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邹三龙

又是一年清明至， 我来到村西头龙形山的一处坟茔旁祭拜祖父。站在突兀的山丘之巅，可以将整个村庄的炊烟房屋、沟渠塘堰及林木花草尽收眼底。祖父是92岁高龄时安然离开这个山环水绕的世界的。

据父亲说，祖父过世时就像睡觉一样长卧不醒，没有痛苦，也没有遗憾。祖父的儿孙晚辈累计有116人，属于农村屋场鲜见的“五世同堂”。也许是冥冥之中祖父生前积攒功德、修为来世的缘故，在接下来操办丧事的几天内，天气意外地升温转晴。乡民们一致评价老人家八字好，有福气。

祖父躲过战乱，上过岳郡联师，教过书，挨过批斗，参与过集体公益事业的管理。祖父风雨坎坷，遇挫前行的经历可以说是共和国百年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我常常思忖着，正是千千万万类似祖父这样平凡而高尚的恕民，才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从衰弱走向给力。

祖父命途多舛，但乐观豁达，对党和政府心存感恩。祖父生于军阀割据的民国时代，童年饱受了战乱的恐慌，年少时读过私塾和高级中学，执教过无数莘莘学子。就是因为祖父读过书，老祖父置过田，文革中才莫须有地被划为地主成份，列为公社、大队批惩的骨干。读小学时我参加过“一批二打三整顿”斗争会，祖父和其他几个所谓的反革命份子被依次押到台上，轮到主持人喊祖父的名字时，祖父被强迫跪下，张开双臂，让人五花大绑起来，而会场中包括我在内的学生跟着高喊口号：打倒地主份子某某某。当时，台上祖父的眼泪和台下我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代沟式的阶级情绪有了一种最本能的抵抗力量。十年文革最终被拨乱反正了，至今在亿万中国人的心里，它只能算是一出冤孽般的闹剧。年长以后，我开始对当初的抵抗情绪产生过警惕，但这一警惕迅速被祖父那些“份子”、“对象”、“敌人”的所作所为化为多余。我依稀记得祖父被平反摘帽时的欢声雀跃，依稀记得祖父在拨乱反正群众大会上表达对党和政府感激心情的慷慨陈辞。祖父晚年时热衷阅读伟人传记，我买了几套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的书给他。每次回家，祖父总缠着我谈论时政，对来之不易的历史功绩和当今大好政策的赞美溢于言表。

祖父笃信诚实劳动，用一生的执着拉扯着后代繁衍生息。从记事起，祖父留给我的永远是忙碌劳累的印象：出工起得早，收工回得晚。到了花甲之年，仍然不缀劳作，似乎一辈子放不下田间地头的活计。农村联产承包到户后，大伯满叔的户口迁往了岳阳，祖父毅然包种了他们两家的责任田，从播种插秧，施肥放水到颗粒归仓，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祖父的辛劳。祖父除热爱劳动外，还十分疼爱儿孙后辈，一辈子只贪做不贪吃，一辈子与浪费破坏行为过不去。我所在的村落盛产稻米，但在生活困难时期，饭镬里白米和红薯往往是各半搭配。不是逢年过节和来客的机会，一般没有荤菜上桌。祖父没有正儿八经坐在桌上吃饭的习惯，每每专挑几砣红薯再拨一点干菜腐乳，蹲在灶墙的一角晃悠悠地往嘴里扒。他总是把米饭和好一点的菜让给儿孙们吃。如果偶有小孩打破了一个粗瓷碗，祖父会抡起粗黑的手掌赶过去，厉声呵斥几句，然后小心翼翼地捡起碎碗片拼合着，等补碗匠来之后，花费半个时辰把碗补好。祖父到了七十岁，还念念不忘每个儿孙的生日，总要在生日这一天煮一个荷包蛋，让我们美美地吃一顿。在我们考取大学和参加工作后，祖父为我们的升学和升迁而欣喜。在祖父的希望和祝贺中，我们感受到了慈祥的爱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祖父一生宽厚仁慈，热心公益，建树了本真质朴，勤劳守法的良好家风。祖父是当时当地颇有名气的读书人，骨子里浸润的是儒家思想。他老人家从不与人争高下，从不仗势欺人，从未干过坑害集体利益中饱私囊的事。上个世纪90年代，屋场栽种了几百亩国外松，村人们集体推举祖父看山护林。祖父挑起了这幅沉甸甸的担子，每天要在树林里来回穿梭几遍。哪一株树木染上了松虫，哪一处地方扔下了烟头，哪一个不怀好意的人想打松木的主意，他老人家都能熟烂于心，断然处置。祖父是儿孙晚辈几十个家庭的思想统帅，他总是无数次告诫我们，要切实担负起社会责任，良心处事；人可以不当官，可以不发财，但绝不可以违法乱纪。在这种言传身教的熏陶下，祖父后辈中考取了30多个大学生，诞生了10多个地方政要和商界精英，所有后代无一人受过法纪的制裁处理。

站在祖父的坟前，眼前的村容物貌既清晰可见，又熟络可亲，好象祖父还在给村里的红白喜事办应酬，还在告诫村里的年轻人要少打牌，莫沾毒，多依法致富，还在为村里修缮自来水的事奔走操劳……，一转眼间，祖父已离我们永久地去了，留给我们的是无法弥补的哀思和眷念。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我们正在或即将为着祖父的遗训打拼，相信九泉之下的祖父会与我们共成就，同快乐。

（作者系岳阳县文化广电旅游局长）

编辑 许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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