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的婚姻情感生活
——四次婚姻和十个子女纪实（连载之十一）
（四）第四个小孩。
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第四个小孩是女孩。
1935年2月中旬，红军准备二渡赤水河。贺子珍腆着肚子跟随中央红军部队，穿行于滇、黔、川三省之间。
一天，天灰蒙蒙的，不一会儿又下起雨来。在经过一座小山时，贺子珍坚持不住了，艰难地说：“我可能快要生了。”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马上上来搀扶着她。
当时，天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敌人追兵。一阵阵剧痛，使贺子珍和休养连渐渐拉开了距离，但离宿营地至少还有二十里路。
小吴觉得这样不行，就跑上前去作了报告。过了一会儿，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及董必武、邓颖超、钱希钧和李治医生等人返了回来，扶着贺子珍上了担架。
天开始暗了下来。贺子珍的阵痛越来越频繁，看来是无法坚持到达一个叫白沙的小村庄宿营地了。恰好路旁有一个无人居住的草棚，看来只好将就着在此接生了。
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苦命的小女孩，在风声、雨声、枪炮声中来到了人世。
此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也刚刚生下一个女孩。邓颖超说：“这一对宝贝真是红军长征中飞出来的两只凤凰啊！就叫她‘双凤’吧！”
突然，后面枪声响了起来，军情十分急迫。面对这时的小孩，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但谁也没有说话。钱希钧脱下了自己的上衣把孩子裹好，贺子珍艰难地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仅有的四块银元，递到了钱希钧手里。钱希钧抱着孩子走了出去。
“第四个……第四个……”贺子珍痛苦地自言自语着，泪水在脸颊上无言地流淌着。
过了一会儿，钱希钧空着两手回来了。说在山腰上找到一户苗族人家，把小孩交给了一个看上去眉慈目善的老阿婆。
同志们抬着贺子珍又上路了。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站在路边张望。原来，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生小孩了，正在路边等候母子的消息。
董老忙走上前去向毛泽东“请罪”。毛泽东说：“你们处理得对。行军路上一律不准带小孩，是中央的规定，我们都要执行好。”
毛泽东走到贺子珍担架前，看到贺子珍满眼的泪水，愣了一下，刚毅地对她说：“子珍，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舍下自己的下一代。现在，我们只能这样了。我们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也参加革命，我们日后还是有可能见面的；如果不参加革命，那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吧！”
自从“双凤”生下就送人后，不知是死是活，就再也无人知晓其下落。
几十年岁月流逝，她是否还健在？她的命运如何？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是新闻媒体与大众不时谈起的一个话题。
后来，四川《西南商报》记者、“南方长征图书展”发起人李崎，从成都出发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经过的川滇黔地区，进行“一个人的长征”，独自穿行在叙永、古蔺、镇雄、威信、毕节、贺章六县市，走访不少知名知情人士，决心为毛泽东和贺子珍留下的“长征女婴”寻一个答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云南省威信县宣传部的大力协助下，李崎来到该县水田乡花房子（博古交权给洛甫的地方），终于寻访到当年寄养“长征女婴”的见证人、现年89岁的郑全明和87岁的林成美夫妇以及相关人员，大体理清了“长征女婴”（现名熊化芝）的来龙去脉与具体经过。
红军长征时贺子珍已怀孕五个月。1935年2月上旬，随红军卫生部修养连从四川叙永县石厢子进入云南威信（扎西）境内的贺子珍，肚子开始隐隐作痛，不久在路边产下一名女孩，人称“长征女婴”。
据郑明全老人回忆，红军路经水田寨时正值农历春节，一天苗族邻居熊智奎来找郑明全，说有人送给他一个女婴，他本人已有两个孩子负担够重，问该不该收养？
郑明全说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家里穷他可以想法提供一部分粮。就这样，熊智奎同老伴便将其收养，大家都叫他“毛妹”。
五岁前家里人不准毛妹随便出门，天天在家看屋，偶尔到邻家接点木炭火。比毛妹稍大一点的两个哥哥有时欺负她，说她是拣来的。有次她去姨妈家拿盐巴，姨妈悄悄告诉她，也说她是熊家拣来喂养长大的。
毛妹长大后正式取名熊化芝，后来养母改嫁又把她带到四川叙永。1947年，12岁的毛妹被送回威信，给双河天池村杨家做童养媳。成年后就嫁给杨洪明为妻。杨洪明解放后参加剿匪，当过联防队长，以后一直供职于威信县食品公司。
毛妹为他生养了三个女儿：杨庭艳、杨庭花、杨庭玉。大女儿现在威信县第一幼儿园任教师，毛妹仍居双河，同两个小女儿生活在一起，安度晚年。
毛妹虽然不识字，但口才好，年轻时聪明伶俐十分活跃，无论织布种地、开荒造林、兴修水利都很积极，常被派到外地参观学习。由于工作出色，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还曾被选为云南省人大代表。
毛妹是在水田乡花房子（毛泽东1935年2月5日在花房子政治局常委会上分工参与军事指挥，从而进入最高领导层，成为头号人物）长大的。她身材高大健壮，高有1米68，五官气质都不像本地苗族妇女。五十年代初北京派人来水田找过毛妹，那时她和家人已经搬走了。
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那天，贺龙元帅的警卫员张秀清专程赶到威信看望熊化芝，仔细比较对照毛泽东、贺子珍与熊化芝的照片及相关年代和资料后，亲自将熊化芝带到扎西会议陈列馆，在毛泽东巨幅画像前与其合影留念。
时任中共威信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宗德云，也曾找熊化芝及其亲属座谈，准备把熊化芝的血样和头发送北京作DNA鉴定，但被熊化芝婉言谢绝了。她说：“只要毛主席心里有我这个女儿就行了，他老人家生前不是说过让我留在民间做个老百姓吗，我现在已68岁，是也老了，不是也老了”。
2005年1月，湖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共同撰写的专著《两个人的长征》，公开将毛妹（熊化芝）及其三个女儿的照片曝光刊出，并在书中写道：“如果熊化芝（毛妹）真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留下的女儿，她的经历就该是当年甚至任何一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家族的传奇和秘密以及命运的反复无常一向让我着迷。”
（五）第五个小孩。
1937年，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
元旦刚过，一天，毛泽东的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到刘志丹家里，对夫人同桂荣说：“快！贺大姐要生小孩了，毛主席请你快去！”
同桂荣急忙拿起头几天已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小跑来到贺子珍所在的岗楼。岗楼十分简陋，外面北风呼啸，里面四面透风。同桂荣生气地说：“怎么挑选这个鬼地方？”
“石窑里太潮湿，是她自己跑到这里来的，”毛泽东回答说：“那怎么办？”
“来不及了，只好在这里了。”
过了一会儿，医生也闻讯赶来。七手八脚一阵忙活后，又一个女孩呱呱落地了。女婴经历了初生的挣扎后，睡在襁褓中安安稳稳地躺在毛泽东宽大温暖的怀抱里。毛泽东仔细端详了一阵，对贺子珍说：“女儿像你一样清秀、文静。”贺子珍听后，脸上露出了既疲惫又幸福的微笑。
这时，邓颖超来了，抱起细细嫩嫩的小女孩，怜爱地左看看、右看看，心疼地说：“真是个小娇娃，一个小娇娇。”
还没来得及给女儿起名字的毛泽东，听到邓颖超这话，顿有感悟：“对！就叫她娇娇。”贺子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于是，娇娇就有了这一个平平常常、清清亮亮的名字。
这一年，毛泽东44岁，贺子珍28岁。
1937年10月，贺子珍去苏联治病、学习，娇娇则留在延安，先由保姆带领，不久被送到一对参加过长征的夫妻那里抚养，两岁时被送进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
1939年12月，按阴历计算，娇娇已经4岁。毛泽东知道他和江青结婚后贺子珍的痛苦和寂寞，就决定把娇娇送到苏联陪伴母亲。
同去苏联的，还有朱德女儿朱敏、罗亦农儿子罗西北和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王继飞三人。飞机起飞了，毛泽东挥手告别。
娇娇她们从延安出发时乘的是一架苏联轰炸机，先从延安到新疆，再转机去苏联。而新疆迪化机场是由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如果让国民党发现机上有四个共产党的孩子，其中两个还是朱、毛的骨肉，后果可想而知。
几个孩子怎样才能混出机场？机长别洛夫上校和领航员想了个办法，飞机下降时先叫孩子们藏到机翼里，以躲避国民党人员上机检查。尔后，将孩子们连头带脚卷起来，将孩子们卷进行李卷，吩咐几个小孩不能说话、动弹，把他们当做行李扛下飞机。
这样，原来四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就变成了四个长形行李卷。一卷进行李卷，顿时像关进了黑洞里面，个个感到眼黑胸闷，但谁都不敢大声喘气。开始，大家都担心最小的娇娇没法坚持。然而，险恶的环境早已使年幼的娇娇过早懂事，始终坚强地坚持着，没有发出过一点声音。所幸的是，地勤人员很快过来扛走了“行李”，谁也没有产生过疑问。孩子们终于顺利出了机场，平安到达迪化八路军办事处。
在八路军办事处，娇娇见到了在新疆先任省财政厅代理厅长、民政厅厅长，后任新疆商业银行理事会理事长的叔叔毛泽民。毛泽民给娇娇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十几天后，有了去苏联的飞机，终于有惊无险地来到了莫斯科。
一天，国际东方大学一位老同志对贺子珍说：“你的女儿娇娇来了”。贺子珍听后笑着说：“别开玩笑了，我不信。”来人收住笑容，严肃地说：“子珍，我没骗你，你快去看看。”
贺子珍半信半疑地跟着老同志来到共产国际办公楼东方部。一进门，见到一个挺神气的小姑娘坐在小凳子上。贺子珍马上认出正是自己的女儿，“娇娇，娇娇！”一把搂住，亲着，抚摸着……
女儿从天而降，贺子珍那已干涸的心顿时注进了一泓清流，她感到由衷的高兴，愁肠百结的她精神为之一振。
自此，娇娇送入市郊的莫尼洛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在苏联开始了八年既愉快又艰难的童年生活。一直到1947年秋，随贺子珍、毛岸青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49年4月，贺怡带着娇娇和毛岸青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一次，毛泽东对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
不久，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上中学了。上学前，毛泽东准备为其改名。一天，毛泽东对娇娇说：娇娇是你的小名，现在长大了，不好再这么叫了，要有个学名。于是，毛泽东想起自己在延安时曾改名“李德胜”，又根据她和江青所生的女儿取名李讷的情况，为娇娇取名“李敏”。并拿出字典指给娇娇看，其“敏”字，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和《论语·公冶长》中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希望她们成为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人。
在工作和学习方面，毛泽东对子女的要求是很严的，但对子女的婚事，却主张恋爱自由。李敏上北师大后，遇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孔令华。不久，两人就产生了感情。孔令华的父亲叫孔从洲，原在杨虎城将军的部队，西安事变时任十七路军警备二旅旅长，兼任西安城防司令。解放后曾任沈阳炮校校长，后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对孔令华家人及其父的这些情况，李敏却不大了解。
一天，李敏给爸爸谈起与孔令华谈恋爱的事。毛泽东就问李敏：男朋友叫什么名字？他的父亲是谁？现在做什么？李敏红着脸答不上来。毛泽东就批评说：你现在大了，谈恋爱我不反对。但你谈恋爱，却不知道他父亲是谁，你怎么谈恋爱？李敏争辩说：我又不是跟他爸爸谈恋爱，我们都是八一小学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我想他父亲肯定也是个干部，所以我也就没打听他爸爸做什么。毛泽东就说：那也得问清楚后再谈。
后来，李敏就问了孔令华，了解了他父亲的基本情况。然后将相关情况讲给爸爸听。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那我认识，挺好的。
孔从洲知道儿子的恋爱情况后，开始颇有顾虑。当毛泽东得知后，对孔从洲讲：儿女们的婚姻大事，由他们自己做主。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干涉人家的自由嘛！从而打消了孔家的顾虑。
1959年8月下旬，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后回到北京。28日，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李敏和孔令华在中南海的家里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结婚仪式。参加婚礼的有30多人，摆了三桌喜宴，每桌八个菜：鸡、鸭、鱼、肉和蔬果。
这一天，毛泽东特别高兴，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泽东，与来宾频频举杯。他举着酒杯向孔令华和李敏祝福：“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接着又风趣地说：“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
毛泽东这一诙谐调侃的话语，逗得在场的人都大笑了起来。
一年以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后来又生了个女孩，名字分别是孔宁宁、孔东梅。
（六）第六个小孩。
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时，已有孕在身。
1938年6月，已在东方国际大学学习的贺子珍，在莫斯科生下了第六个小孩，是个男孩。
小孩长得长手长脚，脸上胖乎乎的。一天，毛岸英和毛岸青去看贺妈妈。毛岸英对贺子珍说：“贺妈妈，这个小弟弟太像我爸爸啦。”后来，贺子珍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里写道：“我生了个男孩，长得很像你。”这是后话。
贺子珍笑着说：“是呀，他和你们都是同一个爸爸呀，都姓毛哩！”
毛岸英高兴极了，问道：“他姓毛，叫毛什么呀？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吧！”
“好呀！取个什么名字好呢？”贺子珍开心地问道。
毛岸青一听，抢先发言：“哥哥现在叫谢寥沙，我叫戈勒，小弟弟就叫他喀秋莎吧！”
“什么？喀秋莎？你知不知道，喀秋莎本是个女孩的名字，现在是火箭炮的名字。”毛岸英大加反对。
听到兄弟俩的争论，贺子珍不禁“扑哧”一下笑了。她思考了片刻，说：“那就叫他柳瓦吧。今后，你们就管小弟弟叫柳瓦。”
“好啊！我们有个小柳瓦弟弟了！”毛岸英、毛岸青开心极了。
贺子珍前后怀孕生育过六次，小柳瓦是唯一出生后享受到母爱的孩子。对于他，贺子珍自然十分喜爱、无比珍惜，心里荡漾着一个母亲无限的暖意。
可是，莫斯科很快进入了严寒的冬季。寒潮袭来，气温骤降。小柳瓦所在的幼儿园，生活设施和卫生条件都堪称一流，但医疗水平却较差，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能力很低。
随着寒潮袭来，托儿所流行了伤寒流感，几十名小孩全都交叉感染了，小柳瓦也不例外，且很快转为肺炎。当时，对于肺炎，还没有什么特效药，托儿所里只能给他喝一点盐水一类的东西。出生才几个月的小孩，终于敌不过疾病，这个还不满周岁，还没学会喊妈妈、叫哥哥的小柳瓦，就这样可怜地离开了人世。
当贺子珍匆匆赶到托儿所时，看到的已是僵硬的身子了，不禁悲从中来，嚎啕大哭，久久地抱着已经变冷、僵硬的小柳瓦尸体，不愿放手，不肯让战友们把他埋掉。最后，其他人只得强行把死去的孩子从贺子珍手里抱走，埋在校园里。（待续）
编者简介:杨雄彪（又名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任税务稽查局局长8年，在参与查处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中，荣立三等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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