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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力是物体弹性力学表达，弹性是指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形，当外力撤消后能恢复原来大小和形状的性质。这个恢复原状的限度就是弹性强度。用公式表示：F=k.x，F是作用力，K是弹性系数，X是伸缩度。世界上物质都是普遍联系的，又是相互影响的，弹性限度也会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长期应用还会产生疲劳而降低弹性。这和人的生理机能是一样的，人在超过体温的环境下，身体的智能和体能都会下降，长期的体力劳动会腰肌劳损，骨骼变形；随着年龄增长，人的生理弹性也会大大降低，上了年纪人的智能或体能都会退化。比如年轻人累了，睡个好觉就能恢复，年纪大的累了则很久才能恢复；年轻人倒头就睡，年龄大了很难进入深度睡眠……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弹性疲劳这一物理学原理在人体生理上的表现。这一物理学原理支配的人体机能在壮年后会逐渐下降，从根本上说是不可克服的，所以人总是要老的。但是作为个体来说，由于先天基因和后天的生活方式不同，在变老的程度上有快慢，寿命有长短。这也是哲学上的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因此，人生在世，面对诸多不由自己决定的事情，只能加强自身的自我修养，以保天年，而不要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作为精神寄托，不会获得成功，就像孔子要恢复周礼，老子要退回到小国寡民的自然社会状态一样。现在的一些老人还想四世同堂，一些年轻人总想一夜暴富等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作为追求真理的仁人志士，一般都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为功利所驱使。成功与否有天数，是否作为在自己。所以古人告诉我们：“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社会运动中也到处存在弹性及弹性变形现象，一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可以把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暂时压下去，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只要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和条件存在，专项斗争过后黑恶势力又会像解除外部压力的弹簧一样恢复原状。我们看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个东西，就不难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了。从毛时期就反对官僚主义，可是官僚主义至今不绝，而且愈演愈烈；在延安整风时，就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现在表现得更加突出。几十年整下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越来越严重，这个弹性不但没产生弹性疲劳，反而生机旺盛，原因就在于其具备变形、更生的自我生存或发展能力。根本原因还是其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不仅没被铲除，反而土壤更加肥沃，条件更加优越。再看看衙门作风，在毛时代就大张旗鼓的批判过，可是到了今天老百姓进衙门办事变得更难了。就在改革开放前，省市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工作证随便进入，现在哪里不是戒备森严？可见，衙门作风同样具有很强的弹性，在外力作用下缩短下去，一旦解除外力则很快就会恢复原状。这里就涉及到弹性系数K值和伸缩度X与外力作用F之间的协变关系，如果没有弹性系数或伸缩度，也就不需要外力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弹性不存在。在具备弹性的物质中，物体能保持其弹性，就是F的作用力小于或等于k.x之积。如果外力F超过了k.x之积，弹性强度被彻底破坏，解除外力之后就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的原理。但是社会运动比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复杂且多变，社会运动中各种力量的矢量及函数关系没法测定，因此社会合力矢量及其函数关系也就不可测量或计算。所以社会运动中的弹性变形及弹性恢复现象既普遍存在又很难根治。
再拿我们的个体生命来说，当人遇到事情时就会产生高度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以至于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于一夜之间白了头。等事情过后，精神松弛下来则感到四体无力，非常疲惫。好好休息调整一段时间，基本可以恢复正常状态，这就是典型的身体生物性弹性变形和恢复的现象。所以，人要有定力，要处乱不惊，遇到困难时将自己的行为做一些弹性收缩，以便对付外部压力。经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能挺过去就是一条好汉，这就是弹性恢复。
面对同样的事情，有人能挺过去有人挺不过去，这就是他们的弹性系数不同和在外力作用下的伸缩能力不同所造成的。同样面对绝境，有人认为是走到了穷途末路，如项羽自刎，认为是“天之亡我”，不愿过东江以图东山再起。有人面对困境，则用“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鼓励自己，能在困难时看到光明，增加信心，熬过灭顶之灾，又是春和景明。刘邦最终能战胜项羽，故然原因多多，但从个人素质来说，刘邦的抗压弹性比项羽好也是个重要因素。刘邦的军事才能远在项羽之下，一开始项羽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项羽身经70余战，没打过败仗，而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多次被项羽打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在一次战败逃跑中，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夏侯婴驾车将他的孩子拉上车逃跑。途中眼看就被追上，为了跑得更快点，他就一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后来又被夏侯婴下车捡起来，接着逃跑。“如是者三”，可见情急之下，他是何等的能忍者。这次战争，刘邦56万军队竟然被项羽3万轻骑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惨败他爹和老婆都成了项羽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那场著名的彭城之战。在后来的广武山对峙中，项羽要烹杀刘邦的爹，刘邦竟然对项羽隔岸呼喊：“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是何等的弹性强度和伸缩度。当然从道德层面说，也可以说刘邦卑鄙无耻下流，别说作为英雄的项羽做不到这点，就是一般的人也做不到。再看看项羽，在他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时还舍不得虞姬和他的骏马。他为此慷慨悲歌：“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连唱数遍，哭泣流泪，以至于左右皆泣不能仰视。这哪像一个身经百战，和刘邦相争天下的大将军之为？不说别的，单从这一点来说，项羽被刘邦打败也是必然的。他们之间这种个人心理素质形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出身不同造成的。项羽出身在贵族家庭，是楚名将项燕的孙子，这个家族具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英雄气、豪气和霸气。而刘邦则出身低贱，是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一贯游手好闲，凭他的地痞无赖之才当了个亭长，正碰上天下大乱，有了用武之地。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刘邦当然是英雄；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则无疑项羽是英雄。怎么评价他们，各人观点不同，结果当然大不一样。所以，杜牧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王安石说：“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可见对这两个人的评价，是多么复杂。是把失败痛苦和屈辱看成人生奋斗过程的必然经历而忍受，还是宁死不屈以保留高尚的人格尊严？是像陶渊明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是像韩信样甘受“胯下之辱”？这只能由各自掌握，由各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决定，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近年来不断出现高官跳楼自杀，这是他们面对反腐败的外部压力，出现了生存危机，这一危机摊到头上就是灭顶之灾，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有的人宁死不去坐牢房，有的人则好死不如赖活着，宁愿被判刑也不选择自杀，这就是由于他们的人生观不同决定的生存弹性和伸缩度不同的表现。有的人既可以做人上人也可以做阶下囚，有的人则不行；有的人既可以住高级别墅也可以滚稻草铺，有的人却不行；有人宁愿站着死而不愿跪着生，有的人则不这样。大千世界千姿百态，各有各的活法，人和人不可能完全一样。从人上人到阶下囚，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弹性系里的伸缩度x，要面对这个落差必须要有很强的弹性系数k。站着死和跪着生，表示出个人的弹性系数不同。同样的人，同样的弹性系数和伸缩能力，有人过得逍遥自在，有人整天疲于奔命，有人无所事事吃喝玩乐，有的人终生辛劳而不能养家糊口，这是因为他们生存的外部压力F不同，这个F值又是由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以及个人能力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当今社会，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和一个高干或富豪家的孩子相比，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不可能一样。把《红楼梦》中的板儿和贾环作个人素质比较毫无意义。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吧！孔子弟子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的无奈叹息。孔子要是生活在周公时代，怎么会困厄陈蔡，终生不得志呢？
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分子或原子，一生下来就面对一个既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这是当时的时空所决定的存在阈，不同的存在阈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环境，这就必然导致个体生命面对的生存压力大不一样。在这个外部条件F既定的情况下，要想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增加自己的弹性系数k值和伸缩度x值，这就要靠个人奋斗来实现。如果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以后还想再发展，或作阶级、阶层的跃迁，那就要进一步增加自己的弹性系数和伸缩能力，以改变自己原来的生存阈。人生越往上走，社会所需要的个人生存弹性系数和伸缩能力就越强，一个企业老板的存在压力肯定比一个生产线上的操作工要大，国家领导人存在的社会压力也远比普通老百姓要高。
人在社会中要改变自己的存在阈，一靠天时，二靠地利，三靠人和。这三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天时只能在等待中出现，地理可以在奋斗中迁移而改变。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原因是植物没有意志，不是自己想挪动，是被动的挪动；而人是高级动物，人是主动按照自己预定的方向和目标而挪动，挪动的结果一般会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为挪动而改变了生存环境的行为，在社会生存弹性系里就是改变外力作用F所造成的影响。当一个人具备很强的生存弹性系数和伸缩度时，他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会增强，适应能力强了才能够移动，要不然不仅挪不活还会挪死，就像下海游泳之前必须清楚自己游泳的能力一样，这就是“人和”——哲学上把这叫做主观能动性。这个主观能动性，只能在天时和地利的限制约束之内起作用。天时和地利就是个体生命所处的时空范围，这个时空范围就是人生存在阈。这个存在阈里的时间是一维的，只进不退，个人的作为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朝坏的方向发展；空间则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在一定的范围内改变。人生每上一个台阶，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因为那个台阶上站着的都是相对的更强者。这如同围棋比赛一样，不同的“段”竞争对手不同，所参与竞争的那个“段”越高要求的个人能力就越强。
值得注意的一个社会现象是，人类直到目前为止，大都还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努力，因此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即社会经济活动还是人们的最基本活动，所以人生的目标大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即便是表现为精神产品的文化艺术，也要用物质财富的价值符号（货币）来衡量，比如一幅名人字画的价值就是能到市场上换取多少货币量。于是文化成了产业，精神被物质绑架。一部书的价值，在出版商眼里就是它能卖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非主流的精神产品就没市场，即便这个精神产品会被后人敬仰膜拜，也改变不了这个精神产品生产者穷困潦倒，甚至杀头坐牢的命运。不信去看看哥白尼、伽利略、凡高等西方历史名流，再来看看鲁迅活着时如何“破帽遮颜过闹市”，柏杨差点没把牢底坐穿……如此等等，也就自然会明白这一切了。所以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在社会中生存需要更好的生存弹性和伸缩度。思想家从来都是供给后人崇拜的，活着时没一个是风光的，也没一个不遭受物质的困顿和精神的折磨，连庄子那样的洒脱者，也经常被物质所困，吃了上顿没下顿
弹性作用是物理学原理，所以无论什么人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它。比如一些腐败分子在反腐败的高压风头上会暂时龟缩起来，老老实实，特别低调，家中藏的钱能数坏几部点钞机，但他在外人眼里却是一贯的艰苦朴素，为人谦恭。这就是利用其弹性伸缩度来抗击外部压力。所以，把茅台酒放在自己食堂的小餐厅里喝，把高级会所放在不起眼的普通公寓里等等现象便应运而生。一旦风头过去，压力解除，弹性恢复，照样风光无限或挪窝做官，照样吃香喝辣。由此一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也应验了那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由此可见，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仅仅像刮风式的抓几个贪官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因为在古老的中国文化这块土壤上，权力的弹性系数和作用特别大。掌权者既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还可以乱作为；同时可以因人因地行使权力，也可以随便扩大自己的权力边界，更可以将权与利结合而互生或孪生——权与钱交换，权与权交换。在这个交换过程的同时，也就利用手中的权与利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弹性系数。由此就可以通过权与利减缓或解除来自外部的暂时压力F值。一旦外部压力解除，马上就能恢复原有的状态——俗称“有惊无险”。人们用一个词汇概括这种现象——叫反弹，就非常形象的说明了人的社会弹性作用。任何一项社会活动，如果是靠运动，像刮风一样，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等运动和风头过去，风平浪静，便会一切如故。留下的只是一些宝贵经验，供作用对象去总结和提高，以便将来变化形式，做得更加隐蔽。能躲过风头者，在以后的活动中其弹性系数和伸缩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一步。这就好比一个上钩的鱼，在即将拉出水面时而逃脱，这无疑将增加他今后的反钓能力，下次贪吃的时候会更加小心谨慎一些，因此就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现在流行的一句民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休闲。”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人体的潜能是很大的，这个潜能就是人体的弹性强度，弹性强度在弹性变形过程中产生的能量，可以用公式1/2 x²表示。这个能量在面对危机时会发挥到极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看到，一个柔弱的女性在保护自己的孩子时所表现出的巨大能量，并由此而吃惊。这说明她的潜能平时没被充分调动出来，在自己的孩子遇到危险时，便将其自身存在的生物性潜能猛地迸发出来了。这种生物性潜能弹性在动物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比如羚羊在躲避猎豹的追捕时，会把奔跑躲避的潜能充分调动起来；一个斗胜的狗怎么也追不上一个斗败而逃跑的狗。古人打仗遵从“穷寇莫追”的原则（这在《孙子兵法》中有论述），其实也是这一现象的表达。因为当面临生命危机时，任何动物的潜能都会被充分调动出来，所以军事上才会有“破釜沉舟”、“临于绝境而后生”的战略战术。这其实就是利用生存危机来调动人的战斗力潜能，因为潜能就是人的生物性弹性，这个生物弹性在没有外力作用时是隐藏起来的。因此没有压力就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人的生物性潜能，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把压力变成动力的力量来源。
对一个有远大理想和抱负者来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都要能利用自己的人生社会弹性和生物性潜能挺过去，则是一个必须的心理素质和个人修养。学会承受压力，并把压
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人生的追求和成败得失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不同的社会存在阈以及不同的个人素养，会产生不同的看问题参照系。因此，不同的人生观决定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各自的生存弹性系数和伸缩度。这是客观存在，是物理学原理在社会中的自然表达。所以听到有人跳楼，不要不理解；听到有人杀人放火，也最好先了解一下原因再愤怒；对“爱国者”与“不爱国者”的忠奸、贤愚等等，同样也要先搞清楚为什么？再去赞扬或谴责也不迟。历史上的岳飞“尽忠报国”，一心要“还我河山”，至死都认为是奸臣害了他，那史书也往往为尊者讳而被歪曲，说成是秦桧害了岳飞。仔细想想，不是宋高宗，秦桧有杀死岳飞的能力吗？岳飞至死不反抗，是因为他的能力被他的忠君报国思想所压制。他根本意识不到是否要追问一下，他报的那个国是他自己家的、是皇帝赵家的、还是广大中原人民的？这是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把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彻底弄明白。然而，如果今天再不明白这些，就显得更加可悲、可怜了。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尽管没有春秋战国时的文化自由和百家争鸣，但是人们的思想总是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其中有人愤世嫉俗；有人报复社会；有人呐喊；有人彷徨；有人浑浑噩噩，今日有酒今日醉；有人活不下去就自杀；有人则像陶渊明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消极避世……如此种种，人生百态，各自都有自己的道理和人生哲学。一些高官跳楼，那也是经过反复痛苦思考下的抉择，目的不过是以消失生命而解除痛苦，绝不是一时的糊涂和想不开。所以，但凡遇到不理解的人和事，不妨换位思考一下，最好是把一些社会问题还原到物理学原理上去思考，这样也许很快就会明白了。由此让我又不禁想起黑格尔那句名言“凡是现实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理性就是物理学性质，是物理学原理在社会中的反应和映现。物理学原理无是非和对错，因为它是自然哲学。
温度能改变人的生存弹性，所以人在安逸舒适的条件下会玩物丧志，不思进取。反之，在挨饿受冻时，则会调动最大潜能去找食物填饱肚子求生存。
人到老了就产生弹性疲劳，丧失了青春的活力与斗志。由此，应变力与活动能力都会下降。有鉴于此，我们的先人才谆谆告诫我们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人有了一定的疲劳强度，就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所以只能坐在那里回想往事。因此，在年轻时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一个远大的人生目标，这点对人生特别重要。人生观和人生目标这二者也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就不可能有高远的志向，即便有了高远的志向，也不会终身为之努力奋斗，遇到困难就会停下来或改变目标，或者是怨天尤人，归因于“天不助我”或“生不逢时”。不过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这点最难说清。依我看来，顺应历史发展方向建立自己的人生坐标系，并由为个人求生存的层面逐渐向为所在的社会群体利益而努力的层面过渡。也就是当实现了个人的衣食无忧，就要考虑为他人、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并尽力对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和问题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批判或改造。这样他面对的社会压力F值必然增大，因此要应对这个增大的F值，就必须增强自身的弹性系数k值和伸缩度x值。所以说在社会生存弹性系里，成大事者就必须要有较强的弹性系数k和弹性伸缩度x。
李继领先生
【作者简介】李继领，自号三一居士。释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求真一贯。现为太平书院院长，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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