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志平，1949年生，浙江海宁人。嘉兴教育学院中文副教授（已退休）、嘉兴文史馆馆员、嘉兴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主要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古诗词，有《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诗说嘉兴运河》（浙江人民出版社）《浙西词派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等多种著作，在各地高校学报等刊物发表过数十篇论文。

正气千秋也凛然

——明代方孝孺与“靖难”事变

嘉兴教育学院  徐志平

     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是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作的，五烈士中有浙江宁海人柔石。在介绍柔石时，文中说：“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多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象也有些这模样的。”把柔石的坚强不屈与五百多年前的方孝孺联系了起来。说起方孝孺，这里有着一段惊心动魄而又惊天动地的史事。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是明初著名古文家宋濂的学生。其父方克勤，明初为山东济宁知府，廉政爱民，曾在明初战乱后勉励百姓垦荒恢复生产，不畏权势，为民请命，减轻力役。济宁百姓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后被人诬陷而遭贬，又因“空印盒”事件受牵连，被逮下狱死。方孝孺受父亲影响，为人忠贞刚节，学问渊博醇正。朱元璋洪武十五年（1382），曾被召至京师，但未任用，遣还，后被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王朱椿聘为世子教授，蜀王将其读书房名之曰“正学”，后人称其为“正学先生”。方孝孺学问精深，然其复古思想浓厚，一心要推行儒家学说和“周礼”，甚至提出要恢复“井田制”，并希望自己能得到重用，自己的主张能得到实行。他在《闲居感怀二首》诗中写道：

“乘时功易立，处下事少成。君看萧曹才，岂若鲁两生？

  贤豪志大业，举措流若惊。循循刀笔吏，固足为公卿。”

“习俗日颓坏，畴能塞其源。自从井牧废，开此争敦门。

  救弊岂无术？得君方难言。田间一卮酒，跽酹苍梧魂。”

      前一诗写到自己的志向抱负，感叹自己在“处下”的位置而难以实现报国理想，羡慕汉代萧何、曹参的得时任用。后一诗有感于当时的弊政习俗，希望能改变这种浑浊的现实，但却不切实际地把希望寄托于复古、“井牧”（井田制）上，后来当他辅佐建文帝时，就推销他的这一套。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评论说：“《周礼》一书，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时变，不知凡几，而乃以惠帝讲求六官，改制定礼，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

      朱元璋即位后，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但朱标早逝，于是立朱标之子皇太孙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后即位，年号建文，后世称“建文帝”。清代时又谥号“恭闵惠皇帝”，后世又称“惠帝”。建文帝即位后，许多廷臣推荐方孝孺，于是授为侍讲学士，备顾问。由于方孝孺德高望重，受到建文帝的重视，读书有疑问，即召至讲解。碰到疑难事，往往咨询之。方孝孺受此恩遇，自以为是实现其抱负的时机到了，他曾在《书事》诗中写道：

“斧戾临轩几砚间，春风和气满龙颜。

细听天语挥毫久，携得香烟两袖还。”

“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栏杆。

  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

     “斧戾”是类似屏风一样的窗轩，用于帝王之居，这里指皇宫。两诗刻画皇帝书房的威严和华美，表达诗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为皇帝讲学而产生的志得意满而又感激零涕的激动情感。

       建文帝当政，朱元璋的其余众多儿子封为诸王，居住各地。他们臣服于侄儿之下，岂能甘心！尤以四子朱棣为甚。朱棣在朱元璋的儿子中最有勇智，实力最强，朱元璋封其为燕王，镇守北京，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入侵，故拥有强悍兵力。面对叔父们的虎视眈眈，建文帝听信了大臣齐泰、黄子澄之言，决定削诸藩王之权。朱棣趁机起兵，指斥齐、黄为奸臣，打着“靖难”（平定变乱）的旗号，向南京杀来。建文帝派兵抵抗征讨，据说诏檄皆出自方孝孺之手。经过一年多的激战，朱棣于建文四年（1403）六月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他被焚烧而死，有的说由地道而逃亡，民间流传许多传说。朱棣攻进南京，承继皇位，改元永乐，史称明成祖，建文帝众臣或杀或囚或归顺，不少大臣自杀殉之。据《明史》记载，朱棣发兵时，其手下的谋臣姚广孝曾专门关照朱棣道：“南京城攻破之日，孝孺一定不肯投降，请您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绝根了。”朱棣当时答应了姚的请求。但当朱棣登基时，为了借重方孝孺的名气，便要方孝孺起草登位诏书。这时，方孝孺大哭上殿，“悲恸声彻殿陛”，接着，《明史》上记载了两人的对话：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于是，朱棣大怒，命将方孝孺裂尸于市。方孝孺慨然就刑，作《绝命词》曰：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就。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应不我尤！”

      时年方孝孺才46岁。其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已先自杀，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方孝孺的哥哥方孝闻也是一位气节之士，先于孝孺而死。其弟方孝友与方孝孺同时被杀，方孝孺眼看其弟受累，不禁泪下。孝友口占一绝：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华表”是古代路口的路标，为人指路。诗中劝慰哥哥，并表示把死当作“取义成仁”的机会，也流露出依恋家乡亲人的感伤。受方孝孺案牵连的宗族亲戚凡873人被杀，遭远戍流放的不计其数。封建制度下既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能“一人犯罪，连累九族”，而据传方孝孺被“灭十族”，各种亲戚“九族”之外，再加上他的门生，封建制度的残酷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过了近200年，至明万历十三年（1585），才宽释受方案牵连的方氏后裔，光浙江、江西、福建一带就有1400余人，可见受连累之众。方孝孺生前为文为诗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死后，其诗文被严禁，凡收藏者，罪处死。方孝孺同乡的章朴，在事发后的次年，因收藏方的遗文而被处死。死前作《临刑诗》：

“面母终无日，归魂定有期。空令二三月，鹃带血痕啼。”

尽管如此，方孝孺的门人王稌还是冒着杀头危险，把方孝孺的诗文偷偷收藏下来，使他的诗文得以流传后世。至宣德年间，稍稍放宽了些，其诗文慢慢传于世。

     方孝孺不肯起草诏书，朱棣找到了宋濂的另一位学生楼琏，楼琏是金华人，时官为御史，在朱棣的淫威下，他被迫起草了朱棣的登位诏书。回到家中，其妻子讽刺他说：“你面对九泉之下的先生时，不觉得惭愧吗？”楼琏辩解说：“我是怕连累家人才起草的呀！”当晚，楼琏也惭愧而自尽。

在“靖难”事变中殉节或受方孝孺牵连的不计其数，但大多数都能慷慨赴命，表现出应有的气节，尤其是方孝孺的家乡浙江台州就有许多。清代乾隆年间台州诗人戚学标曾写过《台州八忠祠歌》赞扬在“靖难事变”中死去的十几位台州人氏，号称“八忠十烈”，感叹“忠义不易得，得之况一乡。伟哉革除年，八公先后慨以慷，梓里千载生辉光”，并为家乡的忠义风气感到骄傲：“洪武养士十三载，可无义士扶伦纲。君不见，赤城郡中忠烈气，蒸作彤云万丈茫！”这些台州义士是：方孝孺、王淑英、郑华、郑恕、徐垕、卢迥、卢原质兄弟三人、林嘉猷、郑公智、叶见泰兄弟、冯榷、顾硕、林春坊等。

王叔英，名元采，黄岩人，方孝孺的好友，洪武末时为仙居教谕，后升为汉阳知县。建文元年，召为翰林修撰。“靖难”事变时，他奉诏募兵，行至广德，听说南京攻破，见事已无可挽回，便沐浴，穿戴整齐，赋《绝命词》曰：

“人生穹壤间，忠孝实两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过愆。

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见缠。肥甘空在案，对之不下咽。

意者造化神，有命归九泉。尝闻夷与齐，饿死首阳颠。

周粟岂不佳，所见良独偏。高踪远难继，偶尔无足传。

千秋史臣笔，慎无称希贤。”

      诗中回顾了自己“事君父”的生涯，更多的是对自己“忠孝实两全”的自责，谦虚评价自己，表示要向“伯夷”、“叔齐”学习。赋诗后自经于玄妙观。据《静志居诗话》说，他曾给方孝孺写信，劝他应适合时势变化，不要盲目推行复古。信中说：“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难，能自用其才者尤难。”这是说，人要能自己知道自己的才能，恰当运用其才。他举例说明，汉代的张良，是自知其才并“能用其才者”；而贾谊，则虽有才而“不能自用其才者”。他还说“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因此，不能固执一是，应“可行者行之，则人从之也易；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也难”，“从之易，则民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矣。此君子用世，贵乎得时措之宜也”。这番道理，在今天看来，犹不失为至理名言。因此，朱彝尊认为王叔英可算得上是方孝孺的“诤友”，感叹他们两人“白首同归，不渝霜雪，古人哉”，王叔英看到了方孝孺的盲目复古毛病，并敢于直言。

     郑华，临海人；郑恕，仙居人。在与燕王兵交战中不屈而死。

    徐垕，黄岩人，官兵部侍浪；卢迥，仙居人，官户部侍郎。两人皆在城破后不屈抗节而死。

叶见泰（字夷仲），官刑部主事；叶见恭（字惠仲），官南昌知府。叶氏兄弟为临海人，有文名，曾受到方孝孺的赏识，时称“二叶”，在“靖难”事变中殉节。

    郑公智，字叔贞，以贤良举为御史；林嘉猷，字昇以，官编修、陕西佥事。这是方孝孺的两位得意门生，方孝孺曾赞扬道：“匡我者，二子也！”

卢原质，字希鲁，方孝孺姑母之子，进士出身，授编修，历官太常少卿。燕王兵攻入，与弟原朴三人同时被杀。

冯榷，黄岩人，任宫中司务，从建文帝出亡。

顾硕，仙居人，事变后弃官为儒。

林春坊，永乐登基后召至京，不屈，遭刖。

其他死于事变的浙江人还有：

程本立（？——1402），字原道，号巽隐，桐乡人，洪武年间中举明经秀才，任开封周王（朱橚）府礼官。建文帝即位，征入翰林，参与编修《太祖实录》，后出为江西按察副使。朱棣兵入南京，自缢而死。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中高度评价程本立的诗歌，认为“建文诸臣，文莫过方希直，诗莫过程原道”。他的诗歌既有雄浑苍莽之作，也有清新细腻之作。特别为人称颂的是他的《滇阳病起》两首：

“书签药里客窗间，一月吟成病里闲。

  日日相看好颜色，人情谁得似青山。”

“天涯病后命如丝，岂复形容似旧时。

  有客相辞汴州去，传闻政恐到吾儿。”

      滇阳即今昆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程本立在周王府为礼官时，因周王朱橚擅自离开藩地开封到了凤阳，朱元璋知道后大怒，要将朱橚贬徙云南，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让他留在了京城，而程本立却被贬到了云南，家人留在了开封。在昆明，他生了一场大病，病后，写下了这两首诗。第一首写病后推窗远看，青山依旧，风景不改，更感觉人情美好，生活多趣，由此也更思念家人亲情。这是从唐人段成式《醉中吟》“人间荣辱不常定，唯有南山依旧青”诗句转化而成的。第二首写自己病后消瘦不堪，形容枯槁，但他并不担心自己，却担心有人如果回到开封把自己生病的消息传给家人，那么儿子就要担心了。事事首先想到别人，这正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正因为对家人有着这样细腻亲切的感情，也才能对君国有情，也才能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敢于献出一切，甚至生命。正如鲁迅先生诗所写：“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刘璟，字仲璟，青田人，刘基次子。刘基长子刘琏早逝，刘基死后，朱元璋要刘璟承袭其父诚意伯之爵，刘璟推辞不肯，说其兄有子在，不敢越礼，后授以閤门使，又为谷王府左长史。“靖难”事变中，称病不肯与朱棣合作，被逮下狱，狱中自尽。刘璟也能诗，其诗风与其父刘基相似，天台卢廷纲曾用诗评价刘璟的诗：“酒酣落笔词愈工，命意不与常人同。清如冰瓯玉盌贮繁露，和如大廷清庙鸣丝桐，疾如黄河怒风卷涛浪，丽如锦江秋水涵芙蓉。”

卓敬，字维恭，瑞安人，洪武年间进士，历官户部侍郎。燕王攻入南京，被捕不屈而死。其诗文据郁衮《革朝遗忠录》记：“卓敬为文章精粹峭拔，磊磊落落，似其为人。诗词宏婉，有一唱三叹之遗音。”

方孝孺全家被杀后，方家的原门人廖永忠的孙子廖镛与其弟廖铭冒险偷偷收尸，葬于南京聚宝门外山上。后廖镛被发觉，因收方氏尸而被杀。

      另据《明史》记载，死于此祸的较有影响的方孝孺门生有：

      胡子昭，字仲常，官刑部侍郎；郑居贞，方孝孺蜀中学生。

     方孝孺在应天府时所取中的门生刘政，时为四川都司断事，燕王登位后，官员上表祝贺，他不肯署名，投笔而出，被逮捕后投江自尽；另一门生方法政闻方孝孺死，呕血而亡……

    方孝孺全家被杀，但据传有幼子被人保护了下来。当时江苏溧水人魏泽曾任刑部尚书，朱棣入南京后，因是建文旧臣，便被贬到了方孝孺家乡宁海为典史，奉命搜捕方氏亲属时，藏匿了其幼子，使方氏得以保存了后代。后来魏泽有《过侯城里有感》一诗：

“笋舆冲雨过侯城，抚景依然感慨生。

  黄鸟向人空百啭，青猿堕泪只三声。

  山中自可全名节，天下难居是盛名。

  却忆令威千载后，重归华表不胜情。”

      侯城里是方孝孺故居宁海城中的一条街坊，方家居住于此。诗的首联写自己身为典史，在一个下雨天，乘坐着竹轿经过此地，见到景物依旧，想起主人一家遭遇，不禁感慨下泪。“笋舆”即竹轿。颔联即景抒情，黄鸟声声，空自百啭，青猿啼鸣，引人下泪。古诗中常用猿啼表示悲伤。

      诗的颈联议论，表达对方孝孺事件的看法。清代吴乔《围炉诗话》曾专门对这几句诗有过一段评论，他认为，方孝孺在当时假使能脱身事外居于“山中”自可免去灾祸，但他“盛名”太大，难以逃脱。据《明史》介绍，朱元璋初次见到方孝孺，方还年轻，朱元璋“喜其举止端正，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朱元璋看到了方的人品和才干，但认为他还年轻，需锻炼他的才干，以便把他留给后代帝王作重臣用。后来，方孝孺受到仇家陷害，逮至京城，朱元璋见其名，便释免了他。后来，方孝孺又被举荐上来，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于是把他任命为蜀王府教授。朱元璋认为，自己当政，人才已足，他看到皇太子当政时需要人才，因此把他留给了后世。当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时，手下重臣姚广孝又特地劝说朱棣不要杀方孝孺。正因为方孝孺有此“盛名”，所以朱棣要借重他的名望，一定要他起草登位诏书，以说明自己的登位是“名正言顺”，得到名流拥护。方孝孺也知道这一点，他的禀性和使命感决定了他必然要挺身而出，不会脱身事外，在“山中”保全身家性命。这也正是中国儒家自古以来形成的那种为了正义、认定了目标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传统的表现。

因此，在争论中“言语过激，而成十族大祸”，而且，大祸殃及，“诛窜之滥，及于朋友门人，郡邑为之萧索”。而方孝孺的表现，在朱棣看来，是对他初登帝位权威的挑战，不把他的挑战杀下去，难以建立起自己的威望，因此，也必定要显示其杀伐的淫威。吴乔感慨道：“帝王与匹夫言语争胜，淫刑至此，大丧君德……”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令后人惊心而感慨。

     诗的最后两句借用《搜神记》中“丁令威”的典故抒情，表示对方孝孺的怀念和崇敬。传说汉代时辽东人丁令威学道后化作仙鹤回到家乡，停落在城门外的华表上，有一少年欲用箭射之，仙鹤用人的话说：“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诗人用这个典故设想假如方孝孺的灵魂回到故乡，看到家乡及亲人所受的灾祸，也一定会情不自胜，感慨系之。

但据《明史》所记，方孝孺并无后代留下，“唯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复”，是指方孝孺的叔叔家有一子方孝复，孝复有子曰方琬。对此，金性尧先生在《明诗三百首》选注中认为：“大概因为《明史》为官修之史，故不收这类隐秘性的事件。”

关于这事的一个佐证是事过近百年后方孝孺家乡的另一位诗人谢铎的一首诗。谢铎（1435——1510），太平（今台州）人，天顺八年（1475）进士，曾为编修、侍讲、礼部侍郎等官，他也有《谒侯城里有感》一诗：

“欲向西风酹一尊，乾坤何处著英魂。

  百年事过风前烛，千古名留海上村

  香火半龛谁地主？孙枝一叶是君恩。

  夕阳满地伤心泪，付与江流自吐吞。”

      此时虽然还未正式为方孝孺一案平反正名，但事过境迁，方案已非昔日那样禁忌了，谈论或同情，已经不再会惹祸引灾了，故诗一开头便以崇敬缅怀的心情回顾历史，祭奠英灵。中间四句议论，评价方孝孺的气节永垂青史。人生百年，犹如风前之烛，风过烛灭，难以留下痕迹；只有那些做过轰轰烈烈事业的人才能千古留名，为后人所怀念。而方孝孺能在家乡留下纪念，应感谢当年魏泽冒着生命危险为方家留下后代，致使方家能“香火”延续，“枝”生一“叶”，从这一点而言，象魏泽一样的人也是应该值得后人尊崇的。末两句以夕阳满地、江流滔滔的凄凉景色作结，给诗歌带上沉重的色彩。虽然往事已成陈迹，但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毕竟太沉重了。

      在清代叶矫然的《龙性堂诗话》中，也证实了这件事：“方孝孺之族也，尚书魏公泽为宁海典史，当捕方氏，极力保护周旋，以故方氏有遗育。泽后过方故居，有句云：‘黄鸟向人空百啭，青猿堕泪只三声。’至今读之呜咽。”

     由此可见，魏泽保护方氏后代决非空穴来风，在他的家乡，与方家关系密切或同情方案的人，应该知道这个秘密，所以才有这些说法流传。至于当事人魏泽诗中，虽然写得很隐蔽，但毕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宽释因方孝孺案受牵连的后代，事实上是为方孝孺平反昭雪，因此，人们也敢公开评论此事了。当时的叶向高（福建福清人，曾为礼部侍郎、大学士）有《题方正学先生祠堂》一诗，赞扬方孝孺：

“燕歌一夜满都城，大内罘罳火彻明。

  无复看书延侍讲，仍传天语劳先生。

  两朝事往君恩在，十族烟销诏草成。

  为问精灵何处是？雨花台畔子规声。”

     诗的首联写燕王攻入南京的惊心动魄场面。“罘罳”（读fú sī），是宫阙中的窗棂，借指皇宫。“火光彻明”，写当时火焚皇宫，建文帝下落不明。颔联写的是虽然建文帝不再需要方孝孺担任侍讲了，但新君燕王仍然很器重方孝孺，希望他能在新朝中担当重任，尤其需要他起草登位诏书，为燕王登位的“合法性”增添砝码。颈联写方孝孺为了答谢朱元璋与建文帝的“两朝”知遇“君恩”，不会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而屈从于淫威的，宁愿“十族烟销”也不肯起草诏书。尾联表示对方孝孺的同情崇敬之情，虽然他遭到酷刑，但其英灵就象当年冤屈化成的子规鸟，在雨花台畔年年哀鸣。

对于方孝孺，历来也有不同的评价。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方孝孺的盲目复古进行了批评，但对他的气节人品及著作则予以肯定：“语其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文以人重，则斯固悬诸日月不可磨灭之书也。”而《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则借小说中杜慎卿的口说：“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皋门”、“雉门”是《礼记》中提到的古代天子的宫门、城门，这是说方孝孺欲用《周礼》一套复古。虽然这是作者反对儒家复古，但毕竟有点过分了。而明朝嘉靖时的王廷相则能一分为二地评价：“方逊学忠之过者欤！要亦自激之甚致之。忘身殉国一也，从容就死，不其善耶？激而致于覆宗，义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轻重失宜，圣人岂为之？文山国亡被执，数年而后就死，人孰非之哉！”方孝孺的著作名为《逊志斋集》，后世也称他“方逊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方孝孺过激的言行惹怒了燕王，招致大祸，连累了方氏“九族”及大批门生故旧。虽然要忘身殉国，但可以从容就义，何必如此牵连于众呢！虽然个人获得了忠义气节，但连累家人亲戚老幼，又失去了仁爱孝义。象当年文天祥（文山），被俘后关押了数年才死，人们依然还是称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