了他，他也很快向我道歉，就这样，大家冰释“前嫌”，都笑了。
他爱吹口琴，我爱唱歌，我们成了好朋友。不久，小陈被转送到康复医院。分别时，他紧握我的手不放，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们都有些不舍……
（二）
那时药品短缺，发高烧只有磺胺可用，再无其他消炎药。1951年冬，小李在朝鲜战场冻伤双腿，送到医疗队截肢，我们硬是用钢锯锯掉了他一条腿。他高烧40度，昏迷不醒，但没有任何抗生素可用，急得我们束手无策，只能日夜陪护在他身旁。那天本已无比劳累的我，晚上又轮着值夜班特护。当时已是下半夜两点多钟，小李呼吸困难，在半昏迷中还叫我的名字，流着眼泪对我说：“我舍不得你们啊！”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一边抚摸着他的头，一边安慰他。他情绪稍微平静时，我才打了一个盹。等我醒来时，才发现他的手冰凉发硬，我用力抽也抽不出我的手。意识到小李已经去世了，我伤心痛哭起来。在医生的帮助下我才把小李的手掰开。我给他做了告别护理，洗脸、擦身、穿军装，同志们一起帮着他入殓。那时伤员临终也没有家人在旁，医务人员就作为他们唯一的亲人，向他们作最后的送别。
（三）
1952年春天，我认识了小陈。他只有19岁，从郊区农村参加了志愿军，在前线双手被炸断。他在医疗队恢复得不错，也很坚强，不要我们喂饭，让我们把勺子柄插入他的手臂尺桡骨间，自己吃饭。平时他心情乐观，可是一天中午，他却突然不愿吃饭，满脸愁容，急得快哭了。我急忙问他什么事，他才说：家乡的未婚妻来看望他，一看他成这样子，当时表示要“吹灯”，马上就走人了。我急忙去招待所找到他的女友，一再劝说：“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他是战斗英雄，是抱炸药包炸掉双手的，你做战斗英雄的爱人是多么光荣啊！你这样一走，他多伤心呀！”姑娘经我再三劝说，终于回心转意了，然后随我一起去病房照料小陈好几天。
不久，小陈也转康复院了。临行时他的未婚妻一道来送行，一再向我道谢：“周大姐，是你教育了我，谢谢你了！”其实，我那时才16岁，年龄比她还小，哪是什么大姐啊！
（四）
1950年冬天，医疗队从苏州市内搬到郊外黄台镇，住在一个被斗地主的院子里。医疗队离宿舍要经过一个大操场，那个操场曾枪毙过几次犯人，有时尸体无人收殓。
我们夜里上下班没有手电筒，只能提着煤油灯。我们几个小姑娘都感到很害怕，这时，那些康复得较好的男伤员就主动接送陪护。那时医患关系亲如一家，我常背着截肢的重伤员上厕所，也曾几次自愿献血给重伤员，帮助挽救他们的生命。当时医疗条件差，伤员的衣服、被子全靠我们在河水或打井水用手洗。特别到了冬天，河水结冰，冰冷的河水冻得我们双手肿痛、长冻疮，到了夜晚在被窝里回暖时又特别地痒。包扎伤口用过的纱布血糊糊的，满是脓水，我们没有一个人怕臭、怕脏，把纱布清洗干净，晒干后在敷料大锅里蒸好再用。在医疗队，我年龄小，体力差，但也同男卫生员一道抬担架、转运伤员。那时，部队是供给制，生活用品稀缺，洗衣皂一月发一块，我常一块分两半，自己用半块，另半块给伤员用。
就连牙刷，我也是宁愿自己继续用已掉毛的，把新发的送给伤员用。我家住苏州市内。有一次回家，父亲给我几块粽子糖。我回病房后，全分给了伤员。他们说：“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我常唱歌给伤员们听，他们也跟着唱，都说我唱歌好听。其实，我也是从小爱唱歌。1949年，苏州刚解放，部队文工团在苏州招兵，我就是凭着唱一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被录取了。那年七月份，文工团要随十兵团南下福建，父亲担心我年龄太小，又在感冒，不让我去南方。就这样，我没能参加文工团。1950年我终于又穿上了军装，虽然错过了文工团的机会我常感到遗憾，但当我感受到亲如兄弟姐妹的志愿军伤员们对我的爱戴，特别是很多重伤员在高烧难受和想家时都嚷着“要周瑛唱歌”时，我就感到由衷地欣慰，因为我的歌声能缓解他们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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