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兰(1869-1956)偏关县南堡子乡教子沟村人,身高五尺开外,四方脸,大眼睛,高鼻梁,说话声若洪钟、天生聪颖,中过秀才,习过武术,文能识文断字,知事明理,教授别人。武术也很是了得,三五个后生近他不得,特别热心公益事业,一生仗义疏财,忧国忧民。
他家大业大,骡马成群,牛羊满圈缸房,粉房,油房,豆腐房,商铺等应有尽有。尤以油房最为出名,其中一间八海窑顺着两条油梁,闻所未闻,是他的独创被当地人传为美谈。
土地分布在偏关的教子沟、尚峪、平鲁的黑土咀、下木角、神池的烈堡以及朔州的利民等地,大约有数千亩之多。
由于他家业庞大,疏于管理,有很多地方照顾不周,财产牲畜时有损失,被当地人戏称为王树兰的光景“只编笸箩不扭沿子”此话流传至今。他的传奇故事,在鸡鸣闻四县的(偏关、平鲁、朔州、神池)家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惜作者收集的关于他的故事太少,不能表述其万一。就我所知,他的故事讲述数则以飨读者。
一、教子沟的由来
教子沟原名“吊子沟”,因为王树兰在此办学而改为现在的“教子沟”。民国十一年(1922),王树兰正月出门路过的大多数村子没有一个识字人,有的村子实在找不到一个会写对联的人,就用吃饭用的碗蘸上锅底黑。大对联用碗口,小对联用碗底印一个圆圆的印子。有能写者也是不成体统、目不忍睹。更有甚者因不会算账,借了别人的钱粮任人算计,有倾家荡产者或被扫地出门者,也不在少数。长此下去,如何了得?于是老先生萌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
事不宜迟,说办就办。当年,他从朔州聘回两个先生,自筹场地自筹教具办起了一所小学,起初前来就学者寥寥无几。也许是人们根本不相信地主老财会做贴钱的生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人们才发现是真的。于是十里八乡的适龄学生纷纷前来就读。附近平鲁、神池和本地的学生多达100多人,教师也由原来的两三名增加到五六名。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件大事,为了稳定办学经费,它把字加在马塲洼办的私人庙会和庙地出租的钱用作固定经济来源,类似今天的专款专用,不足部分想别的办法解决。
他既是村里的村长,也是学校的校长,村里的事,学校的事,都是他管理。呕心沥血不懈努力,学校办的如火如荼,名声很快传到当时偏关县国民政府。政府教育局派一名叫马有林的是视学员到教子沟巡视。马有林来到教子沟一看,大吃一惊。看到略显简陋的教室和认真教学的老师和学生,这位视学员深受感动,决定召集周围的富裕户齐聚教子沟会议,(类似今天的现场会)。说明了教育是救国强国的大计,并当场解囊捐出现洋五块,周围富裕户深受感染,当场纷纷捐款支持办学。
当时的山西省国民政府对这件事也很重视,为学校挣了一块“捐资兴学”的牌匾。从此,学校名声大震。经各级政府同意,村名由“吊子沟”改名为“教子沟”。学校也被称为偏关“二完小”。当时的政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支持,学校办的欣欣向荣。直到1930年因军阀混战殃及学校,使得学校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才被迫停办。从此,村名由“吊子沟”改名为“教子沟”。
二、这所学校对当时当地的影响
在这将近十年的办学期间,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特别是每个学员毕业时除发给毕业证以外,还赠送一部《康熙字典》,这样授人以渔的行为起到非常良好的作用,使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学生中在抗日战争中涌现了大批的仁人志士,如平鲁县只泥泉村的赵兴河等成为抗日干部。日寇曾悬赏捉拿他。乔芝、黑喜子都是积极分子,成为这一带有名望的仁人志士,还有上纸坊村的刘永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多以教书为业。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村民农忙时,连学龄孩子也得参加劳动,冬闲时到所办的学校去读书,称为“冬学”。如上纸房村的刘永旺先生,他就是曾经就读于王树兰的“二完小”毕业生,后在自己家里办起了这样的学校。有钱家庭的孩子学费给多少算多少,没钱的装点粮食也不斤斤计较。培养的人才虽然没那么高水平,但都能粗通文墨,能达到读报写信、记账算账的水平。刘永旺先生也是一个不平则鸣的人。解放初期,人们狂热的举动,虚报粮食产量,致使公粮征购过了头,种地百姓饿肚子。一年过春节,他便写了一副对联:“劳动英雄四季忙,集罢公粮一扫光”,当时着实有些人为老先生捏了一把汗,可他说的也是事实,加上它一贯人缘很好,非但没有被扣帽子,反而使以后的工量减少了许多。
通过办学,王树兰先生在当地的名望越来越高,信誉也是与日俱增。附近村民有急需借贷的,大部分读到他的柜上,他的字号前车水马龙,吸引了附近许多村民和大客户,他在朔州等地也开启了字号,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进门。
三、慷慨收留逃荒人
民国十八年,山西北部、陕西北部连年旱灾,赤地千里有的地方颗粒无收,春天根本无法下种,更不用说收成了。其中以陕西北部之榆林为最,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瘟疫流行。生活陷入绝境的人们只能背井离乡四处逃荒。一日,有一帮30多人逃荒人。来到王树兰庄上,饥渴难忍实在走不动了,王树兰先生见了顿生恻隐之心,把他们留到自己家里给予吃住。为了防止闲人生故事,他命令带领这帮人到一个叫杨家堡的地方,收拾瓦砾拓展耕地。别的地主见了很是不解,笑他不会算账,灾荒之年粮价一日三涨,而劳动力大有剩余,一日三跌。那么多人一天得吃去多少?他笑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用他们拓展耕地,一是为了防止闲人生故事,二是使他的吃的心安,咱们家有的是地,根本不缺那几亩薄田”。众人听了方始释然。直到秋天落雨之后,难民们才相继离开。
就在这伙难民之中,有个十多岁的孩子长的浓眉大眼、机灵可爱。每天早上起来拿起扫帚扫地,水瓮不满,马上添满,帮长工们垫圈,一刻也不肯闲着。老先生对他另眼相看,没事逗他玩儿,还教他读书识字,给他讲故事,相处的十分融洽,送他个绰号“小机灵”。就是这个孩子,引出一桩传奇故事来,此是后话!
四、剿除盗匪
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再加上日寇入侵、中华大地受尽蹂躏,土匪强盗肆无忌惮,周围百姓苦不堪言。有遭匪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者不在少数。王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保一方平安,他决定亲自般兵剿匪。
当时,阎锡山在神池县驻有部队。王先生长途跋涉,亲自到神池搬兵。搬兵在当时来说,是听所未听见所未见,更不用说那些养尊处优的国民军,他们根本不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王先生经过多方斡旋,给予当官的钱财,终于说动了当官的,派兵随他剿匪。时值数伏连天,酷热难耐,士兵们行进缓慢,走到一个叫红崖子的地方就不愿前行了。为首的甚至打起退堂鼓,士兵躲到阴凉之处休息,怨声不断,眼看就要泡汤,王先生心急如焚,生怕他们退回去。忽然,灵机一动说:“前面有个镇子,到了那里,有吃有喝。我保你们吃好喝好”。当兵的听说前面有个镇子,并且有吃有喝,精神为之大振,所以挥汗前行。等到了长安镇一看,原来是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饭店酒楼更不用说了,只是叫个长安镇罢了。为首的军官被王先生的机智和急于剿匪的心情所打动,只好继续前进。
走到离剿匪不远的地方,王先生主动为他们出谋划策,趁匪徒不备打了个措手不及,将匪首击毙,其余者遣散回家务农。匪患的剿除再次提高了王先生的威望,在家乡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那些受害群众更是拍手称快,感激涕零,把王先生奉为无所不能的神人。
五、王树兰打官司
打官司,对偏僻封闭的小山村来说,那只是听人说说而已,是非常稀罕的事情。
王先生在教子沟,一个叫四十亩坪的地方,有一块地与邻村地主的地相连,这快地那是肥的流油的地块,纵观庄稼的人人见人爱。在没有化肥的当时也是亩产300斤以上,很是惹人眼馋。这家地主瞅准王先生是个不拘小节。小事从不斤斤计较的“大人”。于是他每年往王先生地侧耕一犁,王先生只是佯装不知,只在暗中收集证据,准备捉弄对方。等过了七八年,这位贪心不足的地主照占不误。有长工说:“他快把地占完了,你也该管管了”。王先生说:“咱们地多,务营不过来,让他替咱们务营吧,等够一称挂的时候再跟他算也不迟”。这位长工以为王先生只是说说而已,根本没往心里去。又过了几年,这块十多亩的地被占去了一大半,长工说:“干脆咱们别种了,让人家种去吧!”王先生说:“时辰到了,够一称挂了”。于是他到当地法院把那家地主告了。平时只知道剥削穷人,算计别人,但对打官司这样的事,这人可是一窍不通,顿时慌了手脚,只能不顾事实,死不认账。王先生把事前准备好的地契文书一一展示给法庭,由于证据充足,官司打得十分顺利。当时的法律“夹打代罚”,罚的部分归政府所有,赔的部分归王先生所有。这样一来,这家人家亏大了,这是他事前想都没有想到的。为了减少损失,这家地主只好厚着脸皮托人说和求王先生庭外调解。大仁大义的王先生同意了他的请求,顺利的收回对十多年间占去的土地,以及这部分土地在这期间的收益。他不求法院执行,而是换了一身崭新衣服。骑着高头大马,赶着自家的螺马,到对方家里拖粮食,专门制造声势,彰显正气,而对方则毫无办法只能乖乖地把粮食和银钱交出来。落了个赔了粮食误了工还得领人情的下场。打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往别人的地边靠了。
这场官司打赢以后,正值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精力充沛,名头正盛的他下了一趟苏杭。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样的行程在当时来说那是绝无仅有的。由于他子嗣不旺,在杭州出钱从妓院赎了个姑娘,那真是美丽好看又年轻,王先生非常得意。很快,这个太太给他生了个儿子。王先生喜悦之情自不必说。据算命先生说,此子大贵,真假不得而知,此是后话。
六、仗义疏财接济穷人
由于王先生家大业大远近闻名,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附近村民或有困难,都要向他借贷以渡难关。他是个很慷慨的人,每当有借账者上门,必以蒸山药莜面招待。如看到吃山药剥皮的人,这人必是空手而回了。因为王先生非常简朴,吃山药蛋从来不剥皮。看到吃山药剥皮的人很不过眼,就说:“你吃罢饭回去吧,你吃山药还剥皮哩,你比大爷强,大爷还是连皮吃哩!”这样的借账者肯定是空手而回的了。如果你上门什么忙做什么,水瓮里添水,牛羊圈湿了垫圈,院脏了扫院,到了中午吃饭山药连皮吃,王先生必然高兴的说:“吃罢饭到柜上多装点儿,吃完了再来,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借我也比你好借,千万别饿着肚子”。时间久了,人们都知道这个秘密。以后凡到他家借贷的人零碎营生抢着做,到中午吃山药都不剥皮了。
他家大业大营生也多,周遭的闲人、光棍汉经常到他家里蹭饭吃。每到农闲时,这些人为省下家里吃饭的口粮就到王先生家蹭饭吃,只有一条不能不干活,光吃饭,营生自己寻着做,不用等指使,老先生不但不怪,而且还乐呵呵的。而他自己吃的是长工的剩菜剩饭。掉在炕上一粒米也得捡起来吃了。
七、为抗日捐款捐粮
日本侵略侵略者侵华期间,王先生支援抗日不遗余力。他不惜把自己的牲畜,粮食搭上支援抗日。当时南堡子乡的公粮征集就设在教子沟,每当前线粮食吃紧的时候,他便把自家的先垫上支援前线,如果他的粮食不够到别处给筹借,等秋后新粮收下来再还。而他自己的粮食垫的多还的少,有时根本就不要还。据他的小长工回忆,每年光黑豆不少了十来万斤,别的粮食更是不计其数,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贡献。
八、王树兰种谷子
民国年间,家乡一带的人们都是产什么吃什么,莜面虽然好吃,但整天整年都在吃莜面也很倒胃口,人们要调剂一下生活,吃点米、糕、捞饭等都得到老营或者尚峪用莜面换,大多一斤换一斤,吃亏不说,劳人动马很费时费力。于是它从中看到商机,怎样才能把谷子、糜黍、黑豆等农作物种好自己改善生活,不说附近的人们也要换着吃些杂粮,肥水只能流到外人田里,况且位于村子东面的广大地区就缺乏这些品种,如果能把这些杂粮推广到这些地区,肯定比单独在家种莜面要强。况且这些作物耐旱能力强,产量叫莜麦翻番,于是它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说干就干,当年他到尚峪买了公牛的土地(大约500亩左右)种起了糜谷。是年大丰收,产量较莜麦翻了三倍。这样他把糜谷驼到利民换成莜麦狠狠地赚了一笔,打那以后他的尚峪、老营、鸭子坪等地,购置了不少土地,专门种植“川田”,日子也由原来的土地老财变成土地兼买卖老财,整体家业财富呈翻倍上升的势头。他的字号到朔州进贷不用现金也可以随便拿,名声、财富、土地都在与日俱增,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
九、王树兰借账有借无还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决定胜负的阶段,共产党解放军优势明显,然而,地处偏僻山区的家乡人民却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军粮更是无处筹措。青黄不接粮食数量严重不足,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此时已到耄耋之年的王树兰也由于连年战乱。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锐减,而向他借账的人越来越多,每天少则数十人,多则百多人,他家的粮食越来越少了,但是他还是利用自己的声望,“老虎死了,虎皮也能吓人一跳”的余威决定向别的地主借。首先他向下木角的大二疤七伸出橄榄枝许以高利息,因为别的人数量没有这兄弟两个多,并且利用他们的“死眼窝”、“扣的紧”、“贪高利”的特点,必能成功,果然如他所愿。经协商,对方愿借给他粮食二三十万斤,12个骡子驮了一春天,然后转借给周围的老百姓。家人朋友都说:“你这样做亏空很多,哪来那么多粮食还人家”。他回答说:“我看用不着还了吧,他们那么多土地,那么多财产,将来共产党能放过他们吗?”果然,没过多久,土地改革开始。平鲁、朔州一带过激的群众运动,用把把石头砸死很多地主老财,有的连孩子妇女也不放过,弄得人心惶惶。老先生对这种良莠不分,动不动就打死人的做法很是不理解,又怕殃及身家,由小儿子带领,引着小老婆,骑着小毛驴踏上走西口的旅程。
十、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经过漫长的西口路,他们一家来到包头地界,那真是人困驴乏实在是走不动了,只好住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这个村子也是由走西口的人聚集而成,车马店里乱哄哄什么人都有。逃出来的地主,富农也不在少数,别人生怕报了真实姓名惹来麻烦,大多数是假姓名而老先生则不然,他仍然是一身正气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村子里人都知道来了个口里的逃难地主叫王树兰。这是一经传开满村的人都知道了。太太和儿子怨他自找麻烦,他说:“有不好的时候,紧跟着就是好的时候,我一生与人为善,就不信找不到好的报应”。这次被他老人家说中了,一天,来了一帮解放军模样的人,他们一家人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等待他们的是福是祸。由于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地方政府警惕性很高,对过往的人盘查的很紧。为首的人仔细打量老先生一番,惊讶的说:“您是树兰大爷哇?”这时正在炕上休息的他一听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硬着头皮答道“我正是”。来人正是民国十八年跟随父母的王树兰家避难的“小机灵”大名赵再军。
原来,那年这伙逃难的人离开王树兰家,就踏上走西口的路程,到了包头附近安营扎寨住在这个村里或者附近。他们听说王树兰从口里上来了,很是希罕,纷纷前来探望,十里八村都住有他们的人,王树兰也在这里站住了脚。原来,这赵再军离开教子沟到了包头附近,过了几年,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军南下,他因有伤在身留在当地政府工作。
从此,老先生被视为开明绅士,小儿子已满腹诗书被聘为教师,一家人总算有了着落。再石拐分到了土地和房子,过上了平安的生活。直到1956年,冬先生已87岁高龄离开人世,他的后人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