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史实记述

——记我家的革命烈士张毕娃

口述‖张安涛  执笔‖张文佳

       在刘家隔镇汉长线上，离刘隔镇中学不远的地方，两年前矗立了一座烈士纪念碑，青灰色的大理石上，我曾一个字一个字仔细地搜寻，终于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张毕娃，生前，他们为守护着家乡这一片土地洒下了热血，身后，他们守望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每逢清明节或者想念父亲的时候，我会带着孙辈一起过来，在碑前拔拔杂草，讲讲当年那些烈士父亲光荣的战争年代的故事。

      我的父亲张毕娃出生于1916年7月，他于1942年初参加新四军，初期在洪湖、嘉鱼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属新四军第五师13旅，由师长李先念，旅长杨建渠领导，后由组织派往汉川县县河乡工作，1943年5月时任县河乡副乡长兼秘书，新四军税卡员等职务，与当时的乡长张文斌、联络员胡青松，还有张海扒、徐木元、冯某等人一起投身革命。

       父亲牺牲于1943年9月，这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全国大半河山沦落日军手中，父亲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国家的生死存亡，每天为抗日奔波，时常早出晚归。那时候我才四岁，如今不太记得他的样子，只记得他时常流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听到他来去匆匆的脚步。某日，通过情报得知县河口有日本人差船由辛安渡向新沟行驶，我父亲张毕娃及其他同志张文斌、胡青松、张海波、冯某几人商议，准备好手榴弹和枪支等武器，乘日本差船抵达收税口，对其发起突袭，后来日本人差船派人前来交涉，缴纳了800块银圆税款，当时日本差船上有不少平民，鉴于当时情景，一旦突袭恐伤及无辜平民，父亲等人权衡再三，决定暂停突袭，后派张海波将此笔款项连夜送往洪湖某根据地。

       然而日本人狡诈成性，怎甘心缴纳税款，驻扎新沟的日本部队次日便对新四军进行反扑，父亲他们一行五人假扮成当地人，混入棉花地里扮作除草的群众，凭着自身的沉着冷静和群众的机智掩护，日本兵遍搜无果，无功而返，父亲他们惊险地躲过了这一劫。

       新四军联络员冯某在一次日常巡查中，于前河岭发现了一名日本奸细，冯某及时向组织报告，张文斌，父亲等人迅速赶到，认定情况属实后，合力将此人杀死，将其推到前河岭南堤闸里。不久日本人在县河乡多次预备绞杀新四军的活动屡遭失败，便恼羞成怒，最后谋划对新四军进行一次拉网式的大围剿。9月某日晚，他们派了一个大队的日军，由辛安渡出发直扑柘树口高家坮。那一晚，高家坮河南北两堤布满了日本人，然而新四军只有四人在高家坮，那就是乡长张文斌，我的父亲张毕娃以及胡青松，冯某。当时胡青松回家换衣服去了，阴差阳错逃过此劫，余下几人发现日本人前来围捕后赶紧乘船逃离，因行程匆忙，他们没来得及携带任何武器，两岸的日本人举起机枪步枪轮流扫射，枪林弹雨中，四个人毫无抵抗之力只能以肉身相挡，难以想象那时的惨烈之情景 ! 我父亲中弹多处受伤无法动弹，张文斌会游泳，跳下船一口气游到了河心垸堤边得以逃脱，冯某则下了船躲至岸边草堆内，日本人用火烧将冯某逼迫出来。我父亲最后被拖上岸，日本人命令河北岸保长张万滐、河南岸保长张又元二人用菜刀砍下我父亲的脑袋。次日，日本人用铁丝穿着他的头游街示众，一直游行到武汉市辛安渡老街街口，又悬挂了三天。后被当地民众趁夜色取下头颅，偷偷地埋在老街一石板下。

       写下这些残忍而冰冷的文字，我的心潮是翻涌着的愤怒，手是颤抖着的，在如今的和平年代，谁能想到大半个世纪以前，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如此骇人听闻的惨案！然而正是因为我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的流血牺牲，才换来我们今时今日的和平安宁， 那时我的父亲年仅27岁，还没来得及与妻儿告别，也没来得及给亲人留下只言片语，是他坚定的革命信念支撑他为一心为民众，坚决跟党走。最终从容赴死！“青山处处埋忠骨, 何须马革裹尸还！”

       父亲牺牲后，我们一家人亦未逃过一劫。祖母，我和母亲也被日本人捆绑关押，我的母亲高金焕受尽折磨，日军将她捆绑吊打，严刑逼供，妄图从她那里得知更多父亲同志们的消息。她在村民高由炳家中梁上被吊了一天一夜，凭着顽强的意志力和对家人的期盼苦苦支撑。祖母，母亲和我曾经眼睁睁望着自己的亲人被枪杀，被砍头，被悬挂示众！此时祖母和我又眼睁睁望着母亲被捆绑，被吊打！后来我和祖母被释放回家，母亲高金焕和冯某被押至蔡甸关押半年多，后因日本人转移，母亲被释放。为了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她风餐露宿、沿途乞讨。我可怜的母亲经历过了炼狱般的艰难岁月，她亦是为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过青春与热血的女英雄！从那以后，无论经历多么悲伤的事情，我从未见过母亲流过眼泪，因为她的眼泪早已流干，没有什么样的痛苦抵得过当年炼狱般的艰难岁月。  

       解放后，在我们家后院，祖母带着我找出了一把大刀，后来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人在高家池塘内发现了一把手枪，刀和手枪都由母亲上交给上级政府。村里的老人说，日本人那次大围剿，我父亲他们走得匆忙，这些应该就是他们藏起来没来得及拿出来应敌的武器，这是物件是我记忆中父亲留下的最后一丝印记。我时常在想，当年他们若是带上了武器，是否可以拼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呢？也许他们依旧是同样的结局，但是我相信，他们更愿意带上武器多杀几个日本鬼子。

       和父亲一起战斗的同志们的经历亦是坎坷。张文斌逃离后，在刘隔塘咀村附近活动被叛徒出卖，抓获后也被日本人砍头示众，其人头在刘隔街头悬挂了三天。冯某释放后回家，积劳成疾，因病身亡。被派去送款给洪湖党组织的张海波，因许久没找到组织，解放后回家了。1966年我曾经去找过他，谈及当年事宜，他说他去洪湖许多次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党组织，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

       当初奉日本人之命杀害我父亲的保长张万滐和张又元，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二人进行了批斗，人民群众群情愤慨，捉着我的手让我打他们，但我没有动手。心想：侵略者日本人是罪魁祸首！这笔血债要算在日本人头上。

       如今我已耄耋之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大半个世纪了，当我看着儿孙满堂，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地工作，家庭和美，其乐融融，看着我们的国家富强、和平、安宁，我知道我父亲的英灵也定是欣慰地看着这一切。

张安涛：男，1938年9月出生，烈士后裔，中共党员，1966年9月入党，大专文化程度，1956年3月参加工作(西医学徒)，医师职称，曾在杨水湖公社任卫生员，1974年任刘隔卫生院院长职务，其间1979年至1980年在孝感卫校学习，1998年退休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