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青年成了畜牧场的主力军
1971年春，紫都台公社发了红头文件，决定在下萝卜沟生产队成立畜牧场，任命白凤祥为畜牧场的场长。白场长那可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在萝卜沟全体社员动员大会上高调发言。他说：在下萝卜沟办畜（chu音“储”）牧场，那是上级领导的信任，也是咱们大家的福分。将来场子办起来了，农业生产保障畜牧业的收入，场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到那时候大家伙就不再是社员了，还挣什么工分，盼什么分值高啊。以后咱们都成了场子里的员工了，那就像城里的工人一样，月月开工资了。有的社员听说办畜牧场这么好，庆幸喜事临门；大多数社员经历的多了，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可那时候社员都是“向阳花”啊，最听党的话了，上级的命令比什么都好使，畜牧场说办就办起来了。
牧业队（畜牧场）是个全新的事物，当然是新人、新干法、新气象。
还别说，当时公社还真挺够意思，不仅拨了地、添了人，还给了几项在当时被看作禁区的政策。喂猪养羊需要饲料，公社特批畜牧场可以办粮米加工厂、开“小烧锅”（当地土法酿酒），这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几个事，可都是当时防止农民搞“资本主义小生产”的禁区啊。粮米加工剩下的糠皮子和碎高粱粒子烧酒，再用烧酒出来的酒糟喂猪。上级特批畜牧场可以开豆腐坊做豆腐，利用豆腐渣、豆腐水喂猪，解决一部分饲料问题。
说起来又是粮米加工，又是酒坊、豆腐坊的，好像摊子挺大的。其实，所谓粮米加工和小烧锅就是3间房、1台老式的磨面机和1台搅米机，当时下萝卜沟还没有电，动力就是1台旧的柴油机。烧酒用的是老式的蒸馏锅，工艺也是最简单的发酵蒸馏方法。豆腐坊那就更原始了，一个大锅、一盘磨、一个石台、一头驴。烧出来的酒一般不卖现钱，而是以物易物，5斤高粱换一斤酒。（我们青年点就曾经拿35斤高粱换了5斤土法烧的高粱酒。）
牧业队（畜牧场）的主体设在下萝卜沟东边的山沟里，村里人习惯地称为——东沟。东沟是雨水从东山和东山大洼聚集而下冲刷出来的一条大沟。大沟上窄下宽，有2里多地长，深的地方有三四丈，最后汇入到下萝卜沟村边的小河里。夏天雨季，洪水带着大石头翻滚而下；到了冬天，泉水结冰又像一道由上而下的冰川。
知识青年有文化、有热情，在村里又没牵没挂的，正好是畜牧场的人力资源。畜牧场专门从青年点抽调了我和许洪武、李宗文3个人到牧业队，安排在了比较重要的岗位。
许洪武跟着于师傅搞粮米加工、李宗文当畜牧技术员，我跟刘克文做豆腐。
做豆腐、粮米加工说实在的都算是简单操作的活，没什么技术含量。在这几个职务中，顶数畜牧技术员最“牛”了。不但技术含量高，工作岗位也十分重要。
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干什么都讲一个“根红苗正”、敢想敢干。别看小李子就是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城市学生娃子，就是占了家庭成分好，又是毛主席的知识青年的光，光荣地当上了新建的畜牧场的畜牧技术员这个角色。农村习惯上管这个职业叫“兽医”，当时时兴“赤脚医生”，小李子也就随行就市当上了“赤脚兽医”。
畜牧场经过和上级联系，争取到一个培训畜牧技术员的机会。小李子被送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大巴畜牧场学习了3个月。
3个月虽然学不到多少畜牧专业基本功，但是现学现用的实战水平的确有了很大提高。小李子从大巴畜牧场一回来，可真就长了本事，劁猪、打预防针、人工配种等简单的 活都能干了。当地社员家的牲畜有点什么小病小灾的，都找小李子帮忙。他也是有求必应，从来不看人下菜碟。帮社员家劁猪、骟羊，给猪打针灌药，随叫随到。大家愿意找他，并不是看中他治疗水平有多高，主要是求着方便、经济。小李子给社员家的牲畜看病，就是收点药费成本钱。治疗时间长的，也就是留他吃个饭。在当时，小李子整天背着一个四方形的牛皮包角的医药箱，真是有模有样的，不是上东沟猪场就是去生产队饲养棚，再不就是出了东家去西家。小李子不但在整个畜牧场算得上是个大能人，在我们青年点里也是和社员关系最好的。村子里经常有人找他给牲畜治病，也经常有人请他吃饭。下乡时小李子年龄小，个子也小，时不时地还有点孩子气，加上他为人又特别热情直率，和村子里的老少爷们都合得来，特别是和年龄相仿的哥们姐妹们，更是打打闹闹，好的不得了。直到今天，村子里的老伙伴还能说出几段知识青年小李子“打针被猪踢”“洋马配种他帮忙”等的“逸闻趣事”。
许洪武是我们青年点的老大哥。
我们刚下乡时，下萝卜沟已经有了下乡青年，只是青年点的房子还没盖好。当时他们5个都是1968年下乡的，也都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阜新市第十二中学、一个地方的——阜新市太平区城南街道。本来刚下乡时是三男五女，后来有一个男的参了军，有一个男的到“七二一”修飞机场了，就剩下许洪武一个男的，单瑞珠、马丽华、屈文华、田桂珍四个女的了。许洪武住在政治队长包德魁家，四个女的住在当时的小学校。
同来的两个男同学都走了，许洪武觉得有点失落。正好这回办畜牧场，让他鼓捣机器、搞粮米加工，这不就成了身在农村的工人师傅了吗，比他们两个提前走了的同学也差不了多少。许洪武穿上场子发的工作服，整天跟着于师傅忙来忙去的，成了粮米加工场的“二师傅”。
左前1为许洪武、左后1为李宗文（这是青年点的点友们)
那时的粮米加工厂其实就是一个粮米加工小作坊。全部家当就是一台搅米机、一台磨面机、一个老式风车，外加一台旧的柴油发动机（那时下萝卜沟还没用上电，搅米、磨面全靠发动机作动力）。当时，这样的粮米加工厂一般地方还真没有，我们紫都台公社南边的这几个生产大队，搅米、磨面全都要到公社所在地粮库的粮米加工场，加工一次米面，来来回回的跑上个几十里路，紧赶慢赶的就是一天工夫。
粮米加工厂就临时安排在了生产队大门东侧的三间房里，条件差，设备旧，可苦了于师傅和许洪武。那台旧发动机可能是从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的，又老又旧，动不动就耍“小脾气”，不是打不着火，就是乱蹦乱跳的。师徒两个人轮着摇摇把子，有时一摇就得一两个小时。搅米还好点，那时为了多出米，采用的都是水磨法（高粱放到搅米机里后，往里加点水。据说这样高粱不容易碎，能多出米，就是粗一些，不好吃。那时好吃不好吃不重要，能多出米就是最好的），就是噪音大点，好歹没有粉尘。最难受的是磨面，噪音大不用说，最气人的是粉尘满屋飞，叫人没处躲没处藏的。尽管这样，还有下到出面坑里，敲打面袋子。一天下来，于师傅和许洪武两个人的头上、眉目上、身上都是面粉，简直就成了“面人儿”了。
简陋的粮米加工厂（老式风车） 这是加工面的机器
尽管这样，“技术师傅”还是“技术师傅”，走在回村的路上，还是能收到不少羡慕的眼光。
我是做豆腐的柳师傅，又在农村多了一番经历。（待续）
作者简介
柳泽生 1952年1月出生，辽宁阜新人。1970年8月下乡知青；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市教育局、市委讲师团、辽宁竞走学校、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参编第一轮、第二轮《阜新市志》7卷；参编《阜新年鉴》24部；参与编纂县区志、部门志、专业志10多部。参加评审各类志书30多部。撰写修志论文50多篇。现专注编纂北京乡镇志。参编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志》（中国名镇志）《礼贤镇志》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刘各庄村志》等多部村志。闲暇时间撰写一些散文和游记。主要有《难忘的知青岁月》《志海撷英》《萌宝撷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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