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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疫情期间的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为数不多的清醒也变得支离破碎。从宣告封城起，我的脑子就浑浑噩噩，一片混沌。疫情给我带来了充足的时间去观察、思考、发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要感谢疫情。人们会牢记住小时候的某些事，之后便开始遗忘，直到忘记所有。他们讲的故事通常都是只有开头，讲不到结尾。
背景
年末，回家乡哈尔滨，距离北京十个小时的卧铺。
我今年20岁整，大二，学编导。因为想回家，所以提前二十天订好了火车票，为了能买到下铺，其间还退换了几次，但以失败告终。行李不多，哈尔滨即使到了三月份依然冷的伸不出手，所以我只需要带着冬天的衣服和一个笔记本电脑即可。每一次坐火车都像是一次赌博，我押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同车间是否有能让我赏心悦目的女孩，二是同车间的人晚上睡觉是否打呼噜，前者期盼的是孤独旅途中的美好姻缘，后者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理需要。旅途总是令人期待，除了新的事物之外，还有一些焕然一新的事物，它们不停的穿过我，仿佛身上的气味可以长存。
黑暗中的白精灵
候车室
“小哥买充电宝吗？”一个中年妇女问我，女人穿着一件已经发黄的白色羽绒服和灰白色的裤子，在黑压压的候车室里看起来很不协调，我用余光扫了她一眼，身子朝相反的方向斜了斜，示意我并不需要，她看我不再搭话，转过头问一旁躺在椅子上看手机的男人“小哥买充电宝吗？”男人丝毫没有发觉，眼睛依然死盯着手机，手机屏幕发出的光很亮，亮到男人的脸好像被磨平了一样，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到漏出的一个头和一只握着手机的手，其他的部位都被破旧的迷彩色大衣完全覆盖住。女人就这样一个一个的不厌其烦的问下去，但是他们、我们，都像看不见她一样，任由她在人群中穿梭游荡。女人对着不同的人重复着相同的问题，问题好像变成了一句嘘寒问暖的问候，可有可无的问候。在我候车的这段时间，女人没有得到一句哪怕是否定的答复，但是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尴尬或是异样，只是机械地一遍一遍的问着：“小哥买充电宝吗？姐姐买充电宝吗？”女人的声音越来越远，最后离开了这片区域，但我总是感觉脑子里一直不断重复着女人机械般的声音。“刚才卖充电宝的那个女的那？”躺在椅子上玩手机的那个男人突然大声问。我转过头去发现男人已经坐了起来，男人破旧的大衣坠了下来，里面是一件已经褪色的黑西装。“小朋友，刚才卖充电宝的那个女的往哪走了？”男人看着我问到。我用手指了指女人消失的方向。男人看着我指的方向说：“操他妈的，这娘们也不问问我到底要不要，还没等我说话就跑了，哎哎，就剩百分之二的电了，真他妈缺德。”“一身白色的那个，就那一个白的”我说。“哪？哪个白的啊”男人说。“已经走了”我说。“那你还说啥啊？哎，操，关机了！”男人生气的把手机摔在座位上。
“……前往哈尔滨西站的旅客开始检票了……”火车站的大喇叭开始不停的发出警告，我拉紧了行李随着人流向检票口涌入。检票口处总是有两种人，见缝插针的人和摇摆不定的人，后者的意思是他们总是会猜测哪个闸口会快一点，所以经常左右横移换队，他们同我们挤在一起，像熟悉的恋人一样亲密无间。“……前往哈尔滨西站的旅客开始检票了…”大喇叭依旧不断的重复着，看着前面黑压压众人，我的心里突然一阵怒火。“妈的”我暗骂一声，快步抽身向候车室跑去。“你瞎吗？白衣服卖充电宝的来过这，就在这，她问你要不要，你看不见吗？”我指着女人站过的地方说到。男人抬起头，惊愕的看着我。这时我发现他的手机已经插上了一个充电宝，白花花的，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此时突然感觉自己的右手空空的，脑子嗡的一下，“操，我的包落在检票口了”我骂到。等我飞奔到检票口的时候，黑压压的人群已经消失不见，空荡荡的闸口前什么都没有，远处隐约有一个舞动的白精灵，提醒着我一切似乎都不曾发生。
询问手提包无果后，我登上了开往家乡的火车。
关不死的门
在火车上我很少能够睡着，晃动的火车和间断的呼噜使我本就敏感的神经变得更加地兴奋。丢的提包里面装的都是衣服，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所以也不是很心疼。我背着硕大的背包开始寻找自己的车厢，7车7号，都是我的幸运数字。一节车厢内每一间房有四个人，我是第一个到的，刚才的经历耗费了我很大的精力，所以我一进房间就放下背包瘫在了床上。根据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是很难买到下铺的，睡上铺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担心别人会坐到你的床上不下来。“6…7…7号箱在这儿！好家伙，这地儿倍儿难找！”一个戴着棕色鸭舌帽的老头扒开门进来，“往里走，别堵着”后面画着浓妆的老太太对着老头说到，“呦，你还急上了”老头顺势坐到下铺，老太太边把行李放到床下边说：“哈尔滨可冷啊，你这鞋不够厚，冷风一打就透，得垫上厚棉鞋垫”。老头摸了摸自己的鞋说：“我身子骨硬，不怕冷”。
老太太没有再回答，只是用枯枝一般的手铺着一次性床单。“大爷，这是你的枕头和被”我伸手把他的东西递给他。“好嘞，感谢！”大爷回应到。“真有那么冷吗？”老头对老太太说。“真的”老太太抬起头冲着老头摆了个笑脸，脸上的皱纹聚到一起，松开的时候妆还残留着痕迹。“妈妈，我想喝水！”稚嫩的童声振得我的心脏晃了一下，“妈的，完了，休息不好了”我心想。“在车开之前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一个体态臃肿的中年女人说到。“妈妈，我想喝水！”女孩说。“先去把衣服挂好，自己的包放好”女人对着小女孩说。“对，教育孩子就得有规矩。”下铺的老太太插话到，此时她已经铺好了一次性床单，安稳的坐在床上。女人说“我这姑娘淘气，跟个男孩似的。”“妈妈，我想喝水”小女孩大声喊到。“小点声你！一会餐车来了就给你买水喝，我先抱你上去。”女人说。此时我已经能想象出今晚注定要睡在恶劣环境中了，索性就闭上眼睛能歇一分钟是一分钟。“老魏！你怎么这么肉啊，15号车餐厅，哥几个喝一盅！”门外的人说到。“好好好，等我找找我身份证”我下铺的老头说。“妈妈……””手机给你，你先玩一会”中年女人打断了女儿。哐的一声，房间的门被关上了，门外传来老头的说话声和笑声。“也不知道老头多晚能回来，别再喝多了回来闹事”我心想。“已经晚上九点半了，该休息了，你看小哥哥已经睡觉了。”中年女人对小女孩说。“妈妈，我不想睡觉，我想喝水！”小女孩喊到。“别说话你，没看别人休息那吗？水一会就给你买”中年女人抬高了音调说。“规矩就是从小养成的，我家孩子，我从来都不惯着，现在严着点，以后可就享福喽“老太太慢悠悠的说。”对，生活习惯一定要养成好，到什么时间就做什么事。“女人回答到。”现在可以熄灯吗？“女人问。”嗯“老太太说。“啪嗒”我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女人应该是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但事实上我一点困意都没有，甚至还憋了一泡尿。我心想，我要是现在下床去尿就毁了小女孩心中母亲神圣的形象，为了不给小女孩留下阴影，我决定忍到她们睡着了我再去洗手间解决。我睁开眼睛，把自己的包放在格子里，盖好被子，准备让自己进入昏迷的状态。“喂，儿子”下铺的老太太轻声对着电话说，“放心吧，一切安好，啊是……北京人…没啥大病……他有一个儿子，今年三十一……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嗯。”老太太挂断了电话，脸上的皱纹又聚到在一起，映着屏幕发出蓝白色的光，分辨不出是喜悦还是悲伤。“哗啦”的一声响动，紧接着一束亮光穿过黑暗打在了我的脸上。“门没关死啊”我边说边坐起来，快步的下床、走出房间、回手关门、跑向厕所，一趟厕所足足上了五分钟。我慢悠悠的走回到房间门口，听到里面有说话声，好像是中年女人的声音，我停在门口，努力听房间里面的声音。“……没有没有……上铺……那人不给换，换不了……爸爸！……小点声你……要挤死了，挂了啊……明早记得接我们……”等到房间里的声音完全消失，只能听到车轮压过铁轨的声音的时候，我才拉开门进去。关门时，我发现即使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始终有一丝白色的光会透进来。这门难道关不死吗？我想。要是在平时，我一定一脚踢在把手上，可是现在还是要做个文明人，至少装一下。我索性放开手不管，爬到上铺准备休息。在调整了无数个姿势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睡姿，此时房间里已经传来了令人厌烦的呼噜声。“哗啦”门突然打开，“哗啦”门又关上，“哗啦 ….哗啦”门随着时快时慢的火车做着规律的运动。整个房间变得忽明忽暗，每一个人都被打亮，又陷入黑暗，无限重复着。我祈求出去喝酒的老头能赶紧回来把门关死，我不想下去关，我也关不上。在有光的时候，我用手遮住眼睛，没有光的时候，把手拿下来，慢慢的我竟觉得有些犯困，手就干脆一直放在眼睛上，耳边的呼噜声逐渐消失，我竟然睡着了。那扇门被我关死了，女人善意的从包里翻出了不透光胶带，我和老太太合力把门缝粘死，老太太的皱纹依旧聚在一起，表情也依旧捉摸不透，女人说剩下的胶带就送给我了，她那里还有很多，多的用不完，房间的门终于密不透风，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眼睛也始终闭不上，于是我拿出女人给我的不透光胶带粘在了眼睛上，我的眼睛终于密不透风，我好像是睡着了好像是没睡着。
第二天我被冷风吹醒，窗外的大雪提醒我已经到哈尔滨了，我拿好我的背包，坐到下铺，发现房间里其他的人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了。“哈尔滨是冷”老头说。“垫上厚棉垫就不冷了”老太太说。小女孩看起来还没有睡醒，中年女人一只手拉着行李，一只手刷着手机。火车上嘶哑的喇叭喊到：“…哈尔滨西站到了……愉快的旅途……期待下次的相遇……”。我摸了摸身份证和手机，还在，便离开房间下了车。
突然觉得口渴的要命，寒冷的空气把我体内的水分冻住，不能流动。我隐约记着这趟夜晚的火车没有餐车。
我想，这里一定有棵树
出站口
我找到一个不碍事的角落，把我背包里的几本厚书掏出来，包里面只剩下一个笔记本电脑和两个薄本，拉开拉锁，把厚书塞到羽绒服里面，再把拉锁拉死。转过两个弯，就能看见来火车站接客的人。一般来说，父亲都会站在人群中稍微靠后的位置，戴着一顶黑色的长檐鸭舌帽，穿着黑色羽绒服和黑色的裤子，一动不动的站在某个地方，像指示牌一样等我去找他，这样我们就不会错开，因为我只需要在有限的范围内重复几次就必定能找到他。
“爸，这”我喊到。
“大儿子”他看到我，向我这边走来，伸手把我背的包拉下来背在自己的身上，我没有推辞。
“这次带的东西这么少？”父亲问。
“冬天用不上的衣服都放在宿舍了，省的回去还的拿，麻烦”我说。
“哈尔滨冷吧”父亲问。
“冷，冻脚，得垫厚棉鞋垫。”说完这句话我抿着嘴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笑啥那，有啥开心事”父亲问。
“没啥开心事，就是风吹得我有点冻脸，呼出来的哈气把我眉毛和眼镜都冻上了。”我说。
“你把口罩往下点，鼻子露出来就好了”父亲说。
“冻鼻子”我说。
“在北京是不得天天戴着口罩啊？”父亲问。
“不戴，大家都不戴”我说。
“那你回家捂这么严实干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父亲说。
“呛得慌”我说。
“北京雾霾不是更严重吗？”父亲问。
“北京天贼蓝，人那是雾，咱这是霾，竟他妈骗人，操”我说。
“哎，别带脏字，你是个文化人，学艺术的，这话听着不像高素质人说出来的”父亲说。
“高素质人都去骗人了，地铁来了，走”我说。
由于赶上了上班时间又错来了早高峰，地铁上几乎没有人，我和父亲并排坐下，父亲一直盯着地铁电视上播放的cba十佳球，我闭上眼睛全身都靠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从上火车到现在，我的大脑没有一刻是完全放松的状态，长时间的思考使我的后脑剧烈疼痛，我把后脑勺贴在窗户上，希望冰冷的感觉能减轻疼痛感哪怕是暂时的麻痹一下神经也好。即使是闭上眼睛，我依然能够感觉出父亲在侧过头看我，我不打算睁开眼睛，因为说话会消耗我大量的体力，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好。地下的火车比地上的火车快，一是因为地上有光，光会形成阻力，阻力会使速度变慢，二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怕黑，所以地下的火车跑的更快，它害怕自己跑不出去。
“桦树街到了，请乘客在左侧车门下车”。
“醒醒，到站了”父亲说。我慢慢睁开眼睛，装成刚睡醒的样子。从地铁站回家走大道大要二十分钟，走小路要十分钟。父亲把帽子紧了紧，戴好，说：“走大道吧，小路下完雪不好走。”广场边的高层盖完了啊“我说。”盖的可快了，一下子进来好几千动迁户，以后这做地铁的人就得多了“父亲说。”树也少了“我说。”没少，冬天叶子都掉没了，就剩树干，显得少了。“父亲说。“饭店门口的树被砍了吧”我说。“没有，之前饭店门口哪有树啊，几个月不在家，就全都忘了。”父亲说。雪越下越大，我把已经结冰的眼镜摘下来放在兜里，整个世界瞬间变得模糊起来，分辨不出雪的形状、速度、位置。我的脸已经被冻僵，呼吸变得不顺畅，我和父亲之间不再任何有言语上的交流，只是偶尔因为路滑两人相互搀扶一下，除此之外我们就这样并排行走着，可能他也看不清，脸也已经被冻僵，或者是身上的包对于他来说依旧不够轻。根据我二十年的记忆，前面再转一个弯就到家了，我加快了脚步尽力躲避这该死的冬天。
“你妈腿折了”父亲突然放慢脚步说到。
“……嗯”我说。
“……上周五，下完雪，滑，卡折了……”父亲说。
“……好事”我说。
“……之前没敢告诉你，怕你担心…..”父亲说。
“……挺好”我说。
我的后脑又疼了起来，比在地铁上更加严重，我用手去揉我的后脑，没有任何作用，视线也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乏力，我好像病了。“操”我脚下一滑，一下倒在地上。
“没事吧”父亲问。
“没事“我说。
“眼镜碎没碎“父亲问。
“没事“我伸手摸了摸口袋里的眼镜说到。
“你别扶我，我自己能起来“我说。摔了一跤反而让紧绷了身体松弛下来，但我的喉咙有些不舒服，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憋的喘不上来气。
“我还有一手提包，丢火车站了，里边是我冬天穿的衣服。”我说。
“你说啥？风太大，爸听不见“父亲说。
“我有一包落丢了“我说。
“没事，好事，负担和晦气都丢了，新年来了！挺好，挺好“父亲说。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跟着父亲一起进了单元大门。
“小时候，那家饭店有一个喝醉酒的客人，出了门之后脑袋直接就撞在门口的大树上了，树是棵柳树，树干很粗，那个人的额头上当时就起了一个鹅蛋一般大小的包，然后他开始踢那棵柳树，踢到最后裤子都踢破了，血从裤子里渗出来流到树干上，流到雪地上。是你记错了爸，饭店门口有一棵树，一个大柳树。”
后脑的疼痛几乎使我昏厥过去，脑袋几乎要裂开，好像里面要长出一棵新的柳树。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
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鞋
我睡了一整天，再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雪依然在下，没有任何停止的征兆。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长到我根本记不住它的全部，只是隐约记得梦里有初中时候的同学和老师，已经过去整整五年，但即使在梦里，我们的关系依旧紧张。我不确定家里是否有人，母亲因为腿骨折，现在在医院卧床，父亲应该是去照顾她了。我打开手机，朋友圈里都是有关跨年的消息，一年的总结、对未来一年的计划等等。快速的划过这些积极上进的口号之后，在某个位置停下，上面的写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1月1日突然变成新年了，小时候也不记得有这个传统。1月1日发一遍新年快乐，除夕时候再发一遍新年快乐，一下过两年”。我心想：这人还挺幽默，别人想什么时候跨年就什么时候跨呗，现在发这个多扫兴，然后顺手给他点了个赞。电话铃声响起，我被突然响起的音乐吓了一跳，“儿子，醒了吗，下楼吃饭，吃完去看你妈。”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声音。“醒了，吃什么啊”我说。“嗯……羊肉串吧，楼下那家，多穿点下来，外边冷”父亲说。“行，我现在下楼”我说。我穿好衣服，先到楼下的超市买了一大瓶无糖可乐，付完款，拉开羽绒服拉锁，把可乐放到衣服里，把拉锁拉死，只身挤入大雪中。我朝父亲挥了挥手，示意我看到他了，他也朝我挥挥手。
“冬天还带一个棒球帽，你咋不换一个棉帽子，”我说。
“棉帽子没有帽遮，雪落在眼镜上会结冰，看不清路。”父亲说。
“不下雪的时候你不也戴吗”我说。
“没买棉帽子”父亲说。
“夏天我记得你也戴棒球帽”我说。
父亲没有再继续回答我，充足的睡眠已经使我的精神愉悦，饥饿感再我听到羊肉串这三个字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不确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饥饿，还是说我的心里需求迫使我加快了脚步。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一进门，蓝白色的硕大的条幅横在墙上。
“两位里边坐，吃点什么，咱家东西都是新鲜的，好吃”一位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的女孩问。“先看看菜单”我把拉锁打开，从怀里把可乐拿出来。“你点吧，走之前在给你妈打包一份”父亲说。“二十个羊肉串，二十个牛肉串，烤菜各来一份，两个面包片”我说。“好嘞，这就给你烤去”女孩说。我把可乐打开，倒满两个杯子，一个推给父亲，另一个一口喝下。我想说点什么开启话题，但是总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该说的、能说的、想说的已经在前四十八小时之内说完了，我和父亲就这样各自盯着一个地方看，父亲似乎也感受到了些许不适，有好几次嘴唇都动了动要说些什么，但是都及时的收了回去，被寒冷的空气冻死在喉咙里。
“老妹儿，四个人，坐哪呀”穿着貂皮大衣的中年妇女从门口进来。“快进屋，屋里暖和！”中年妇女招呼的后面的人进来。我和父亲终于有了可看的东西，冷空气一下子被打破，目光都集中在门口。一个接着一个的貂皮大衣从门口钻进来，都是四五十岁的年龄，身上穿的毛发都发出油光，喉咙发出的声音巨大，走路时一上一下的，姿势很奇怪，像四只在外面捕食后回到巢穴的野兽。她们在门口的位置坐下。“刚买了双新鞋，在鞋店试的时候还好好的，回家一穿就小了”黑色貂皮大衣拿着一双鞋说。
“你再试试，我看看小不小。”棕色貂皮大衣对她说。
“样子还行，鞋后面小。”黑色貂皮大衣把鞋脱了，穿上新鞋说。
“你走走试试。”黄色貂皮大衣说。
黑色貂皮大衣从座位上站起来，围着过道走了一圈。
“你们点的串，齐了，大蒜在前台自己拿，慢用。”女孩说。我和父亲边吃串，边看她们，突然间我们有了共同语言。
“老妹儿，你说我穿这鞋小不小？”黑色貂皮大衣问女孩。
“我看着不咋小，这样显形，大了鞋不跟脚。”女孩说。
“有的鞋穿一穿就好了。”棕色貂皮大衣说。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还突然感觉这鞋不小了，本来一会要拿去换那。”黑色貂皮大衣说。
“你那脚啊，是萎缩形的，大一码小一码都能穿”坐在里面靠窗的女人说，因为我看不到她貂皮大衣的颜色，所以我只能这样称呼她。
“哈哈哈哈”她们的笑声很大，我甚至能听到回声。
“干杯，回家愉快。”父亲说。“干杯”我说。我们的视线并没有交互，而是看向同一方向。
“那我这鞋到底换不换那。”黑色貂皮大衣继续说。
“咱们投票表决吧。”黄色貂皮大衣说。
“换呗，反正也不花钱，不换白不换。”棕色和靠窗的女人都认为她应该换。
黄色貂皮大衣清了清嗓子说：“你现在就算换了，大一码穿着你心里也不舒服，你就总觉得鞋大，到时候还得换回来，整不好到最后两双没有一双合适的，不用换！”
“是啊姐，鞋能从小穿大，但是不能从大穿小啊！”一旁的女孩补充到。
“你俩说换，她俩又说不换，合着最后还是我自己决定”黑色貂皮大衣说。
我和父亲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可乐也已经见底了，这是从我回来之后，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融洽、温暖的时间段。
“服务员，结账，再点十五个羊肉串和各类蔬菜，打包。”父亲说。
“我妈好像不吃羊肉。”我说。
“……啊……忘了忘了……”父亲说。
“年龄大了，记不住东西了，头发都少了。”父亲摸着他绒毛一样细软的头发嘿嘿的笑到。
“我记得你妈好像也不太爱吃牛肉，给她要猪肉串吧，还嫩。”父亲说。猪肉？我的心里一嘀咕。
“那就十五个猪肉串和各类蔬菜打包呗，给您下单了，扫前台的二维码付款就行。”女孩说。
“哎呀，试的半天鞋，忘点菜了！我就来一锅包肉，剩下的你们点”黑色貂皮大衣边说边把她的黑色高跟鞋收回盒中，貂皮大衣们不再说话，我和父亲又面面相觑。
“远吗，医院。”我说。
“不近，路还滑，不堵车也要一个半小时。”父亲说。
“她那个鞋确实买小了。”父亲试探着看着我说。
“对，应该换一双。”我说。
其实我觉得那双鞋子对她来说正好，但我看到父亲脸上的神情又会觉得那双鞋确实是小了，应该是小了，得换。
医院里，病房外
“嘘，你妈好像睡着了，先别进去”父亲贴在门口的玻璃上说。我趴在窗口的玻璃上向里看，雪白的绷带缠绕住母亲的整支左腿将其悬在半空中，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几点了爸。”我说。
“十点多了。”父亲看了看手表说。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是2021了吧。”父亲说。
“算是吧。”我说。
“新年想要什么。”父亲说。
“暂时还没想好。”我说。
“你准备了吗。”我继续问。
“……还没有。”父亲说。
“那就让我妈的腿快点好吧。”我说。
“肉串别放羽绒服里捂着了，油了羽绒服还得洗。”父亲说。
我把打包好的肉串从羽绒服里拿出来，刚要放在一旁的桌子上，父亲一把夺过袋子，放进了自己怀里。
“……有油。”我说。
“嘘，你妈睡觉那……”父亲说。
我和父亲之间再次陷入沉默，之前存在的奇怪的氛围依然没有衰减。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一阵吵闹的人声惊醒。
“到半夜十二点了？2021年了？”我问父亲。
“还没，才十一点。”父亲说。
“那是谁这么吵？”我说。
“……我就说那鞋小，得换，…哎呦….要不然这脚能崴吗？就不应该听你们的。”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们的大夫都跨年去了，今天晚上只有一个急诊大夫。”一旁的小护士大声的说。
“跨你妈的年，我这一只脚跨过去了，另一只脚恐怕是要折在2020了……哎呦，疼啊………”黑色貂皮大衣说。
我闭上眼睛，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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