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年画

                               文/孙虎林

    再有两天就过年了，今儿个已经腊月二十九了。吃罢晚饭后，我兴冲冲爬上炕头，端详着被白土溏过的炕墙，喜滋滋地展开新买的年画，准备把它们一一贴上墙。这是乡下过年时最后一个节目，极具装饰性的年俗。那时，村街上不时传来一两声炮仗声，空气里弥漫着幽微的火药香。

    一进腊月，我的心里就像揣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总不那么安生，一直惦记着该买年画了。坐在教室里，心里也总想着供销社里是否已经挂上了新年画，听同学说年画已经挂起来了。放学后，我追不反待，直接冲到学校西边的供销社。果然，年画挂起来了。站在宽敞的供销社室内，抬头仰望半空悬挂的几长溜新年画，心里好不高兴。

    我左顾右盼，眼花缭乱，不知选哪一幅才好。犹豫再三，最终下定决心，选了两三幅色彩鲜丽的画儿。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营业员取画、卷画，再用一绺费报纸裹了一圈，用浆糊粘了粘，递给了我。我小心翼翼，捧着画一路回家。到家后，把它放在箱柜顶上。隔三差五打开看看，一边寻思着放假后上县城赶年集时再买几张，一边憧憬着年画上墙后的风光样儿。

    过罢腊月二十三，年集己热闹到极点。小县城东西向的主街道全变成了集市，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各样年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对这些不感兴趣，父亲一连跑了几趟，早已备齐年货。挤过汹涌的人潮，我一直向西，走向小城中心大十字街头。新华书店就在那里，它坐北朝南，引人注目。每个周末，我都要朝圣一般奔向那里，精心选购一本心爱的连环画。腊月里的新华书店喜气洋洋，年画多得数也数不清，但有点小贵。记忆中，我在新华书店很少买年画。令人高兴的是，书店外面的人行道边摆满年画。我喜欢平铺在地上的年画，一目了然，看起来过瘾。

     大十字南边的这条宽广街道俗称南大街，这时节成了年画的天下，年画的集散地。那时，我东瞧瞧，西瞅瞅，一时看花了眼。年画实在太丰富了， 什么内容的都有。老年人爱看的寿星图福态十足。画上的寿星老儿鼓着圆丘似的前额，拄着曲里拐弯的拐杖，杖头上系着一个大葫芦，膝前还有两个笑意盈盈的送福童子，喜感十足。老婆婆喜欢的胖娃娃真是迷人，看着粉团一样的胖娃娃，人们不由自主地咧开嘴角微笑着。画中的娃娃粉面桃腮，肉嘟嘟的，笑嘻嘻骑坐在一条红色大鲤鱼背上，手里拿着一朵盛开的莲花，可爱极了。小伙子爱瞅的美女图就更出彩了。除了年年出镜的中国古代四代美女外，人面桃花的女明星挂历更是搏人眼球。刘晓庆、陈冲、龚雪、潘虹、吴海燕、黄梅莹、张瑜，一个个美貌绝伦。那种健康美透着原生态的质朴亲切，远远胜过如今开足高清滤镜的流量明星。还有少男少女心仪的小虎队，四大天王，小旋风林志颖的巨幅靓照，就更酷了。至于当时买了哪类年画，时光漫漶，我已记不清了。但有两张年画，多年来一直记着。

      一张是巨幅人物画，名字叫《警惕》。画面上是一位手持钢枪的解放军战士。他伏在草丛里，目光如炬直射远方，似乎要刺穿重重夜幕。我知道，他正在守卫着祖国的安宁。另一张年画是一幅外国名画，画名似乎是《月夜》。画的是一位皮肤白皙的外国女郎。她一身白裙，斜靠在一张长长的木条椅子上。女郎身后是茂密的树林，天上是半轮模糊不清的月牙儿。夜色暗沉沉的，整个画面暗淡无光，只有女郎光彩熠熠，是画中亮点。多年以后，上了大学中文系，我才明白，这应该是一幅印象派画作，有朦胧柔和之美。不知为什么，每当想起这幅画，我都会记起小说《第二次握手》中一再提起的那幅俄罗斯名画《无名女郎》。

     当然，我买过的年画不只这些。后来，年画里有了印成连环画式样的新品，它们大多反映的是戏曲和影视作品。比如越剧《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天仙配》《牛郎织女》，豫剧《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电影《小字辈》《他俩和她俩》的生动情节，都一一经由年画逼真再现。买回家贴在墙上，就跟重新欣赏与此相关的戏剧和电影一样，倍感生动亲切。

    “右边再往上一些，再上一点，好。”那时，我跪在炕上，左手扶着年画，右手拿着图钉。四姐站在下边左右端详，指挥我贴年画。这件事儿对我说来，绝对是大事儿，一点儿也马虎不得。通常，我把最喜欢的年画贴在炕墙最中间。而后再贴其它画儿。新刷过的土墙光可鉴人，黄中泛白，透着泥土的新鲜味儿，和春雨后的田野一个味儿，好闻，醒神醒脑。而且，土墙不像水泥墙那么生冷坚硬，图钉轻易就钉进去了。

孙虎林，陕西岐山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青春祭》。