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一切文学家，总是因为创作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学作品，才被人们称为文学家的。
——这是常识，大白话一句，本没有必要郑重其事地提出来加以申说。
然而，尽人皆知的常识往往正因其尽人皆知，反倒更容易为人们所忽略。
就拿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来说吧，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愈来愈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已不大有耐心坐下来通读一遍历代诗词总集，也不大肯下点功夫来做一做诗词别集或选本的注释工作，而热衷于拈大题目，发大议论，颇有楚霸王项羽年少时所谓“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的气派。
这里，笔者的意思决不是反对我们的古典文学工作者去发展形而上的学术研究，而只想重申并强调一个似乎从来没有人否认但也未见得人人都自觉遵循的治学规律：
登高自卑。无论多么宏观的文学研究，都植根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准确读解。
因此，对于古典诗词的研究者来说，增进作品读解能力的训练是最基本的训练，亟须不断强化；而对于古典诗词的研究来说，扩大读解规模、提高读解精度的工作则是最基本的建设，亟待重点投入。
区区这一管之见，并非无的放矢，实因有感而发。
近数十年来，起先是由于爱好，后来是由于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笔者仔细阅读了一大批诗词笺注本、选注本和鉴赏集。
其间，又曾应若干家出版社的邀请，担任过一些同类图书的主编或审订工作，经手审阅的文字，累计已不下一千万字。
通过这一系列的阅读和编审，笔者吃惊地发现，尽管迄今为止我们在古诗词的读解方面已取得了可以骄人的成绩，但此类图书中的知识性错误率之高，仍然令人瞠目结舌。
知识性错误条数近于、多于甚至倍于总页码的古诗词读物，比比皆是，少说也要占到此类图书的半数以上！
作者为讲师、副教授级者固无论矣，即便是教授，乃至名教授，或档次相当于教授、名教授的学者，有时也犯有按其职称、名望来说本不应犯的错误！
诚然，这些错误中有些是文献性质的问题，对于读解古诗词的妨害不一定很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误解，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我们对原作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把握。
前一类错误，尚不可因其小而加以轻忽；后一类错误关系较大，就更不能等闲视之、漠然置之了！
平心而论，古典诗词的错误读解，其责固无可逭，其情实有可原。
首先，古诗词是古人创作的，而古人所处之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我们今天大不相同，思想、感情的沟通殊非易易。
其次，古诗词是用古汉语写成的，而古今语言文字的变迁情况又极为错综复杂，对这一载体的掌握，亦有相当的难度。
其三，古诗词是一个自我完足的艺术系统，有一整套特殊的思维逻辑、表现手段和游戏规则，这也使我们在读解时必然会遇到重重障碍。
总之，古典诗词好比是古代诗人从遥远的星球上向我们发来的一封封无线电报。通过漫长的时间隧道，到达生活在另一时空中的我们手里，原先是用明码拍发的电报，尚且有可能变成或局部变成密码，更何况那些用典用事较多、文字扑朔迷离、本来就有准密码性质的作品呢？
解人难索，不独今日为然，古人也早有同样的感叹，而且说得更加绝对：“诗无达诂。”
这四字大可玩味！
“达”者，到也。“达诂”若译成精确的现代汉语，窃以为当作“到位的解读”。
所谓“到位”，也就是恰到好处，既非“过”，亦非“不及”，须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里的“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这标准自然是够严苛的，要做到确实很难。但认定其完全做不到，却未免太绝对了。
窃以为与其说“诗无达诂”，毋宁说没有一位举世公认的权威来裁判你的解诂是不是“达”。
一般来说，任何一篇作品，其最有信度的解释权，总是属于作者本人。倘若作者本人没有对自己的诗词作过明白的解说，那么一旦他驾鹤西去，他留给后人的作品也就成了一堆谜——好猜的或者不好猜的谜。
幸而爱较真的学者大都有喜欢猜谜的天性。于是乎，尽管“诗无达诂”，可千百年来，历朝历代都有许许多多的学者在起劲地“诂”，执着地“诂”。竞揽一篇之胜，争探一字之奇。愈是难解的谜，愈是注家蜂起；愈是名家名作，愈是聚讼纷纭。
治丝益棼、愈讼愈糊涂者诚有之；但更多的则是愈辩愈明，愈辩愈接近真理。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除了像李商隐《锦瑟》诗那一类难度近乎“哥德巴赫猜想”的作品，多数古诗词还是有可能获得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解读。
这就在特定的范围内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命题——诗有达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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