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麦黄时
文/袁战利
难怪人们慨叹春短，眨眼，小满已过了。几场春雨过后，经历了一冬的麦苗便噌噌地往上窜，拔节，抽穗，扬花，灌浆，环环相扣，眼看着地里那麦穗一天天增粗变大，愈来愈饱满，真是地不欺人，眼看着又是一年麦黄时。
要是搁在前些年，这时节在田间地头就不乏有人指指点点了，说这是谁谁家的麦，是啥啥品种，你看长的多美。当然，不论谁庄稼务作的好坏都会有人说道。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改变。在那些以粮为纲，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的年代，每到夏收前，伴随着那滚滚麦浪泛着的阵阵麦香，庄稼人的脸上无不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因为从老辈人的口中从来没听过"二三月"（泛指春节后到夏收前的这段时间）的好，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只知道"二三月”是青黄不接，是最令人熬煎的时月，何来现在人们趁着春光，不热不冷，踏青赏花，有到处游山玩水的雅趣呢？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饥荒，七十年代人们肚皮渐饱，直到八十年代未才彻底摆脱了饥饿的困扰，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对良种和机耕机播的大力推广，农田水利设施的优化，另一方面也和化肥的普及还有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提高等都离不开。
记得《艳阳天》的开篇，作家浩然就描写了京郊农村人在熬过缼粮的漫长冬春季之后面对夏粮丰收磨镰刀的"嚯嚯"声。这“嚯嚯”的磨镰声里，饱含着庄稼人历经饥饿之后即将收获粮食的喜悦，这声音里有庄稼人的希望，也有庄稼人的憧憬。
直到本世纪初，每逢夏收前农村人都有上“忙集"的习惯。像镰刀、木锨、叉把扫子、簸箕筛子担笼搂麦耙等等都是可能要添置的对象。那时，平常人们也很少上集，所以每到年集和忙集是一年中最热闹的集。那时有自行车骑都是很不错的。路上多是步行的或拉着架子车的人，谁家要是套个马车上集，左邻右舍都跟着沾光，令人羡慕不已。
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逃离了土地，不再依附土地，大量的土地不是被征用就是被栽上了绿化苗木，或者圈而不建而致撂荒。不种地了，那些先前农忙用过的家什都不见了踪影，即使在的慢慢也都成了古董。总之，再也听不见那"嚯嚯”地磨镰声，再也看不见那忙集上喧嚣地人流了。
那时候人们把夏收叫三夏大忙，在外人员纷纷返乡，就连中小学生都要放了假去支援夏收。还没有开镰，村上的大喇叭提前几天就喊开了，反复强调夏收是龙口夺食，不得麻痹大意，不能有侥幸心理，务必做到颗粒归仓云云，就连广播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报着全省各县市的夏收夏播进度，天气预报也增加了播报的次数。
其实那时的夏收对于每个农家都是一场战役，千千万万个家庭汇聚起来就是一场龙口夺食的三夏大会战。除非卧病在床的病人和嗷嗷待哺的婴儿，真的是人人齐上阵，个个全参战。
我那时才学割麦，开始信心满满，可是不到一会儿，腰就疼的直不起了，脚、腿、胳膊、手、脸已经全然成了黑色，还有几次镰刀几乎割到脚面，真是危险。太阳炙烤着大地，热浪扑面，汗流浃背，真想坐到地头的树下去凉快凉快。可是每每至此，看见前面已经割到远处去的父亲，就很是惭愧！那时父亲虽已年过华甲，可他老人家干起活来丝毫不输给年轻人。父亲一天能割二亩地，我连一亩也割不到。直到后来几年，不管我割麦如何努力，技艺如何长进，也始终没有赶上我的父亲。
那时很少有人买饮料，到地里去都拿的水，嫌白开水没味，就放点糖精。但那时母亲必定会提前做好一坛黄酒，农忙时喝起来就很方便了。虽然也是要放点糖精的，但那比白开水里放糖精的味道却是要好喝得多了。每当母亲在炕头掀开坛盖时，那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直入五脏六腑，立马满屋子都是酒香了。正如歌曲《一壶老酒》中所唱的“那是妈妈酿的酒……”，如今母亲早已驾鹤西游，可是母亲那坛甘绵醇厚的黄酒却始终流淌在我的生命里，使我难以忘怀。
割麦艺不行，就全凭父亲和俩个哥哥割麦了，我就和弟弟拉麦，就是用架子车把满地的麦捆运到麦场里去。往往白天运不完，晚上趁着月光继续干。天气好了就一捆挨一捆先立着，但天气如有变化，就要马上码起来。母亲地里家里两头赶，其忙碌辛苦自不必说。就这样，只要天气不打搅，把地里的麦全部割完运到场里，少说也得四五天，这才算告一小段落，可以稍舒口气。
早些年没有脱粒机，全靠碌碡碾打。如若天气晴好，早上把麦捆解开，在麦场上按一定方向摆好，直到把麦场摊完为止，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半晌午还得用杈翻一两次，这样才利于脱壳。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农机户就那么一两户，整个村上也不过四五户，所以摊场碾打往往需要提前预约。即使如此，有些没面子的人常常把场摊好了，也迟迟轮不到自己，看着碌碡在别人场里跑，只能干着急。
地里麦子进了场，如果墒情好，还要见缝插针，不适时机地抢种玉米。为此，一个乡里干部为了强调适时抢种的重要性，竟说“这个玉米呀，早种一天么，就要早收十天！哪么早种十天呢……”发觉自己的话有问题，急忙打住，众人大笑，遂成为流传了好多年的一段笑话。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三夏大忙，多少人流了多少汗水，谁能说得清？抢收抢种，多少人把饭菜送到了田间地头、打麦场上，谁又能说得清？还有些年迈苍苍的老人，在忙过自家活路之余，还要在路边扫拾散落的麦粒麦穗，总是不忍糟蹋一粒粮食，就连路上散落的麦秸都会有人收拾回家。
碌碡进不了场，你还得前后跟着，不能大意，生怕谁中间插一扛子，又叫到别处去。好不容易等到碌碡进场了，那拖拉机跑起来也就那么一二十分钟，很快就碾完了。全家人齐上，翻场，等会儿教人家再给碾一遍这场才算完，接着就是抖场，收场。烈日、汗水、尘土、麦秸沫子飞扬。把长麦秸临时码起来，把底下的颗粒连同细碎柴禾集中到场子中间，收个大堆，这个场才算收完。
收了一场麦，晚上就要拉上架子车拿上木锨扫子被单在麦场等风扬场了。没有一丝风，只好先躺着，说是躺着又不敢睡实，似睡非睡的，眼睛还总是瞄着路边月光下的树梢，忽然那树梢摆起来了，真的摆起来了，你听，树叶也在沙沙作响。噢，风来了，不大不小刚好。打个机灵，赶快起来抄起木锨，先试一下风向，然后铲起一锨麦，迎着风朝上撇个园弧，只听唰的一声，麦粒落地，柴禾笖子随风飘落远处。好，就这样。一锨二锨，扬上几锨就要用扫子打去麦粒上没有被风吹走的麦秸棒棒。只要风不停，就扬个不停。很快，一个月牙形的麦弧就显现了，人就站在这个园弧的园心。最讨厌那贼风乱窜，没个定向，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弄的你就没法扬了，只得暂且休息，等风顺了再扬。如果有好风，一场麦也就一两个小时就扬完了。否则，就是折腾半夜也白劳无功。这正如庄稼人的口头禅：“风顺了能扬几锨？”记得第一次扬场的时候摸不着窍门，忙活了半天也没有成绩，多亏二哥及时赶到，风也给力，很快就把一大堆麦扬完了。从那以后，我才学会了扬场。
到后来有了脱粒机，碾场也就少了。用脱粒机脱粒就叫打麦，大机子需要几家互相帮忙，有时连着打几家的麦，连轴转是常事，直干得人困马乏，甚至连走路都打趔趄。尤其是把机口的人，既要眼疾手快，还要能根据麦的干湿掌握住量，喂的太多，机子咔住一掏半天，费时费力。一家打完，整个面部全成黑的了，跟美国黑人无异。还有在机尾挑麦秸的人，犹如上阵杀敌，那源源不断吐出的麦秸就好像汹汹如潮的敌人，偶而从机子飞出的麦粒或石籽就像流弹，打在脸上生疼。即便如此，这总比碾场要省事得多，少了许多环节，可谓一步到位，所以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打麦。打完麦，就只剩下收拾和晾晒了。在2006年以前还要上公粮，这也是当时每家农户的一件大事，也是当时各基层政府和防火一样是三夏期间的首抓工作。
取消了有二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全国亿万农民拍手称快。
早些年割麦时有大量的麦客，他们都是从商洛或甘肃来的下苦人。他们用汗水收获了简单地幸福，也不乏有人在此留下了值得回味一生的爱情故事。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联合收割机渐渐出现，直到后来普及，收费也更加合理，就彻底没有了麦客的生意，也彻底解放了千千万万的庄稼人。
据说八十年代的大雁塔周围还是一片农田，现在恐怕从大雁塔直到终南山下也找不到一片农田了。放眼望去，不是高楼林立，就是大片大片的绿化苗木。粮食不值钱，也就很少有人种了。
最近网上就某地农民把将要成熟的小麦割掉做成工艺品出售一事吵的沸沸扬扬，有人力挺农民，有人在谴责农民，说这是浪费粮食。农民辛辛苦苦种地，谁不想多卖钱？据说做成工艺品五十支小麦可以卖到五元钱，算算账，农民不卖是傻子？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谴责农民的人都是不种地的人，才是最浪费粮食的人。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四季更迭，岁月悄逝去无声。院子桐树上的揭鵖（bi）在亮嗓，布鸪在歌唱，黄骊马上就要上场，眼看又是一年麦黄时。于是，我想看那翻滚的麦浪，再想感受那带着泥土气的麦香，可是走出村外，哪里还有麦田啊？
没有麦田了，便不用在烈日下挥洒汗水了。可是，因时令而勾起的记忆总是会在这个时节泛起。
该来的鸟儿都来了。它们欢快的叫声告诉我，又是一年麦黄时。
作者简介：袁占利，户县人，一个热爱文学的六五后。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国青年报》发小文《毕业合影时》，后因生活忙于奔波，致弃笔多年，近年在《金户视野》、《秦川文化》、《作家前线》等纸刊及网刊发表作品多篇。一朝相识，永远的朋友！微信J37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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