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时间是治愈伤感的良药，现在提起他老人家，心里仍有许多不平静，但比起当初已好了许多。
父亲是一九三四年生人，高大魁梧，热情善良，一生务农。为养家糊口也曾四处奔波，历经苦难。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小时候就常听母亲说："你老子別看脾气大，可对你们连一个手指头也没有戳过！"事实还真是这样。记得那时逢年过节，村里要唱戏，父亲就用肩膀驮着我们挤在人群里，那时小，台上演的什么不知道，只记得到处都是攒动的人头，过分的是，有几次小便内急也不知道说，直接就尿到爹爹的脖子上，父亲扛累了，会瞅机会把我放到戏台边角上，这样我看得清楚，父亲也不累，这是绝好的看戏方式，可我离开了父亲的身边，哪有心情看节目，不看台上只看台下爹爹的身影，忽然不见就六神无主 ，只有再回到父亲肩上才感到安逸。
记得那时的戏台在离家五百米的大队部附近，大年三十晚我们必定要去看村里宣传队排练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开戏前必定要去住在附近的四奶奶家坐坐取暖，干净利落的四奶奶坐在炕中央，小辈们坐在地上的的红木椅子，长条板凳上，四爷爷早年在外做生意，家里殷实，我最喜欢站在椅子上，看躺柜上那些花瓶花罐，四奶奶在这时必定要问"玲玲今年多大了？"我会迅速回到父亲的怀里，把头掩在他的肩膀上，回答道："今天四岁，明天五岁。"屋里的人笑起来，我也觉得只有在爹爹的怀抱里我才会有准确无误的答案。年复一年，都是这样回答四奶奶的问话的。"今天八岁，明天九岁"，这一年是站在屋里中央地上回答的，父亲哈哈大笑，骄傲得不行。
六十年代，正是粮食紧缺的时候，那时家里已有我们姐弟四人了，春天时，父亲到下花园洋河大区修渡槽，回家时会带回他从嘴里省下的馍和从山里挖回甜嗓苗（也就是药店里的甘草），给我们四个孩子。夏天玉米杆翠绿含糖后，他会在散工后给我们割回玉米甜杆，我们称之为甜水。姐姐常常带着我们大热天在村口等着父亲散工回家，甜水被父亲藏在手推车的挡泥板下面，有时父亲会一脸沮丧地说"哎，今天护青人看的紧，没有割上甜水"，眼尖的我早发现车篓里父亲的汗衫包裹的甜水，"在篓子里，篓子里"，我雀跃着，跑过去抱住一捆甜水，上面有父亲汗衫的味道。
大概在我七八岁时，有一次半夜拉肚子，父亲看我脸色苍白，两腿发软，知道我已病得不轻，就很果断地迅速穿衣下炕，到村里的赤脚医生家请医生，当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医生有些踌躇不愿半夜出诊，父亲在医生家的窗外，站在大雨中哀求了很久，估计那时我是得了肠炎，医生给我打了针，天亮我就好了许多。至今我的脑海里也能浮现出父亲披好衣服，夺门而出，为我求医消失在茫茫雨夜的身影。
父母养育成了我们兄妹四人，实际上母亲生育了七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弟弟取名老红，三岁时误吃了过量的药物致死，父亲那时在下花园洋河大渠修渡槽，堂哥费尽周折才打通电话告诉父亲老红病重，记得父亲说身边活紧，为难于请假。堂哥说你若不回，我们就处理孩子的事情了啊，父亲大概是听出了事情的严重程度，也不知道是费了多少周折才请了假，一路步行二十多里，沿着洋河岸往回赶，走几步就大喊，老红，老儿子……
老红弟弟误吃过量的药物致死的事，全家人一直瞒着父亲，担心他怪罪母亲，更担心他承受不了这意外致死的巨大打击。
父亲走那年住院，我陪床，聊了一夜，多是父亲断断续续地讲，我在听。父亲告诉我当年其实他很快就知道了老红的死亡真相，怕伤害到母亲和亲人们，他装着不知道。
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尽他最大的努力为我们遮风挡雨。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座山，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山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