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柳泽生

编辑 即觉

乡村路上“豆腐郎”

 

     畜牧场的豆腐坊挺简陋的，说办就办起来了。

     一头驴，两口大锅，几口大缸，几个豆腐盘子。大件就是一盘石磨和一个石头凿成的大“淌池”；小件还有盆碗勺子、家三伙四的一推。一个豆腐师傅带两个豆腐徒弟外加一头小毛驴。利用猪场的一间休息室，豆腐坊就热气腾腾的干了起来。

  我的豆腐师兄刘克文（摄于2013年春）

     白厂长找来（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聘请”）一位附近三里八乡知名的豆腐匠。此人姓刘，大个子，略瘦。据说过去曾经做得一手好豆腐。豆腐徒弟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们村里的“小能人”刘克文。刘克文当年也就三十来岁了，中等个子，身体结实，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干什么都有模有样的。他在北票念过书，在本村年轻人中算得上是“高文化”了，时不时就能在公社广播站和县里的报上听到、看到他写的一些小报道。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娶的夫人是我们邻村上萝卜沟的美女＋能人，郎才女貌，在村子里也算得上是上等人家。同样是豆腐徒弟，当然他是大徒弟，我是小徒弟了。

     做豆腐虽然是个手艺活，但那是做好了、做精了难，学个马马虎虎过得去还不是什么难事。虽然说放水多少、熬“豆腐籽子”的火候、“泼脑”、“压浆”都有说道，其实最关键的就在点卤水上。点多了，就 “老”了，豆腐又硬又小，不好吃、不好看，又不出数；点少了，豆腐软软的“不成个”，拿不起来，放一会，水流了一地，豆腐就瘪了。卤水点的正好，豆腐又大又水灵，白胖白胖嫩嫩地，放上一天豆浆也不跑。

    过了不多日子，我们就学的差不多了。豆腐师傅大老刘走了，我们两个人就从小学徒变成了新的豆腐师傅。一个刘师傅，一个柳师傅，叫着叫着就分不清是刘师傅，还是柳师傅了。

     几十年过去了，前往东沟的仍然是那条曲折蜿蜒土路

     按理说，做豆腐也算得上是个受累吃辛苦的活。每天晚上就要先把做豆腐的黄豆泡上，不到半夜就得动身，到生产队饲养棚牵上“短尾巴”毛驴，赶到东沟。到了东沟，赶紧套上牲口就拉磨。一干就得两三个小时。磨出来的“豆沫子”,倒到大锅里熬，等到大锅里的“豆沫子”哗哗地翻开了，再改成小火慢慢地熬上一阵子，就成了“豆腐籽子”了。然后在大缸上边吊起一个细细网眼的网袋，把熬好的“豆腐籽子”过过箩，过出去的就是豆浆了，剩下的就是豆腐渣。猪场的人，过来过去的赶上的，就趁热喝上一碗豆浆。反正两大盘子豆腐，也不计较这么三碗两碗豆浆。

     农民自己家做豆腐就简单了。磨好的豆子，好歹过一下箩，“豆腐籽子”多放卤水，点的“老”一点，弄一个大盆，放上秫秸扎的大盖帘子，把点好的“豆腐籽子”连“脑”带水地倒到帘子上，包上包布，压上一块大石头。一个豆腐就算做成了。做出来的豆腐“又粗又硬”， 真是“扔出去多远，弹跳几下也不带碎的”。他们管这种自己家做的豆腐叫作“老豆腐”，管豆腐坊做的叫“水豆腐”或“包浆豆腐”。

     一开始我们两个干劲十足，天天不到半夜就爬起来往东沟赶，很怕去晚了。去东沟没有什么像样的路，就是顺着沟沿往上走。冬天的山路格外静、格外晴；满天的繁星，就像无数个挑着灯笼的萤火虫；静夜里的小北风飕飕的，刮在脸上就像刀割的一样。我俩牵着驴，拎着保险灯（当时农村生产队常用的一种煤油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东沟赶，哪天都得摔上几个跟头。

     忙活大半宿，天刚放亮，豆腐就做出来了。

     豆腐渣、熬豆子的水留下来喂猪，豆腐由我们两个挑出去卖。我们两个轮流挑着豆腐盘子走村串户，连吆喝带喊，赶上好时候，到下午两三点就能卖完。遇上不顺，到晚上也卖不完。夜里还要继续泡豆子，半夜还要做豆腐，搞的我们两个一天天的焦头烂额，疲惫不堪。

那时的豆腐对于农民来说还真是新鲜东西，喜欢归喜欢，可就是穷得买不起。社员家买豆腐，不是家里来了亲戚，就是老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一次也就是买个一块两块的，一般不掏现钱，都是拿豆子换。那时没有现钱，好的生产队到年终分点红，开几个钱，大多数生产队都不能分红开支。有的虽然说分红开支了，其实就是个名义。“三角债”盛行。工分多的，生产队欠你的，工分少的你欠生产队的，反正钱是到不了手。我们队这个问题更突出。几个“四类”分子，天天出勤，日日上工，工分挣的不少，可只能是个数字，都成了生产队欠的账，就是见不到钱，好不容易卖几个鸡蛋，这俩钱也就是买点茶叶、买点灯油、买点咸盐。

     这样下去长了谁也受不了。我们两个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就这么定了：刘克文做，由我来卖。他做一个豆腐（两盘）算一个工，记10分；我卖一个豆腐也同样算一个工，记10分。这事和场领导一汇报，还别说立马得到同意。刘克文年龄大，能起早贪黑，白天休息，还可以干点家里的活。我是知青，贪睡，起不了早。白天又没有什么事。这样的分工还是挺合理的，更主要的是我们俩都能有点休息时间啊。

    于是乎做豆腐的柳师傅变成了卖豆腐的“豆腐郎”。

     豆腐盘是厚木头板子做的，再加上渗透了水，特别沉。“水豆腐”顾名思义就是水分足，两盘子豆腐180块，一副担子足足有一百三四十斤。一开始挑几步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没有几天两个肩膀头都肿了起来，扁担往肩上一放就钻心的疼，呲牙咧嘴地用两只手托着扁担摇摇晃晃地往前走，那样子真是滑稽可笑。

农村一家一户的都离的挺远，一个生产队也就是二三十户人家，卖一挑豆腐就得跑上几个生产队。冬天天短，一转悠天就黑了。有时卖不完剩下几块，就带回青年点大家打了牙祭。经常有人买豆腐没有现钱、又没有东西交换，就先赊账，时间长了就有不少欠账砸在我的手里。这下可好，不用在青年点寂寞了，天天晚上走村串户地去要“小钱”。那时我还是刚从学校下乡的小青年，特别爱面子，要账、收豆腐钱简直就像欠了人家什么似得，进屋东拉西扯的老半天也进不了正题。好不容易开口要账，也是憋得满脸通红，一点底气也没有。其实我要账很简单，给什么都可以，能“顶上”账就行。收来的有豆子、有鸡蛋，赶好了收回几笔豆腐钱，还是空手而归的时候多。给豆子的还好，交给场里也能“顶钱”。收到了鸡蛋，就只能自己吃了。好是好，可是“搭钱”啊，承受不了啊。

那时，这是我常走的地方

     十多天下来，累得我筋疲力尽，脚上磨出了泡，肩上压出了包。更难受的是，挣的工分全“搭进去”了，一天天的等于白干，就混了点豆腐、鸡蛋吃。我可真有点招架不住了，几次想撂挑子不干了。转念一想，畜牧场安排我干这个活，是对“青年”的信任和照顾。刚干了这么几天，就要撂挑子，多叫人瞧不起啊。我咬咬牙，有泪往肚子里流，硬是一天天的挺了下来。

     20 多天过去了，我想找白场长汇报汇报这些日子卖豆腐的情况。白场长办公不是在东沟猪场就是在村子里的刘峰家。刘峰是公社干部，时逢“文革”在家养病。白场长也是公社干部，两个人同在一个公社当干部，想必关系不错吧。再加上刘峰老伴特开朗大方，喝茶抽烟满招待的，他家就成了白场长的一个办公点。一天，我在东沟没看见白场长，就挑着两盘子豆腐直奔村子里。来到刘峰家大门口，看看挺远的地方也没有猪、狗，就放心的地把豆腐盘子放在门外，进屋找白场长。见到白场长，刚说了几句话，就听到外边有动静，赶紧跑出去看。可不得了了，不知从哪里跑来了两头猪，把半盘子豆腐吃得精光。大家连喊带打地，费了好大劲才把猪赶跑。我自知惹了祸，大冬天的额头上满是汗，就等着白场长的一顿批了。没想到白场长没“急

这是我挑着豆腐担子去公社的路，往返10多公里，有时一天两次

     河沿大坡道上边的大青石板是我送豆腐来回经常歇脚的地方（当时这段路是进村的一个关口，是车老板子显摆能耐的地方。能不能赶着拉着一车货的大车上大坡，就是车老板子的合格证。能，就是大鞭子在手；不能，立马就得交鞭。现在这段路早已废弃，改到河湾那边去了。）。这里大约是去公社半路的地方，每每走到这里，我一般都要放下担子，擦一擦额头上的汗，挺一挺压得发酸的腰，望望远处高高的骆驼山，看看眼前空旷的河床，总会百感交集，涌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奇思怪想。

     如果以后能有一辆手推车该有多好啊，哪怕一天送四趟豆腐也不怕。

     如果以后回城了，一定要常来这看看。看看眼前的路，看看脚下的青石板。

     如果以后发迹了，就在这搞个纪念物，纪念我在这条路上吃过的苦，纪念我在这条路上流过的汗。

     如果以后……。

     以后，我终究没有用手推车送过豆腐；以后，我到底也没有发迹过；就是常回去看看，也成了一种奢望。

作者简介:柳泽生  1952年1月出生，辽宁阜新人。1970年8月下乡知青；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市教育局、市委讲师团、辽宁竞走学校、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参编第一轮、第二轮《阜新市志》7卷；参编《阜新年鉴》24部；参与编纂县区志、部门志、专业志10多部。参加评审各类志书30多部。撰写修志论文50多篇。现专注编纂北京乡镇志。参编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志》（中国名镇志）《礼贤镇志》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刘各庄村志》等多部村志。闲暇时间撰写一些散文和游记。主要有《难忘的知青岁月》《志海撷英》《萌宝撷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