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躺进了医院，这都是因为我的原因。那天清晨6点多，妻子下床要上卫生间，这几天妻子脚痛得历害，得由我扶一把。那天我刚准备扶，手机响了，我右手把手机放到耳边，左手去搀扶妻子的胳膊，谁知妻子突然身子失去平衡，整个人朝前倾斜，而我右手正拿着手机接电话，左手一下扶不住妻子倾倒的身躯，眼看着妻子朝前胸部、头部摔倒在地。

        慌忙中我丟掉手机，双手使劲扶起妻子。妻子先是靠墙坐着，叫我不要乱动。过一阵扶上床后，妻子说胸前疼得历害，我安慰说躺一下再看。这时手机又响了，是“中国网＂岳阳站的老杨接我去岳阳县公田镇的板桥采访一桩农村新事。我犹豫了，不知妻子摔得到底严不严重，要去医院检查才明白。这时接我的车到了楼下，妻子见我有事，便叫我打电话叫儿子回家送她去医院检查，让我先跟人家去板桥办事。我还是犹豫，不放心妻子一个人躺在家里。于是我抱着侥幸的心里，认为妻子可能是一时摔痛了，不如扶上车同我一起下乡，休息一下也许就会好。

    一个半小时，车开到了公田板桥，我把妻子扶到操坪边一间客房的床上。直到采访完毕，下午两点多才赶回家里。妻子仍然前胸痛得历害，于是由儿子开车送到医院。检查结果，胸肋骨摔断4根。

        从家里到医院，妻子一直对陪伴的儿子儿媳和几个姨妹说是她椅子没有扶住失手摔倒的，没有怪罪我，直到我自己说明缘故才罢。而我更负疚的是妻子摔伤后没有及时送医院，而是往返70多公里，既耽误了治疗时间，又不知这一路巅波是否加重了伤情。

        疚啊，与妻子结婚已半个世纪已是数不尽的疚。早在1970年冬，即与妻子结婚的头一年，妻子，那时还叫姨表姐，从岳阳县麻塘大堤修堤工地上一路步行十多公里走到岳阳城区的羊叉街，来到我的家里。父母亲已在头一年双双病故，家里只有我和4个弟妹。我当时在环卫所当拉垃圾车的清洁工，从早到晚在外，最小的妹妹只有6岁多，在家没人照顾。当时姨表姐和姨父都在岳阳县麻塘大堤修堤，完工后姨表姐绕道城里将我的妹妹接到岳阳县乌江乡杨埠村住。妹妹动身时我买了些饼干塞到妹妹口袋里，而竟忘了给搭车的钱。而姨表姐则是从麻塘修堤工地上下来的，身上也没有带钱。然而姨表姐也没有提醒，硬是有时驮着，有时牵着，一路步行把妹妹从城里接到20多公里外的乌江乡下。多年后才知道我做过这件接妹妹下乡不给两人路费的“小器事”。

        从姨表姐到做我的妻子，我还做过不少这样的＂小器事＂。与妻子定情，我只买了一条四方手帕，学着古代的才子佳人在手帕上写了一首五言诗，诗的内容也被我忘了。到乡下打结婚证，我是唱着“夫妻双双打家还＂的小曲前去公社去办结婚证的。但打完结婚证我就赶上班车回城上班，居然让妻子独自回家，连糖也没有买一粒。更有甚者，结婚时没有给妻子买一件新衣，一双新鞋，没有一分钱彩礼，没有办一桌酒席。连妻子回门时也没有打一张车票，我和妻子以及送嫁的堂妹数人一道步行二十多公里到乡下。

        结婚不久，就有认识我岳父的一位镇干部就当着岳父的面说，怎么让女儿嫁给这种人。更让我难受的是妻子刚结婚便失了一次难得的招工机会，本来是公社书记答应当了十多年村支书的岳父，只要城里有好单位招工就推荐他的大女儿。妻子结婚第二年，城陵矶纸厂招工，结果妻子因已出嫁，便把招工指标给了别人。

        婚后第二年即1973年正月初七凌晨，妻子生下大女儿，而我一早就上班清运垃圾去了，直到上午9时许，我才利用空隙到先锋路县人民医院（现市二医院）对面的餐馆买了一碗面条送到产房。看到面条上的辣椒，连邻床料理产妇的大妈也对我瞪大了眼睛。第二年妻子怀孕期间，挺着大肚子在鄢家冲外贸公司挑螺蛳，一蹲就是八、九个小时，有时为多挑螺蛳，我还一早就去为妻子排队抢螺蛳，从未想到让大肚子的妻子歇一、两天。为了多赚点钱，妻子还从天岳山街道办的扣子厂进纽扣，带着我的弟弟和大姨妈一道下乡穿村过户贩卖。而我也没有让妻子少受这些累，只是耽心被当作＂投机倒把＂被抓。

        1974年妻子开始到环卫所扫大街，雨雪天不扫街，妻子便到我担负清运任务的桃花井帮我推车。桃花井有一段100多米长的陡坡，我拉着好几百斤重的垃圾车爬坡，妻子在后面推，我感觉拉车上坡轻松些就是在车后面的妻子劲使得大一些，我总惭愧自已的力气怎么不大一点呢。

        当记者后，见到有些同行能够把妻子调个工作轻松的单位，而我妻子一次上班把手摔成骨折，两次动手术（一次胆结石，一次子宫肌瘤），每天忍着疼痛扫大街，一直扫到退休。更让人沮丧的是1976年那次妻子握着扫帚下班时摔了一跤，把手摔骨折了，我陪着乘车到黄沙街车站，然后步行10多里到岳阳县与汨罗交界处叫“赤卫大队＂的骨科诊所住院治疗一个多星期，仅作一般病假，而没有算作工伤。还有一次，妻子在观音阁与茶巷子交界的街道扫街时，路边一位男人把垃圾倒在路当中，妻子进行劝阻反遭这位男子殴打，我仅用笔杆子在《湖南日报》作了报道，也没有上门追究凶手的责任，连《湖南日报》社好几位记者给我打电话询问处理结果，我都不好怎么回答人家。唯有这一次，妻子有点委屈：多少不认识人找你，你都尽心尽力帮忙，自己家里的事总说不好管。

        与妻子结婚时尽管沒有买一寸布，但我说了三句大话，三句记得两句，其中一句是今后有钱了买一个金戒指，再就是买一件貂皮大衣。其中金戒指出了个洋相，那是1984年的一天去《湖南日报》送稿，晚上路过一条小巷，碰到一位过路人说捡了一个金戒指，发票上写着上千元，说50元卖给我，我正想兑现给妻子的承诺，但身上只有20元，这位过路人说你身上的呢子衣也可以。这件呢子衣是父亲的遗物，当然不可。这人就说我手里的茶叶可以抵，于是成交。瞬间过路人就消失了，我情知有诈，回家后，妻子望着明眼人也看得出的假戒指苦涩地笑了，直到现在我也还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妻子说她不需要。第二句承诺貂皮大衣的大话更是无法落实，妻子从不讲穿，除肥皂以外，什么化妆品也没买过，有时我从出差的宾馆带回剩下的洗发膏、沭浴露才用用。过去妻子没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时能吃没钱吃。现在身具“三高”有钱不能吃，也舍不得吃。这次摔伤住在中医院，吃的中药太苦，我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三样嚥药的不含糖食品，总共52元，妻子说：这么贵，吃金子呀。我花3000元买了250克石斛，每次冲服时妻子把调匙都里里外外舔得干干净净，不剩一点渣滓。

        妻子到我家来承担了＂长哥长嫂当爹娘”的责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弟结婚，妻子让我把市里照顾我的0.5立方的计划木材拿出来给三弟打家俱，并请君山公园朋友李水生丶周义仁帮忙加班刷油漆。临结婚时没有新房，妻子把我家仅有的两间房腾出前面一间，我和妻子及三个小孩挤在后面一间。几十年来，妻子为维持一家人和气操碎了心，但弟妹们互相之间有时难免因误会发生些小茅盾。妻子又不便做工作，矛盾未得到很好解决前总是心急，有时只能暗暗流泪。我常为自已作为兄长却让妻子为这个大家庭操不尽的心而深感内疚。

        妻子这次又为我的过失住院了，但这十多天，只要有儿女儿媳和姨妹们在陪护，她总是让我出去跑自己的事。她的腿脚本来痛了七丶八年，痛得厉害时，晚上需搀扶才能下床上卫生间。这些天，我连续坚持了好几晚。前天不知为何我突感天旋地转，原本稍有偏高的血压幺，骤升到180。妻子急了，让从不吃降血丸的我吃了一颗后血压降了下来。这天晚上我发现卫生间的门上了拴子，而我前几晚都没有给门上拴子。我知道是妻子未叫醒我便自己上了卫生间然后上了门栓。我顿时倍感惶恐。妻子脚痛，胸肋骨折又未痊愈，万一又摔倒，我这一辈子的内疚无以得释了。

        啊，妻子，我的爱妻，我能用什么弥补你对我、对儿女乃至我弟弟妹妹们从青葱到皓首的付出呢。恐怕就到我生命的尽头也只能大写一个字一一疚。

2021年4月1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