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玲：辛丑，一篇想不出标题的文

一

过去的庚子年，多少魑魅魍魉，细思极恐。那家国里外的大小生态，感觉失序、乱象，亢奋、失落，纠结、折磨。那凶年，让人过得缓慢与辛苦，回想起来依然惊魂不定，随之精疲力竭。而过去这一年，我的内心负重或受伤，也够挣扎，不时濒临崩溃的边缘。辛丑降临，凶年的阴影依然摇戈。疫情、数据、发布会；戴口罩、健康码、量体温——可谓警示无处不在，再加中美两国杯弓蛇影，与若干他国剑拔弩张，辛丑、庚子，让人无法区别新旧。

    除夕入夜，如同凌晨时分，四处悄无声息。深夜下楼扔垃圾，一排分类的垃圾箱前，一位老人还在倒腾着，将易拉罐、矿泉水瓶和各种废纸盒、废纸箱整理与捆绑。小区里悬挂着数盏灯笼。缠绕树上的彩灯，在一片雾霾间闪着朦胧的光。空气还有些寒冷，我沿小路走了几圈，为感受这庚子年的末日之夜。口罩里没动静，口罩外也没爆竹声，人们默默地在社区间、电梯间进出来往。不管疫情是否四处突破，却已使节日在重复一次禁锢与灰色。

央视的“春晚”一定像往年一样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已多年不看了，那种集中还着带着风向与节奏的娱乐，感觉是解构着一年一度最强烈、最广泛的民间快乐舞台。对此，几乎每每跨年钟声响过后便冷遇吐槽，今年照样不变。在某大报一篇点赞“春晚的总体美誉度达96.17%”时，其评论区出现了严重的翻车事故！曾荣登“春晚”的演员陈佩斯也有深刻的体悟。他认为“春晚”破坏了平等竞争与文化市场，是一种高度集优形成病变的癌症。

新冠病毒，犹如一场哲学行动。它奇特地介入人与社会，似乎要教会人人改变某种思维方式。问题是，轰轰烈烈下来，突然发现该改未改还变本加厉，无需变化的却自行崩溃。疫情已将人折腾得患得患失，且关系冷淡、情感疏离。而高科技也替代了各种面对面的人的表达，表情格式化。这个辛丑新春，许多人们就地过年，也不求返乡闹热、阖家团圆，如此放弃某种自由与快乐显得轻而易举。所以，以往浩荡的春运队伍，今年统计说锐减了一半！

家乡的父母已故去，女儿成家则远在他国。多少个大年三十，那种天伦之乐不属于我。夫妻二人，面对的节庆只是关在门里的几个“福”字。我当然明白，因年纪、习性与心境，归于个人娱乐的欲望早已一落千丈。所谓幸福，对我们这一代不过更似天方夜谭。但既然还活着，总得设法有所附丽，虽说自己这张毛脸，未必都让人顺眼或接受，言语偶尔也令人听了刺耳。可我还知道，不少比我更次的人活得有滋有味，并还占据着社会的多种制高点。

眼下能做的就是用手机拜年。一天之内零零散散地，居然搞定了成千个对象。除替代图书馆、电影院、书店和超市的消费便利，手机的社交功能也是花样翻新。表态越发格式化，生活更加虚拟，生命节奏也被高度压缩、简化，那种灵肉糅合的立体壮丽已悄然不见。感觉是技术进一寸，人性退一尺。人类的疫情和病毒终究可以被消减，可那科技大潮却势必汹涌澎湃，它们为各种欲望所推动，其中携带着某种不可预测的冷漠乃至无声有声的新型暴力。

这个世界的变化已超出想象。风雨过后未必能见彩虹，彩虹下面也未必就有一片赞美。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需要审时度势，来挑选身边发生的事件该不该上心。我当然也一样，自觉只是一粒尘埃，也希望平等，实在没太多理由挑三拣四或特别祝福谁。其实谁都过得不易，都缺乏尊贵的守护，尤其庚子年，自由短缺是所有人的相似境遇，还有人为他人的自由失去了自由。而我挤在其中，有些随波逐流，甚至还有点像行尸走肉。这辛丑拜年或许形大于神。

好在，女儿打破了这个春节的平淡。她通过手机视频，让宝贝孩子给外公外婆越洋拜年。说真的，我有点激动，瞬间不免在内心翻着小波澜。这在我们父女之间，也是很稀罕的亲情沟通。相信彼此的智商与情商都不会太低，但这十几年，千山万水或天涯海角，是真实的距离。东方和西方，不同的语境让我和她都选择了寡言少语。然而，无数次地梦见女儿也多是童年形象。也许那时候，父女是在场的父女，我可以牵住她的手，女儿似乎也离不开父亲。

二

年初一，一束阳光从窗外准时射入了暗厅。桌面水仙花和两边的水竹、腊梅形成三角，有些许的芬芳散发——这些是惟一可感的节日抒情。游动的鲤鱼和走动的人，了无新意地重蹈覆辙。屋子很安静，妻还在睡眠中，里里外外能听到的只是鱼缸里循环的水流声。谨慎地为肠胃料理过早餐，泡了一小壶家乡的“正山小种”。静静坐在沙发上，一阵若有所思，一阵不知所云。这是辛丑春节吗？我更清楚自己还是个病人，不适的症状老在被迫将身子倾斜。

许多天来，看多写少，实在没法支撑一种疼痛。以为认识了生命的意义，就可坦然面对人生的所有变故、挫折、灾难与死亡——这只是错觉！它只属于英雄，确有超越庸常的意志力，或具备信仰的力量，才被人类记载致敬。沉重的精神压力、社会的中伤误解，甚或直面地狱般的各种苦刑、煎熬，他们从意识到人格却依然能表现出惊人的从容淡定。历史曲折沉浮，但我依然坚信：这个时代与人生同样是伟大和平庸并存，虽自己属于孱弱无为之辈。

美国大选虽已结束，微信群依旧在为“挺川”和“黑川”战火延烧。官方此次似乎也非常大度，放开尺度让公众围观。普通民众依旧看看热闹，好恶倾向几乎多随《环球时报》这样的权威媒体。而看门道的，自然是些有国际眼界的人。然而，最投入的则被认为是一批“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分成了两拨，或支持共和党，或支持民主党；彼此的立场、观点都自有充分的依据，他们都希望持续的民主政治，保住美国这盏惟一发亮的“世界灯塔”。

大选中的美国，给人带来的伤心是难免的。无论人们对川普先生如何好恶，他是被美国的政治社会逼出来的一位总统，也暴露了这个国家难以置信的一道裂痕。极左思潮席卷着东西两岸，传统的宪法至上、三权分立多少都遭受了两党近于对立的政治伤害；社交媒体形成的新霸权，也正在扭曲着传统价值观。曾经的“黄金时代”已进入到如今的不确定时代。而不管是否有“川普主义”，他的那份政治遗产，包括对华政策，拜登政府也难以完全拒绝。

中国的知识分子，没几个是真不爱国。他们间接“参与”美国大选的各种议论、观点评判，并从思想与精神上深度介入，感觉正是一种“曲线为国”。在国内，由于历史留下的制度局限有待突破，他们还缺乏正常通畅的沟通渠道，无法呈现个人某种重大或重要的民主政见。因此借助一个外在机缘，大胆、尽情地评论宪政、民主与自由。显然，美国社会还具有无可替代的现代性标杆作用，其是否运行正常或持续存在，对人类的未来命运至关重要。

读到了伯特兰・罗素。这位亲身观察过苏俄和中国的英国哲学家，有着异常深刻的洞见。他似乎希望找到一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平衡点，但最终无果。这篇《论现代中国》，竟然可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恍然大悟，并发现复杂交织的历史文化对国民心理与社会政治的直接影响。这似乎是西方学者的基本功，看问题注重事实、真相，研究力求多维、深入，把握焦点亦不失原则。当然，这是思维方式与行为理性。有些观察和观点，罗素们也是错得离谱。

罗素有个观点可以日久弥新：国家权力是一种势在必行的恶，应该被限制。这显然属于一种正义的大原则。需要强调的是，当某种过往的见识或真理已成常识，而我们却毫无察觉或视若罔闻，或还得以吃力的探索来证明它们的孰是孰非，文明就会变得格外虚无。在面对人类自在自为的经验上，我们曾经的冷漠或对取舍的标准令人错愕。而罗素的中国贡献不过是一种不失文雅或又暧昧的提醒，他不像黑格尔那样给你当头一棒，然后太阳就下山了！

太久的难题在于：思想不能标新立异。对国人而言，认识国家、看清自己，可能强过对什么牛年马月的被动庆祝。“现代中国”是一大课，我们自己一直就没怎么看清说透。她的复杂，已并非一般常识性或逻辑学可以梳理得清晰。良心与智慧、责任与耐力的持续担当，自然也是一种破解奥秘的希望所在。问题是，不对中外历史的曲直了然于胸，不对各种伟大思想的准确挖掘、吸收，着力于优质的传承，那么再丰富的经典也只会成为一堆乱坟荒石。

突然想到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处境与觉悟，今日看来一样新鲜。似是而非，步履蹒跚，先辈们也试图切断这样的历史，但却难以顺畅。记得疫情在武汉肆虐期间，人们曾用“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来自嘲或调侃处境尴尬的国人。其实，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史自有他的道理。缺乏严谨的逻辑，自然也保不住常识的坚固性。即使一时认清了人生目标，也可能因为随意任性而瞬间模糊、消失。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个特别关注了民族灵魂、并具备现代文明常识的人。《狂人日记》的感叹与忏悔，《阿Q正传》的绝望和反思，正是他对传统国民性格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缺乏阳刚血性、良知觉醒，这种悲剧的历史惯性难以阻挡。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世纪里，各路智者能人或行望闻问切，或续西学东渐，人们保住了一个国家，却在思想启蒙上效果甚微。奴性作为文化已有了很强的韧性，病态的灵魂也产生了抗体。

鲁迅先生太可景仰。文字很多却废话极少。像“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非随便能够出手。我曾对他为何突然弃学医改文感到疑惑不解。2020年我去日本访问，还特意去了一趟仙台医专，也为自己证实：鲁迅的“转型”不是偶然的。这个有魂的人，还能很清晰地感觉到别人的魂乃至一民族的失魂落魄。以鲁迅的作为实在像个悲壮斗士。他不同于胡适，尽管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但后者更似一个把脉国家的潇洒先生。 

我们已失去拥有鲁迅与胡适的年代。对此，时不时也难免会陡然某种悲凉来。我的身边也不乏饱读诗书的文人学者，却没了那个上下通力皆为探索，寻求真理彼此照应的出彩时代。那个北洋时期，整个社会对现代文明翘首以盼，渴望至极。宪政当立，变革为道，面对精英思想与汹涌民意，总统们似乎温文尔雅，而总理衙门如履薄冰。尽管历史的宿命，建立了“共和”的中华民国，却未能让国家推到宪政，实现转型，给未来社会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

三

初三这一天，读到不少对历史的回顾。其中之一，便是胡风先生给乔冠华等人的几封告别信，都是他失意后表露的无奈与伤感。所谓“胡风反党集团”，对今天老一辈文艺人应该都耳熟能详。胡风与周扬，俩个文艺青年从“旧社会”斗到“新中国”。但没料到的是，性质不断改变升级，被鲁迅都肯定过的作家和理论家胡风，最终由于耿直率真的个性而被“反党”、被批判。他写的那份30万言给党中央的上书，其批评的观点成为实锤的罪证！

这样的现象，在曾经的“反右”与“文革”期间并不新鲜。大量知识分子因一句言语失误，就可能被“劳动改造”。当然，胡风和他的所谓“集团”案，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意义：从此知识分子大多被敲断了脊梁骨。文人们彼此撕破脸皮无情斗争，也有了看风使舵以求自保的社会经验。胡风出于一种对文化艺术进步而积极坦率的建言，莫名其妙地有了牢狱之灾。发生在1955年的这事件，许多人似乎都还来不及思考：共和国的现实原则与未来方向？

亦新亦旧的文人还没有消化完，初四就又冒出一个诗人朋友来。他用海德格尔的书名推出一组诗作《存在与时间》。进入21世纪，整个文学都已落伍或沉寂于社会思潮间，但也并未完全歇菜。尤其是诗人们更不甘寂寞，也趁着别人看不太懂诗歌那奇特有加的意象表达，自是将个性精神嗨得天地无边。感觉几乎只有他们自知在想什么，写什么，图什么。这年头也没几个专门靠写诗过活的人了，诗人大多是业余的，兼职的，好玩的甚至也是快乐的。

但凡遇到诗人很伤感、很惆怅的，而且还是有思想的，那么，这大约就属于动真格的了。结果却也一定是特别痛楚的。我曾为这“无用之痛”而逃离，显然还因才气不足，想象也超越不出生存困境的半步。被商业大潮挤压成没落趋势的诗歌角色，现今回归着，气势涌动如同波旁王朝的复辟：民间的，官方的，或官民勾兑的，各式各样的诗歌活动似乎层出不穷。当然，他们中鲜有什么“贵族”，尽管其思想、精神甚至个人生活，根本上也多趋向于保守。

的确，曾经，在压抑了一整段不短的社会岁月，中国的诗人们凭借着某种政治的“允许”，他们身披战袍、挥戈上阵，并且成功地在文化语境间攻城掠地，风光无限！但时过境迁，尤其像中国这样以权力架构起的舞台，也难以瞬息万变。现在，诗人队伍在扩大，成分很繁杂，没有主旋律，很难被归纳，也比以往更加独立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他们类似绘画艺术家，在自己的画框里尽情挥霍色彩与线条。他们的可贵在于：偶尔也小心翼翼地冒犯一下这个时代。

“如同书法的狂草，巴客的诗，也是狂奔乱跳的形象，其中饱含着突如其来或难以调和的人生事故与撞击……他极其多产，那分行排列的文字，成为他无数次焦虑的情绪与矛盾的思考出发的必经之路。当然，对于一个颇具才华的人，严重压抑的后果只能是完全的异化或疯狂，但强大的理性则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我将此希望寄托在他的歪打正着上。否则，复旦大学又会多出一个极端的故事。”——这是我的推荐语。他也成了我辛丑年的“新冠”。

一位老友W带着女儿上门来拜年，这在疫情间是种奢侈。糟糕的是，我们夫妇俩人身体都不在好状态。过年了，却只能做几碗简单菜肴将就。朋友是军人后代，也曾是军队电台的记者和主持人，转业后辞去公职自谋生路，挑战自我。可商海沉浮数十载，最终归于平淡无奇。今日聊了许多，但最重要的却是她引导我进行“咖啡使用变革”。胶囊，手磨，工具的讲究，比较一天三杯雀巢速溶，实在相形见绌。平民，想沾点“贵族”模样，连皮毛都难！

初五时，读到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先生文：《离了婚，断了腿，那年我27岁》。回顾大半生，经历坎坷却也有所成果。制定法律，参与修宪，虽被当下法学界公认为“法学泰斗”，但感觉老先生并不这样自我认定——此意甚是了得！不仅如此，因法治的姗姗来迟或残缺不全，先生回味了自己与所处时代的某种不堪与不幸。这也正是人们更需给予关注的一位“大家”的细节。先生曾送过我一本自传《沉浮与枯荣》，书名即见真诚。

在微信转了篇题为《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这是近年来思想很是新锐的清华大学政治学者刘瑜的文章。看似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其实是针对那些目标近于虚拟、想象替代现实的左派们的“添乱”。这也是当下中外令人头疼的严峻社会问题。作者借助了美国保守主义经济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的重要观点，对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等领域所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表达怀疑，现实的针对性极其鲜明。

文章很长，刘女士对知识分子与政治间的关系分析可谓引人入胜。美国问题首当其冲，高福利与大政府是一反面意识，其中追溯到了如20世纪上半叶萨特、萧伯纳以及罗素、杜威这些“左翼”精英们优越的自负。刘瑜结论之一：“知识上的谦卑并非基于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而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职业上的诚实。”对中国优秀的学者而言，解读人类思想经典似乎完全不成问题。而在我应有的敏感中，这类发挥也同样是对清华某些学者们的一种警示？

这一天，我还读到一篇已故中共理论家李锐先生的旧文，这是生前为施滨海的华国锋传记写的序言。当然，作为党内改革派的代表性人物，老先生的文字表现出一以贯之的求真务实、敏锐犀利的风格。对于华国锋这样自己亲身接触的历史人物、有争议的政治领袖，李锐不可能不一针见血。他肯定了华的“扭转乾坤”之非常作用，也提出不能完整甚至带着残缺的现实必然。我十分敬重这位清醒过百岁的老人，我听过他警世的睿智言说。他是一面镜子。

故友施滨海先生，是一位十分关注社会变革的当代史学者。他在作为《中国经济时报》编委时，就同已时以历史学者身份参与社会的变革思考。因说真话，也经受了某种不公正的对待。他时常对我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人不能没有道义和信仰。为写华国锋，追逐一种真相，滨海似乎是拼了命。在那间最终让他死亡的屋子里，我数次看到他双眼浮肿、衣冠不整且满嘴的烟臭，使原本粗糙的嗓音也更加粗粝而立体——这是他奋力思考、赶工熬夜的结果。

和许多希望以微薄之力奉献给社会的文化人一样，滨海这位“绍兴师爷”，平时皆以最简朴亦认真的方式力所能及。只是，这位胸有追求、热情似火，真诚处世与待人的朋友，2018年底一场突然的火灾，竟中断了他坚持某种“天问”的宝贵生命，令人感叹不已！一周年的祭日，我和历史学家吴伟、媒体人徐庆全、文化学者余世存、诗人叶匡政、作家苍烟空等十几位好友为他开了一个追思会。可无情的时间，却在渐渐地淡化有关他的一切。

四

思想在静动之间，时间似乎也跳跃得没了感觉。正月初八，晴转多云。在毫无准备中忽然接到电话，是从苏双碧先生家打来的，告知苏先生凌晨已仙逝!下午我赶到苏家时，家属正和原单位的人正在商量治丧事宜。好在苏夫人（一位教育学家）表现异常平静，先生已卧床依靠鼻食已有数月之久，对这一天早有预料，她是在坦然面对。能相伴人生，白头偕老，无论对谁先离去都无遗憾了。况且，87岁也属于寿终正寝。自然，苏先生也非庸常之人。

    四天后，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在八宝山公墓为其前副总编辑、历史学家苏双碧举行了简洁的告别仪式，也给出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宣传思想战线优秀领导干部”等等生平介绍与评价，合乎作为中共最权威的理论刊物与机构的定位与定调。但以我对逝者的了解，却还有个人的异样感觉。而体制内的盖棺定论，也基本属于组织行为。晚年的苏先生虽受帕金森病的折磨，但却并不糊涂。还多次对我提起：“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

当过北大教授、《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的苏双碧先生，于我可谓亦师亦友。在他的事业最辉煌的时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反思文革、真理实践大讨论，是一个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大显身手的机遇，他没放过。从对遇罗克的平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和历史思想批判的创新上，我都感受到了苏先生的理性与勇气。1999年我写了《现实主义史学家苏双碧》一文，对其学术与思想做了一些梳理与评论。先生似乎还满意，也附进他自己的论文集中。

2月23日上午，天是阴沉的，气温似乎比零下2度的预报更低。因疫情，整个公墓比以往的追悼气氛显得更加清冷。让人疑惑的是，公墓管理处更像是一个“临时当局”，那规定那举止那语气感觉颇为“不近人情”。“梅厅”外排队等候时间的，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悼念者。他们戴着口罩，全被冷落几十分钟不得进入温室。这情形让我想起近日读到某官媒发的一篇评论《要对“一刀切”切一刀！》，作者的意思在于批评“懒政”与官僚主义。

许多时候，人们都在感受着“动机很好，效果很糟”的社会现象。某些管理者只图自身便利，而不顾及执行人或受众者的麻烦，最终使解决问题的人最终成了最大的问题。眼前这“梅厅”实际不小，分两大厅，里面供遗体告别，外面可容纳百人，中间有个不短的过渡通道。当有人提出建议让老人们进屋，少挨点冻，却被拒绝了！为了“安全”，丢了“人权”，这就是典型的一刀切制度。贵为“正部级”的社长和总编辑，此刻默立于前头，不拘小节。

我看到了一个花圈，落款是“杜导正率前炎黄春秋杂志全体敬挽”。我知道苏先生也是前《炎黄春秋》的编委。而我同该杂志创办人杜老、先后俩个总编辑吴思和徐庆全以及编委吴伟、雷颐、胡德华、展江、陈敏等均有深浅不一的交织。老“炎黄”在中国读者中，它是对革命历史反思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这是对历史问题真探究，也是对真实历史的尊重。我个人以为，对历史的抒写离开真相便一文不值，而中国的历史却有太多权力留下的一道斧痕。

我当然知道，一切现实都会成为历史。然而，如何能使我们所经历的，在成为历史之前不那么沉重，至少不那么心灰意冷，却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初八的这一晚上，由一位经济学家H做东邀了几位朋友来聚聚。庚子年以来，彼此聚会得非常之少。加上中外情势交错、局面不展，知识分子们也多有失语。如今，又一个春天来了，虽看不到报春花，也不见大雁或丹顶鹤，但人们的心情还是有点舒展的欲望。是人，总是想说话的，这是常识。

问题是，即便眼下处处感觉世界处于大变局之中，中国也有自己的大势所趋，不可举重若轻。但是，有包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宪法学家、历史学家等角色在内的学者聚会，居然不能从基于一个公共亟需，聊一聊能够契合当下、立竿见影而推进社会向前的某种原则构想，只能浅尝辄止，无从深入或尽兴一点。无奈在于，共识又有何意义？自由主义的底色似乎生命在别处，尽管不少人都是这些年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乃至在国际上也是声名赫赫。

这个晚上，话题是南一个北一个的，没任何聚焦点。每次这样的饭局聚会，多是以对现象的零星议论为主。这几十年，感觉各种权术与商争损坏了学术的庙堂，而所谓知识界却犹如一群“游兵散勇”，缺乏应有的集群思考与社会效应。尽管非常时代，更需要讲究一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可社科领域的专家林立，实则是过于整齐划一，形成了铁板一块。一旦专业失去变革思想的撬动，也很难流动出彩。风流在骨，这是我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理解。

我们可以轻松漫谈的依然是美国问题、大选余波与未来中美关系的可能走向。说实在，大选就如发生一场超级地震，为此坍塌的不仅是美国本土的传统或主义，也牵连着欧亚大陆。中国的知识界，至今还在为此震荡、分裂并可能默默地抚慰着伤口。春节前，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先生宴请北大张千帆教授和我等几个朋友时，居然也问及此事，欲知究竟。这说明，国际上也很关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的状态，或直接影响着对中国社会的感观。

也是。一个丧失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天平上分量的国家，或许一定被外人也瞧不起。日本就有一批像印在日钞上的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作为大时代社会进步的积极的、与大政治融为一体的元素，影响、推动并改变了日本，成为自身民族的骄傲。而中国“自由派”原本就有点危如累卵，眼下又扯出“自由”与“保守”来，再度形成撕裂。其实，“自由”还没充分的主意，“保守”又要坚持主义，这需要坐下来很理智地交流探索。

今晚的这几个友人，其实在对待美国当下突出的问题上也都自有见解，且观点却不尽相同。可贵在于，他们彼此尊重有加，只求共识不为山头与霸道，少有学界流行的那种浮躁、骄横与戾气。虽除我之外，都是某一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却不以高人自居而自以为是，也都属于真实的谦谦君子。每一聚会，面对这些精神贵族气十足的师友们，我应该都是最大的获益者。如同感知历史弥留的一种交际文明，那自然是值得欣慰的，它同权贵或金钱无涉。

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学者，里外都有纷纭不一的说法。春节这几天在阅读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中，有一篇是旅美学者、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的《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分子》。他批评某些搞“国学热”的，以为“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不用对外求什么就已用不完了！这是精神空虚所致。余先生也认为，“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已不纯粹，应改称“知识人”较为妥帖。要强调传统“士”意义上的人，即尊重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与尊严。

“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余先生如是说。这大概也属于不卑不亢的稳健。是的，若既不能力挽狂澜，又不想完全急流勇退，就选择简单的作为也属于正常人的阳光境界。处在和平转型的时代，有了这样理性的绝大多数，或能影响相对躁动的极少数？实际上，没有思想的巨人指引的时代，知识人的自我勉励，不断修行和努力，谦卑与尊严并存，显然也不失为一个社会向前的一层希望。

五

节日一直窝在家里，对我这个性格好静的人倒也无妨，读读写写的习惯，更无个人静态生活的压力。但对喜阳光好运动的妻而言，却是不小的挑战。她原计划要去雍和宫烧香的，可城里寺院据说全都山门暂关不见施主。但，妻还是将我拽去地坛公园。它的位置与天坛遥相对应，与孔庙、国子监也隔河相望，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为皇帝祭地之用。可除对皇权无边、随心所欲的恶感外，我尚无想象延伸。这趟，我只陪妻子走走，晒晒太阳，算是游乐。

正月十三，无疑是整个春节最开心的一天：我见到陌生了将近五十载的小学同学。他叫欧玉俤，9岁时感觉的那种大大咧咧、还兼胆大包天的性格似乎未变。他也经历了轰轰烈烈、左右逢源的人生闯荡。退休了，还住在那个感觉自在的小渔镇上。因大女儿在京工作、成家，偶尔也过来走动看看。他真是稀客。在北京，小学同学我从未遇见！看来，这些年他在家乡生活料理得蛮不错，那滔滔不绝的话题，那无忧无虑的样子，还有那身板，都好让人羡慕！

来客也贵，也是聊天的主角。从见面起，先帮我回忆某几个人的下落，玉俤就逐个从同学到家长到老师，从红小兵到会武功的厉害大人说开。当然，自己那段在计划经济时代手里有点小权力的故事，也属于他的可圈可点。聊着聊着，就发现老同学成年后更豪放的个性和让我迷糊的好恶评判标准。对于面前的老同学，除了亲近与可爱，我实在生不出别的异样感。昨晚，老同学还亲自下厨，准备好了我挺爱吃的“闽南糊”。那味道，小时候过年才会有！

同窗的到来，让我思念起南方有海的家乡。少年时的简单快乐，没有成熟的烦恼，也看不清人生的面孔。也许是县城，或是那个时代整体单调的线性思维，悲喜好歹都摆在面上，虚伪都缺乏聪明的掩饰。尽管还运动不断，可一种依旧近于原始的状态。像一场滔天海啸在某处的戛然而止，残留着一块还稍能由性散漫的民间社会。中午，我在“红菜苔”请客。临别，嘱他再来。手在空中挥了许久。可玉俤除了名字，指我是“作者”外，一片空白如初。

在整个辛丑年的春节里，我纠结的还是一种时空与生存。应该说，从戊戌、辛亥再到庚子与辛丑，在最近这些年关里，我和一些朋友们，几乎就没停止过对知识人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反思。辛亥起始，我在一外媒中文网发表《戊戌，似乎过不去的年》，呈现了一群人对历史衔接的某种心思。今日，我依然旧梦缠绕，觉得知识分子每每面临朝代更新，都缺乏一种正常、稳妥、独立地过渡。他们自由开放的思想，也未成其中凝聚社会理性力量的粘合剂。

正月十五，过年的末日。晚七点半，妻招呼吃饭，端上两盘饺子，竟然无任何辅食配菜，就七粒水饺应对这千年不朽的元宵享受？出门美一顿的念头只好打消了！只怪我自己，埋头一天，只顾敲字，大概让妻感到了无生趣了。这一夜，也未知明月是否？想这京城元宵，人们包着口罩也着实无脸可闹。辛丑春节将尽，我又忆起庚子开年。对人类所有不幸不应轻易忘却、成为过去，除非让那些不远的旧史，能扭头看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令人欣慰的新历。

2021.2.27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