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回忆外公秦天真》
作者:张秦洞(少将)
1998年9月8日,我的外公秦天真因病医治无效,在贵州贵阳不幸逝世,享年90岁。
追悼会上,中组部发来的悼词对外公作了以下评价:秦天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呈现出崇高的思想品质和行为规范,始终坚定不渝地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忠心耿耿,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实事求是,始终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于律己、为政清廉。
关于外公的生平,已经有很多的文字记录,外公也撰写过回忆录《风雨八十年》。而他的大女儿、我的母亲秦心一生前也多次向我讲起外公的往事。这是女儿眼中的父亲,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家事。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之际,我把母亲的讲述记录下来,以此怀念我的外公一一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
1929年农历十一月初四,初冬,在乌蒙山腹地所特有的瑟瑟寒风和绵绵细雨中,母亲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县城小横街万寿宫门外的偏厦内,外公给她取名为秦心懿。“当时家里是上有老,下有小,除了我的爷爷奶奶,小姑秦天芬,还有三岁的大哥秦心诏和两岁的二哥”。母亲说。
母亲告诉我,年幼时她对外公的记忆不是很清晰,仅记得1933年,22岁的外公从贵阳高中毕业后回毕节当了老师。但他顾不上家里的生活和生计,不但不给家里钱,还经常拉扯家里微薄的卖酸菜、豆花、豆米、豆腐的收入。
△图为青年时代的秦天真
外公当时很少在家,很少陪伴家人和子女。即使在家,也常常与人爬到偏厦的阁楼上小声地议论事情。
据母亲回忆,大约是1934年五月的一天,外公从学校回来拿了把雨伞出去,就一直没有归家。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到处找也没有结果。外公离家后不久,家里连续来了好几批凶神恶煞的人找他,还说我们是共匪家属。
在母亲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是很陌生的,因为外公离家的时候,她才5岁。
我翻阅了大量的党史文献,特别是认真阅读了外公的回忆录《风雨八十年》,才了解到外公这一段时间里的经历:1925年,外公到贵阳求学,先后在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和高中,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等文学作品,并接触了一些进步青年,渐渐地在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并付诸革命行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消息迅速在贵阳传开,大家决定举行“贵阳各校师生抗日救国大会”。外公当时是贵阳高中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他主持大会演讲,并组织游行示威。外公在《风雨八十年》里感慨道:“贵阳整个山城沸腾起来了,显示了我中华民族不可侵辱的伟大正义民族气概”。
△解放前的毕节城
在书里,外公用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当时如火如荼的贵阳学生抗日救国活动,学生们日夜思索反复讨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而对于这个问题,外公已经知道了答案,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堪领我们民众制胜图强,抗击入侵,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属于人民的强盛国家,而这样令人神往的前途的实现,有赖于党所领导的红军,有赖于人民的武装斗争”。
△毕节老街
1933年外公回到毕节教书，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后遇到了同乡、中共党员林青和缪正元，1934年1月,林青他们介绍外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共毕节支部。
1934年4、5月间,闻悉毕节反动当局酝酿抓捕行动,林青、缪正元和外公等人紧急疏散转移。自此,外公一声未吭地悄悄离开了毕节,踏上了漫漫的革命之路。
二
在母亲的记忆中,幼年时家里非常穷困,得不到外公的照顾,反而受尽了他的牵连,家里人也不了解他当时从事的革命工作,心里难免充满了埋怨。
“当时家里真的很穷,我大哥秦心诏和1932年出生的小妹秦心慜先后夭折,尤其是聪明伶俐的小慜慜两三岁时就得病导致瘫痪,只能在地上爬行,后因无钱得不到医治而离开了人世。”母亲每次回忆起这些往事,都会留下伤心的眼泪。
△解放前的毕节
母亲自己也是命运多舛,长期住在阴冷潮湿的地方,从小多病,甚至形成痼疾而终身痛苦不堪。小小年纪的她凌晨就得起床,帮着家里推豆腐,读小学也是时断时续,经常辍学、转学。
小时候,兄妹之间给了彼此更多的关心,感情很深。母亲的二哥秦心诚对母亲的照顾最多,在他的帮助下,母亲才得以读完了初中。由于经常受到特务骚扰,母亲不得不中断了学业,好不容易在蜀谊中学当上了代课老师,但仅上了一个学期,就因其“涉嫌通共”被学校辞退。
“1936年初,你外祖公(地方称谓,即母亲的爷爷秦承欢)去世,家里没钱买不起棺材,只得四处求人、到处借钱才得以用薄棺下葬”,母亲告诉我,这是她人生最灰暗,最凄惨的时候。
△解放初期的贵阳市委市政府
好不容易熬到了新中国诞生,1949年11月28日,毕节也解放了。
“毕节刚解放不久的一天,我当时已经二十来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和蔼可亲的人,他们询问此处是否住着秦天真的家人,我说我是秦天真的女儿,并赶紧把我奶奶和母亲找来,告诉来的人这是我奶奶、我母亲。领头的人说他认识我父亲,他是和秦天真在一起的。”母亲多年后每次回忆起这一幕,都能清晰讲述当时的每一个细节,就像放电影一样,听者也能历历在目:
奶奶问:“你认识我儿子,你认识天真吗?真的吗?他现在是死是活哟?”
对方说:“他好着呢!我和天真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
旁边一个人接话说:“这是我们的首长!”
奶奶说:“哦,首长?当官的。你是个啥子官哟?”
对方说:“哈哈!你们家天真已经回到贵州了,现在在贵阳市政府工作哩!”
奶奶:“妈呀!自从这个背时的离开家,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得他的消息,不知死活。唉,我们这家人好苦啊!他老者(方言,即父亲)去世,他都没有回来,好狠心呀!丢下我们这些孤儿寡母。这么多年,我心里想啊,着急呀,但又不敢吭声。这下子好喽,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放心了。”
△贵阳市首任市长秦天真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对方说:“他好着呢!他现在是贵阳市的市长呢。”
奶奶说:“市长?当大官喽嘛?那麻烦你给他讲一声,你问他还有没得我们这个家,还认不认我这个妈?还有没得他的这些儿女?求你让他回来一趟嘛。”
对方说:“好,好!我一定告诉他,让他回来、回来。”
母亲说外婆当时只是在一旁一个劲地默默流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大概是看到家里的穷酸相,那个人还拿出60块大洋亲自递给我奶奶,并说‘秦妈妈,这点钱你先拿着,解决一些目前家里的困难。现在解放了,咱们的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的!’”母亲说,当时陪同人员小声地告诉她,这是解放军二野五兵团的杨勇司令员。
从此以后,秦家人终于可以挺胸抬头做人了,外婆也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还被街道评为居民代表,更努力地工作。时间长了,街坊邻居都习惯称呼外婆为“秦代表”。
△图为建国初期，秦天真、秦天芬兄妹与母亲聂满福在贵阳家中
三
贵阳解放后,外公担任了贵阳市第一任市长,他对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家人也没得到过他的特殊照顾。
△图为秦天真(左二)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与妹妹秦天芬(左三)、妹夫陈军(右一)和儿子秦心诚在贵阳市政府门前合影留念。
1951年,在毕节县第五小学当了两年老师的母亲考上了贵阳的银行干校,为方便书写改名为秦心一,培训合格后被分到贵州省保险公司工作。
母亲考虑到当时仅有外婆一人留在毕节,便向组织提出回毕节工作以便照顾外婆,该想法得到了外公的首肯。1974年,外婆被舅舅接到贵阳生活。直到1980年,当时的毕节地委领导到贵阳去看望外公,提出帮忙把我母亲调到贵阳,对此,外公表示不同意,说“毕节挺好的,都来贵阳干什么?”对此,母亲心里有些埋怨。直到父亲离休,当时身边没有子女,母亲才得以按异地安置政策来到了贵阳。
△秦天真市长给群众宣讲共产党政策
外公作为贵阳市的领导干部,秦家的一些亲戚曾经去找他,主要是想找个工作或谋个职位,外公都一一回绝,不少亲戚埋怨说“秦天真当大官了,翻脸不认人了,想不起当年大家伙资助他、帮助他家的时候了”。
对此,家人也不是很理解,觉得捎带手的事,为啥不给办。但后来通过和外公的交流,尤其是通过阅读外公的革命传记《风雨八十年》,对外公这一生的革命生涯有了更深的了解,也理解了他过去不顾小家、不关照亲属的做法。
四
和外公团聚后,听他讲述革命往事,是母亲最开心的事情,“不仅可以多了解他离家后的革命生活,还能了解到那些激动人心的红色岁月,这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激励作用。”母亲说。
1995年夏天,外公在贵阳花溪宾馆疗养。母亲去看望他时,外公正在跟贵州省委党史办的同志回忆当年潘汉年赴贵阳指导贵州地下党工作的经过。
据外公回忆,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潘汉年(化名杨涛)作为中央代表到贵阳与外公接上头。潘汉年听取了贵州地下党工作的汇报,当谈到邓止戈、缪正元等人已打入一〇三师,并有黄大陆(一〇三师少将参谋长)作为可靠掩护时,潘汉年很高兴,传达了中央对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的特别指示:一是做好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的准备,二是密取国民党的作战地图、密电码、地空识别标志,三是掩护他去上海,以恢复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关系。外公立即理解到此项任务的核心是要省工委配合中央红军的斗争,“背靠云南”可以牵制滇敌,“面向遵义、重庆”则与川滇黔的斗争相联系、相响应,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
这是省工委建立后第一次接受中央直接布置的特别任务,意义重大。
当时,省工委书记林青去往遵义,委员邓止戈潜伏在黔军,外公便一人赶赴安顺找邓止戈和缪正元安排密取情报工作。好不容易到郎岱县(今六枝特区)的岩脚找到了缪正元和邓止戈,三人商定由邓止戈找黄大陆搞军用地图和地空识别标志图,缪正元利用当时黔军一○三师电台军官的公开身份,想办法弄到密电码。两三天后,邓止戈完成任务,成功获取军用地图和地空识别标志图,缪正元也从第三电台黄俊生台长处窃取到了密电码,外公和缪正元连夜赶抄,次日一早又赶紧送回原件。
随后,外公火速赶回贵阳,按约定的方式去旅馆找到了潘汉年,汇报完成任务的情况。
潘汉年非常高兴,一再称赞和表扬贵州地下党的同志。潘汉年在外公精心安排下离开贵阳,临走前专门给了外公80块大洋,作为贵州省工委活动的补贴经费,还告知了广西、香港、上海等地秘密联络地址,说需要时以“找小开”为接头暗号同他联系。
战友林青同志的牺牲是外公一生最为遗憾的伤心事,多次向家人提起。
据外公回忆,1935年“七一九”事件发生后,贵州地下党遭到破坏,林青、刘茂隆等人被捕,外公与邓止戈一道积极组织营救。刘茂隆在狱警董亮清(又名李玉清,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上海工人纠察队和1927年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几经辗转到贵阳监狱)帮助下成功越狱,但林青因伤情过重,未能越狱，营救未能成功。
1935年9月11日,林青被国民党当局公开杀害。
林青被害后，外公和他的战友想尽一切办法,及时找到了林青的遗体,把他埋葬在贵阳城郊的江西坡乱坟岗。外公他们来不及擦干眼泪,外公承担起领导的责任，他潜伏到贵阳乌当北衙村的高家大屋,继续领导贵州的地下党工作,与反动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外公这一生峥嵘岁月不仅是中共党史的珍贵资料,也是我们每一位家人的珍贵记忆。
△图为1996年2月,秦天真(坐者)与秦心一(后中）夫妇、秦心诚(右一)夫妇合影
外公弥留之际,留下遗愿:将一生积蓄的11200元和部分物品捐献给洪水灾区人民,将全部藏书献给毕节的家乡人民。通过这些往事,我们才真正理解了外公“舍小家为大家”的人生选择,而这种共产党人的大义大爱精神会作为家风传承,刻在我们的骨子里、融进我们的血脉中。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科研指导部副部长,少将军衔)
（原载于《贵阳文史》2021年第二期）
图文编辑:艾宗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