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情相悦，不只是花前月下、你侬我侬的甜蜜，难能可贵的是同呼吸，共命运，风雨之中相互支撑。而现实世界多见的是，同享乐时你恩我爱；倘遭时变，则形同陌路，夫妻反目。见惯了背叛、抛弃、举报、出卖，或迫于生计，或谋求利益，或以“革命”名义“大义灭亲”，洗白自己，似都有合理性。在历次政治洗牌中，这类老套故事都会在一些达官显贵名流富豪身上一演再演，令人唏嘘。好在，还是有不离不弃、忠贞不渝的故事，让人生不至于太过灰暗。

苏轼词有一脍炙人口的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 从字面看，这句诗平白如水，看不出什么文采。但这平淡的诗句后，却藏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其实，此句并非苏轼原创，而是出自一歌伎之口。

大宋朝在赵匡胤开国时便立规“不杀文人”，因而相对于其他朝代，宋代文人是幸运的。当然，“不杀”可并不意味着文人就有了言论自由，“政治正确”什么时候都是要讲的。不过有了“不杀”的底线，文人的精神领地便稍宽松些。也正因如此，文人便难免有些不合时宜的言词，触犯当朝。虽然一般不致因言送命，但惩罚是免不了的。宋代对于妄议朝政者最多见的处罚就是贬谪，如苏轼一生就遭逢三次贬谪。

公元1709年，苏轼这个文坛领袖被人告发，说其诗文多处讥讽朝政。当然，这种指责多数是牵强附会，欲加之罪。但宋神宗对此类举报是宁可信其有，办案人员更清楚该如何无中生有，由此酿成 “乌台诗案”——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经典的一桩“文字狱”。此案中不仅苏轼险些送命，凡与他有文字唱酬者都受到牵连，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巩。

王巩（字定国），是北宋名相王旦之孙，根正苗红，文采风流，与苏轼是至交。苏轼知徐州时，王巩曾专程拜会，二人吹笛饮酒，乘月而归。徐州有一名楼黄楼，为苏轼主持修建。二人登临黄楼之上，迎风感兴，好不快哉。苏轼谓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二人气味相投，自然都有些不为时人所容之品性。“乌台诗案”发，王巩即被人举报与苏轼“阴同货赂，密与宴游”，由秘书省正字被贬至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王巩是“乌台诗案”涉案者中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令苏轼深感歉疚。

王巩得势时，家中养有一班歌伎，经常是歌舞饮宴，怡然自乐。谁料风云突变，一夜之间，王巩由著名文人、朝廷命官要被贬至岭南蛮荒之地。遭此骤变，那些本来看重王巩的名声、地位、钱财的家奴歌伎纷纷作鸟兽散。但其中一位歌伎却未离开，她名曰柔奴（又名寓娘），姓宇文。柔奴生于洛阳，宇文氏本是贵胄后裔，柔奴父为御医，家境优裕，后来父亲犯事被诛，母亲惊惧而亡，柔奴被叔父卖入行院做艺伎。后被王巩赎身，入其门下，因其聪慧伶俐，能歌善舞，因此甚得王巩宠爱。王巩见她不愿离去，劝道：此去岭南瘴炎之地，遥遥无期，生死未卜。以卿之才貌，可另奔前程。柔奴道：奴意已决，愿随先生到天尽头。

在宾州期间，王巩贫困交加，两个儿子因病先后去世，自己也久病难愈。幸有柔奴无微不至悉心照料，且时以歌舞相娱，二人相濡以沫，苦中作乐，虽然时常饥肠辘辘，但却爱意满满，精神上是充实的。

五年之后，王巩结束了流放生活北归，与苏轼重逢。苏轼设宴接风。他看到历经风霜的王巩，精神依然矍铄；柔奴也不见老，反而更加水灵靓丽，谈笑间似乎散发着岭南梅香。苏轼关心地问道：岭南的生活很苦吧？柔奴微笑着淡淡地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一个歌伎，不仅痴情不渝，且有如此放达之胸襟，令苏轼大为感慨，遂为柔奴写下《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大意是：王巩，这如玉般风神俊朗的男子，令我羡慕，连上天都怜惜他，赠与他柔美聪慧的佳人相伴。寓娘清亮悦耳的歌声从红唇皓齿间流出，犹如清风吹来、雪花飞舞，炎热的岭南顿时变得清凉宜人。归来时，岁月的风霜没有给她留下多少印记，她反倒显得更年轻了，微笑间散发着岭南梅花的清香。问她岭南的日子何其艰难，她淡然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论情柔似水，为爱坚如玉。柔奴，奇女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