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伟人毛泽东的婚姻情感生活
——四次婚姻和十个子女纪实（连载之十）
二、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六个小孩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十年的患难夫妻、战斗伴侣。从1928年5月结合到一起，先后生育了六个子女。其中，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一）第一小孩。
1929年6月3日，红四军再一次攻占了福建龙岩，成立了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贺子珍跟着红军一起来到了龙岩。在龙岩，在曾志的细心照料下，她那个在肚子里就开始经受战争磨难的女儿出生了。当毛泽东看到女儿时，笑了笑对贺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个好地方才出生。”
毛泽东的话，把贺子珍逗笑了。这一年，贺子珍刚满19岁。
生下孩子后，作为母亲的贺子珍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把孩子天天带在身边。但是，处于战争年代的一个红军战士，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所有在红军中出生的孩子，只要部队开拔，都得和父母分开，不是送回老家，就是寄养在老百姓家中。这是战争的特殊环境造成的，毛泽东的孩子当然也无法例外。
因此，孩子刚生下来，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
“子珍，现在我们只能先把孩子寄养出去。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是个坚强的人，硬起心肠，咬着牙答应说：“好吧！”
几天后，敌军主力赶来。为诱敌深入，红军主动撤出了龙岩。考虑到红军很快会打回来，毛泽东没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而把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户老百姓家里，让贺子珍产后多休息几天。
6月29日，红军第三次攻占龙岩。贺子珍带着女儿回到了城内。但在召开的红四军党代会上，因党内意见不一，毛泽东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决定让他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因此，贺子珍不得不与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分离。
那天，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包好，紧紧地把她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去，把事先准备好的二十元银元一起交给了那位大嫂。贺子珍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只感到心里空荡荡的。当毛泽东回家后知道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已送走寄养时，皱着眉点了点头，拍了一下贺子珍的肩膀，什么话也没有说。
当时，他们都有一个侥幸的想法：同女儿的分离是暂时的，也许很快就可以见面。但他们俩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位只在身边呆了20多天的女儿，与父母竟然是永远的离别，再也没有相见。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下龙岩。可是，当他们委托毛泽民夫妇找到昔日寄养孩子的那户人家，打听孩子下落时，了解到那户人家的户主叫翁清河，是个鞋匠。可鞋匠夫妇却回答说：孩子已不在人世了。
时光荏苒。1963年的一天，贺子珍来到哥哥贺敏学的家，又谈起寻找寄养在龙岩和贵州的两个女儿的事。贺敏学摇摇头说：人可能活着在世上，但要找到是难上加难。
“为什么？”
“你连在贵州什么地方送走的地点都说不出来，任何凭证也没有，茫茫大地怎么去找呢？要找，也只有龙岩那个女孩试试看。”
于是，贺氏姐妹开始了艰苦的寻找过程。贺敏学曾在福建当过副省长，倒是有不少熟人帮着找。然而，人还没找到，一场“文革”风暴就把贺敏学打入了牛棚。
直到1971年，一个叫罗万昌的老红军，从省城被“遣送”回龙岩老家，住在橄榄岭一所旧公寓里。交往中，经常听到毛泽东的大女儿尚在龙岩的传闻，即与老上级贺敏学透露了此事。贺敏学委托他与另一位老红军张华南调查此事。
这时，翁清河已去世，他们就找到其遗孀林古姑及女婿苏仁鸿，了解到贺子珍女儿并非病亡，而是红军走后怕国民党报复被翁清河丢弃的实情。后又走访了80岁的老人陈铁成及知情者陈三姑，了解到女孩被丢弃在南门酱酒店。据此，他们又找到迈三仔，迈三仔的母亲是当初拾捡女婴抚养的人。一问迈三仔，才知道其母拾养女婴不久，又将她转让于人了，先转让给了同乡傅森盛，傅又转给了一位叫张先志的山东人。迈三仔还提供了山东汉子张先志的一些情况。
于是，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傅森盛。找到傅森盛时，他已年过80。但他年数虽大，记忆力却很好。他说：张先志的老伴去世后，又由他母亲牵线，将已5岁的小女孩转给迈四仔，最后由迈四仔妻子邱兰仔收养。查找到此，情况已经清楚：当年这个女婴，现在龙岩县医药公司工作，并担任了第一门市部主任，名字叫杨月花。
1973年初，罗万昌将调查材料送到已在福建省军区的贺敏学手中。贺敏学十分高兴，忙将材料寄到中共中央转周恩来。但此时周恩来已患癌症住院手术，此事暂时被搁了下来。
8月，贺怡的儿媳周剑霞来看望舅舅贺敏学。贺敏学就要她去龙岩亲自与杨月花见面，进一步核实她的身世，并查验其右腿腋有一块黑痣和膝盖前有二颗小黑痣的胎记情况。
一天，周剑霞和罗万昌等人一起去杨月花家中。杨月花见来了不少客人，很热情地泡茶倒水，大方地与来人交谈。
但是，如何才能查验其黑痣呢？大家犯起了愁。突然，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她一边用手提起裤腿，一边大声叫喊：“有跳蚤。”大家一楞，随即理解了其用意，也都纷纷提起裤腿假装找跳蚤。杨月花不知是计，也高高地挽起裤腿，不知不觉，杨月花右膝上的两个小黑痣暴露在众人面前，心里一喜：毛泽东的长女终于找到了！
接着，罗万昌夫妇就把杨月花的真实身世告诉了她本人。杨月花对这晚来的亲情非常兴奋，也特别珍惜。
回到福州后，周剑霞高兴地对贺敏学夫妇说：“杨月花的脸庞很像毛泽东，动作举止也很像我姨妈。”
1973年8月，组织上调杨月花到县电影站工作，并担任副站长兼党支部副书记。
国庆节前，县革委会宣传组组长杜方英来到电影站，说要带杨月花到上海检查治病。说是“治病”，其实是贺敏学安排去上海“母女相会”。
但遗憾的是，在上海，她们没有遇到事先约好接头的贺怡儿媳周剑霞，因而找不到贺子珍的住所。就在进退两难之际，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特地赶到上海告诉说：“贺敏学交待，若在上海找不到贺子珍，就到福建去找他。”
杨月花听了，只在上海过了个国庆节，第二天就回到福州，她的上海认母之行就这么匆匆结束了。至于周剑霞为何没来？贺子珍为什么没让她相见？个中缘由不得而知。有人分析认为，估计是贺子珍精神病时好时坏，为避免失散多年的母女相见而引发强烈的刺激，贺敏学取消了原来的决定。
到了福州，杨月花见到了舅舅贺敏学。贺敏学一见到外甥女，老泪纵横：“月花，我们终于把你找到了。你妈妈身体不好，眼下怕受刺激加重病情。你放心吧，以后会安排你们相见的。”
因那时还处于“文革”末期，江青正处于大红大紫之时，虽然杨月花已被证明是毛泽东长女，但由于种种原因，杨月花不仅没有与毛泽东相认，甚至与贺子珍的面也一直没见上。
（二）第二个小孩。
1932年3月，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后毛泽东赶到福建长汀，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随后随红一军团出发。这时，贺子珍肚子已很大了，孕期反映严重。不久前，她刚刚流过产。为防止发生意外，这一次就没让她随军行动，住进了长汀福音医院。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长汀福音医院里生下了一个男孩。贺子珍按毛岸英他们排下来，为这瘦小的男孩取名为岸红，小名毛毛。
贺子珍产后半个月左右，毛泽东因在10月的宁都会议中，其正确意见不仅没被采纳，反而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就请了病假来到长汀休养。
毛泽东来到长汀的第二天，就手提一个瓦罐子到医院看望贺子珍。原来，毛泽东用发来的休养费买了一只大母鸡，杀净烹好犒劳产后的贺子珍。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弄一只鸡是十分不容易的。贺子珍闻到鸡香，心中感到无比的幸福。
这个小毛毛，长得既像贺子珍，更像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喜欢，经常跑到医院去看望，又是亲，又是摸，享受着天伦之乐。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临行前，毛泽东、贺子珍把小毛毛托付给留下打游击的弟弟毛泽覃和贺怡夫妇。他们最初把毛毛安置在奶妈刘锡福家。苏区被敌人占领后，毛泽覃率领的独立师，在向福建转移前，怕毛毛被人发现，又将毛毛领出来安置到瑞金的一个警卫员家里。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和那位警卫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瑞金也多次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清洗。在敌人的残酷血洗中，警卫员的家不得不转移他乡，但具体搬到了何处，谁也说不清。因此，小毛毛在何处就成了一个难以追寻的谜。
1950年春，贺怡到江西吉安地委担任组织部长。一次，她因公出差在广东，接到地委一个电话，说是可能已经打听到小毛下落了。贺怡为了早点找到小毛，不顾天黑路崎，也不顾途中土匪的猖獗，毅然连夜驱车往回赶。
吉普车在颠簸不平的泰和至吉安的公路上疾驶，当车子沿着既陡又弯的下坡路俯冲时，突然对面的小山坡上出现了火把，贺怡机警地说道：“有土匪！”警卫员马上命令司机刹车。在这危急的关头，驾驶员由于一时紧张，踩错了油门，吉普车不但没有刹住，反而加大了俯冲的速度，车子直冲大桥。结果，吉普车翻落河中。
第二天早上，翻入河滩中的吉普车被一位农妇发现。当她把贺怡从车里拖出来时，发现贺怡早已断了气，两个警卫员和司机也都牺牲了。
贺怡车祸身亡，贺子珍十分悲痛，一下子病倒了。
1952年，又有消息传来：说在南京找到了小毛毛。贺子珍听到后，立即去南京辨认。小毛毛没有特殊标记，贺子珍就主要看以下三点：一是看这个小孩像不像她和毛泽东；二是看是不是油耳朵；三是看有没有腋臭。她认为，她生的小孩都遗传了毛泽东这几个生理特点。她看过后，三条都像，认为这就是她的小毛毛！
谁知，另有一位烈士的妻子已经认了这个孩子，坚持说这是烈士的遗孤。为此，双方为这件事发生了争执，并说贺子珍是抢她的小孩。
当时，还没有DNA亲子认定技术，贺子珍和那位烈士妻子为此事闹到中组部。中组部经过一番调查后，结论是革命烈士的遗孤。但是，贺子珍不同意中组部的这个结论，认为他就是毛岸红，因此一直继续保持来往。
1954年，贺敏学到北京开会。会议期间，毛泽东派车接贺敏学到住处谈了两个多小时。贺敏学汇报了福建有关情况，最后谈到了小毛一事，还拿出照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小毛的寻找经过，还问到孩子读书如何。最后，毛泽东说：“这事我也不好管，你来管他，照顾他。”还说，你可以找一找邓小平。当时，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任总书记。
事实上，对于寻找战争中失散的子女，毛泽东以革命家的气魄一贯持不赞同的态度。早在1949年贺怡到香山去见毛泽东时，就提出要去把小毛找回来，但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说：农民辛辛苦苦地养活了他这么多年，把他领回来，对不起农民。贺怡坚持要去找，两人谈崩了。毛泽东只好动用军纪，喊着口令：立正！贺怡只得立正。这才停止了争吵。
1970年初，贺敏学的女儿要结婚，刚好“小毛”也准备结婚。贺敏学就将两桩婚事一起办，他在上海张罗主持了“小毛”的婚事。
婚后，“小毛”生有一个女孩。“文化大革命”中，“小毛”给贺敏学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得了肝癌。贺敏学立即给他回了一封电报，让他到上海一家医院去找他认识的院长。但是，电报还没有到，“小毛”已经病逝了。
（三）第三个小孩。
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第三个小孩也是儿子，于1933年出生于沙州坝，由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接生。因为是早产，出生三天后夭折。
（待续）
编者简介:杨雄彪（又名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任税务稽查局局长8年，在参与查处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中，荣立三等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