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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文/孙虎林
儿时，每当吃饭时，妈妈总要叮嘱我把饭吃干净，不能浪费粮食。这时，我总漫不经心，嘟嘟囔囔。“家里又不缺粮食，老念叨这干啥。”说着，我放下碗，背起书包，一溜烟似的跑向学校。不用回头，我知道妈这时在干什么。她一准捧起我的碗，伸长舌头舔碗，用心舔净沾在碗里的食物。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不知道怎么舔碗。看过《白鹿原》的人，对此应该不会陌生。小说中，黑娃观察主家黄掌柜舔碗的情节实乃神来之笔。
妈每每数落我不爱惜粮食，说我没挨过饿，不知道饥饿的滋味。她时常提起低标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饥荒。那时，生产队办了食堂，将所有粮食集中起来，以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但那是怎样的食物呀。一天三顿，一干两稀。只有中午饭才有耐饱的干饭，也即面条、馒头之类。而且馒头定量，一般只给壮劳力吃，小孩子只有咽口水的份儿。不能干活的只配吃稀的，一碗清汤寡水的面糊糊，上面漂几片蔓菁叶子，就是一顿饭。妈妈矮小体弱，在食堂做饭，看惯了食不裏腹的可怜场面。
那时候，所有社员家里不许生火做饭，只能吃食堂。一经发现，粮食充公，铁锅砸烂。每天深夜，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看着几个饿得发慌的孩子，便偷偷生火做饭。风箱要拉得轻轻的，以免邻居听见。柴火不能烧得太旺，以免炊烟刺破夜幕让人看见。要是让老队长发现了，可不得了。
妈还提起过一件令人唏嘘不已的伤心事。村里有个小伙，正当能吃能做的年纪。奇怪的是，他却吃得很少。每到吃饭时，他总说自己饱着呢，却将应得的那份食物匀给家人。一天，他上吊自杀了。他妈伤心不已，知道儿子是为了省下一张吃饭的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心的事呢？
那年月，伴随粮食短缺而来的是物价飞涨。听妈妈不止一次念过一首歌谣。“某某某手一摇，一个馒头一毛。某某某手一摆，一个馒头一块。”可见食物奇缺到了何种地步。饥饿使人丧失良知，有时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曾经就有人劈手夺走别人手里的馒头，迅雷不及掩耳。得手后，赶忙朝馒头吐些唾沫，以免对方再抢回去。饥饿面前，哪有礼义廉耻。
我的饥饿记忆似乎不太分明，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缺衣少食的年月，我也远非幸运儿。那时，我与同龄人一样，身材纤细单薄。夏天里，身着粗布衣衫的我们在风中轻摆细腰，苗条得可怜。那时，我甚至有点自卑，自卑于自己瘦弱不堪的身躯。说起来，我也是饥饿年代的受害者。那场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青春之殇，就是因了潜藏于身体十几年的先天性疾病。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妈妈怀我时营养严重匮乏。但那时能吃个半饱就不错了，何谈什么孕期营养。
我对饥饿的记忆还是有一些。那年月，几乎每月都要借粮食吃。所幸人心向善，互相帮扶仍是乡村风尚。邻居间有借有还，礼尚往来。那时，面粉是一升一升地借。妈妈从东邻二婆家借来一升白面粉。二婆大方，升子上的面粉堆得像山头一样尖。过了几日，西邻大婶来给我家还面。婶子是小脚，走路颤巍巍地。她捧着满得冒尖的一升面粉，小心翼翼，惟恐有个闪失。妈妈还给我借过馍。我那时正长身体，一到天黑肚子就咕咕叫。有时碰巧家里没有馍了，妈只好出门给我借馍。我接过那种麦面混合着玉米面蒸成的馒头，大口大口吃着。吃得急了，有时甚至会噎住。那时，白米细面是紧缺货，粗细搭配，才能不断顿，捱到青黄不接的春天。哪知多年以后，粗粮竟然成了有益健康的香饽饽。当初，食用粗粮却是无奈之举。当年，粗粮吃得我胃泛酸水，吃得我面黄肌瘦。还好，我从未饿过肚子。这都因为我有一个善于操持家务，精打细算的好妈妈。
那时，每到开春，村街上时见夹着粮食口袋借粮的人。我的发小宏强家就是这样。每年春天，他家都要向队里借粮。新麦收了后，再还回去。那年春天，二姐夫的大弟弟直奔我家，爸爸慷慨地借出去一长袋小麦。小伙子将那袋小麦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我家八口人，四个姐姐，我和弟弟。按说人口不少，粮食不够吃。但妈妈就是有这种应付裕如的本领。农忙时吃干的，农闲时吃稀的，妈妈自有原则，不能破了规程。妈妈是食物的魔术师，她能将食物的功用放大到极致。实际上，妈也没有什么秘籍诀窍。她只不过善于粗细搭配，粗粮细做罢了。也许，我家女孩儿多，四个姐姐饭量都不大，家里饭量大的就只爸爸一人。他是顶梁柱，壮劳力，吃得多是应该的。我家从未缺过粮食，这或许也算一个原因。但妈妈擅长食物调度的能力还是不可小觑。
常言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如今再也不缺粮食了，倒是有点营养过剩了。街道上，时见大腹便便的壮男，圆鼓鼓的肥女。也因此，十个人里总有五六个人嚷着健肥。好怀念当年细腰细条的少年时代。当年，食物匮乏，少年人衣袂飘飘，瘦高细长，犹如缺少肥力的向日葵。现今食物充裕，不愁吃穿，但绝对没有理由暴殄天物，浪费粮食。须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我忘记不了妈妈讲述的有关粮食的故事。
孙虎林，陕西岐山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都市头条专栏作家，出版散文集《青春祭》《半生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